石家河城东南郊罗家柏岭：龙窑和铜玉作坊（冶金起源系列之八）

【编者按】中国冶金技术起源于何方何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大命题。郭静云教授团队近期刊发《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等著，全文分上下篇，分别刊发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和2019年3期）。

【摘要】通过对长江中游迄今已发现的可能与冶铜有关的证据的再疏理，认为当前中国青铜技术西来的说法仍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疑问，包括传入路线不明、技术发展脉络不同、青铜器的器型和制造方式不同等等。中国青铜技术并非接受外传，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在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具备矿物易得和陶窑技术先进两项优势，且其国家社会已经足够发达和复杂，足以供养工匠，并形成对金属器的需求。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乃至后石家河文化都归类为“新石器时代”，因此发掘时并不留意与青铜技术相关的遗迹遗物，留下的资料稀少零散，但是通过仔细梳理考古资料，仍可以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一百三十亩、石家河、殷戴家湾、金鸡岭，以及幕阜山区的诸多遗址等，其实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并先后出现过普通圆型炉、竖穴式圆型炉、长型横穴式炉，长条型龙窑式熔铜炉以及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铜的坑式冶铸工作坊，并且其冶炼活动深入其精神文化中，影响整个社会。这说明，长江中游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铜料并探索冶炼的过程；此时，周围地区并没有别的掌握青铜技术的文明，因此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无疑是本土起源的。

因全文较长，现分节摘发。

二、长江中游第四~三千纪遗址中发现铜料的意义

（四）天门石家河城址：青铜技术与文化中心4、东南郊罗家柏岭：龙窑和铜、玉作坊

在研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要特别注意炼炉与陶窑的相似性。其中长条型熔铜炉与龙窑结构有很多类似之处。龙窑是可以到达1200~1400度的长条型窑，先秦时用来烧制硬陶和原始瓷器。长条型熔铜炉与龙窑均有依缓坡建筑的长条型炉体，其送火口略低，而出烟口较高，这种斜坡式设计可以提高窑炉内的温度。盘龙城遗址确实存在50m长的龙窑，可知盘龙城遗址的先民已相当纯熟地应用长窑炉技术了。龙窑技术多见于长江流域公元前第二千纪遗址中，但一直缺乏龙窑最初发展情况的证据。不过，经疏理资料后，我们发现其实在石家河文化中早已出现龙窑发展的踪迹。在天门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发现的龙窑，窑长43－47m，宽6.52－20.5m，面积约450多平方米，根据发掘者所言“窑应早于玉器、铜器，或同时”。而其所谓“玉器、铜器”是由罗家柏岭作坊所出，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应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xxviii]，即石家河文化晚期。罗家柏岭的龙窑已经非常成熟，说明这显然不是此技术的源头。更早更短的龙窑在屈家岭文化中已可见[xxix]。

石家河遗址罗家柏岭区，不仅发现当时最发达的制陶技术遗迹，也发现铜器制作坊，以及当时技术最进步的玉器制作坊。

石家河城外东南罗家柏岭玉器作坊的发掘，也提供青铜铸造技术起源的证据，以及告诉我们青铜工具的一些用处。报告记载：“遗物多出土于建筑遗迹内或其上的堆积层中。生产工具以石铁为多, 陶生活用具较少, 出土有较多的玉质饰品。在T3、T7、T14、T19、T20、T30等探沟的1─3层中, 还发现有铜器残片和铜绿石等遗物。”发掘报告将其定为石家河文化晚期，公元前2400年左右。[xxx]报告所写“石铁”的“铁”当然不是“铁”而是青铜工具。

石家河城郊罗家柏岭出土的精美玉器，根据浙江博物馆玉器专家牟永抗的观察，认定为使用金属工具“砣”制造[xxxi]，因此发掘者推测石家河可能尚有小型青铜工具作坊没有被发现[xxxii]。虽然罗家柏岭曾经出土的五块铜器残片均散失于文革中[xxxiii]，无法进行分析检测，但是从加工玉器的用途可知，由于红铜性质过于柔软，不适合用于雕刻玉器，所以其工具应该属于青铜，并且不是锻造，而是铸造而成。因为若只有锻造的钻之类的工具，无法做出石家河精致的玉器。雕刻玉器时，青铜工具必然会快速折损，而需要重铸；就近重铸比较方便和实际，因此当地有制造小型青铜工具的作坊是相当合理的推测。

石家河玉器制造技术远高于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器型虽小，却刻得最为细致，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线条细阴刻技法，红山、凌家滩文化玉器所用的技术都没达到这种效果（图十一）。石家河文化玉器不可能使用绳砂磨制，只能以硬质金属的砣和钻制造。精美的浮雕与透雕玉器在石家河文化及后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颇为常见，如离石家河城很远的枣林岗、孙家岗等遗址，出现过用同样技术制造的玉器，表明以青铜工具雕刻玉器是整个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普遍特色。这亦间接表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长江中游不但已有青铜工具，且青铜工具的用途多样而先进。此外，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形状和加工技术，均被后来的商文明所继承，并继续传承于殷周。在此大脉络中，使用砣、钻等工具的技术，也源自石家河文化。[xxxiv]

简言之，学界均认为，罗家柏岭发现铜器的地点是铜、玉作坊。除了该地方曾经出土的青铜工具之外，石家河文化玉器造型也间接证明：石家河雕刻匠使用青铜工具。

5、小结

前文已表明，石家河遗址是屈家岭、石家河时代的青铜技术与文化中心。在石家河遗址所出土的铜块，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出于地层中，可能是器物的碎块；第二种，出于祭坛或神庙中，则应有神圣作用；第三种，出在冶炼垃圾的堆积中；第四种，出在炼炉或比炼炉大的坑式冶铸工作坊中。我们认为，把冶铸活动安排在坑中可能与安全考量相关，并限制碳末飞散影响人们生活。冶炼垃圾丢于废弃的炼炉与作坊中集中处理，或经常会特地挖掘垃圾坑进行埋藏。埋藏时经常会安排社会共同的祭礼活动。

(未完待续)

注释

[xxx]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217、228页。

[xxxi]王劲，《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5年，第11、12页。

[xxxii]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第228页。

[xxxiii]杨权喜，《石家河考古六十年纪念》，《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24页。

[xxxiv]郭静云、郭立新，《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河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2－8页。

【声明】本文作者为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为《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二）》（原载于《南方文物》2019年3期）。若有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作者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