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王重民:书信往来中的学术切磋

胡适、王重民往来于20世纪40年代极其密集的书信,体现了现代学术领域学者交往的一种方式。在现代知名学者中,能长期借助于这一“手段”,一丝不苟于深层学术切磋,你来我往,即或见解相左而始终心有灵犀的,则不多见。
胡适与王重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胡适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王重民不止涉猎领域广泛,且硕果累累,堪称著作等身。胡适与王重民还是教育家。他们都曾经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并且都与北京大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
2007年秋,正是基于以上机缘,并且基于同一个目的,海峡两岸的两个特定机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共同承担起编纂《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这一工作。
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汇集了胡适和王重民往来多年的治学书信。通过“书信”这一特定的载体形式,释放出极其丰富的知识信息和文化内涵。阅读两人的“往来书信”,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治学态度和见解,耐人寻味。撮述其中要义,起码体现于如下四端:
一曰学术切磋,唯真唯实。如果说学术研究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形式,那末深层的切磋和争鸣,就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催化剂。在对待郦道元《水经注》的历史公案上,胡王两人的通信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当初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王重民曾以长篇论文《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致书胡适,表明了自己的传统观点。胡适先生别有一番看法。随着探讨此案的日益深入,两人原本分歧的观点不仅趋于一致,彼此感佩之情也溢于言表。从《水经注》“公案”的探讨中,人们看到了国学大师尊重事实和“服从证据”的一言一行,感受到了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学术态度。
二曰经验感受,嘉惠学林。作为交流心得的学术平台,“书信集”荟萃了两位大师宝贵的治学经验和体会。两人在探讨问题过程中,往往是既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常能给人以融会贯通的上乘感受。甚至在某些并不连贯的“只言片语”中,也往往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例如王重民先生在版本和校勘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胡适先生在研究《两汉的太学》一文时,就曾深得王氏之助。又如作为一流学者的胡适,深谙治学之道。在1943年5月30日致王重民的信中,他就曾对宋代学者李若谷“勤、谨、和、缓”的考证方法感触颇深,于是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勤’即是来信所说的‘眼勤手勤’,此是治学成败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小识大,都可有所成就。‘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滴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和’字,我讲作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我说‘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上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这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经验”和“体会”,有益于当时,也有益于后代。
三曰心存诚敬,厚道友人。阅读当年胡适、王重民两人往来书信,两大师“诚敬”待人的态度,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无论是讨论古代人物,还是研究近代事件,两人同苦同乐,切磋讨论,灵犀一点。即便在意见与观点相左的问题上,也往往能推心置腹,求同存异,彼此启发,互相激励,塑造出了亦专家亦挚友的文人样板。为了支持胡适先生重审《水经注》案,王重民先生可谓不遗余力:不单从学术层面提出不同看法与其商榷,还经常不辞辛苦地搜集许多珍贵的图书资料,甚至在自己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还请夫人刘修业女士一起帮助誊抄转录。对于来自友人“不遗余力”的支持,胡适也总是念念不忘,屡屡言及,以至每每于信尾署以特殊用语:“匆匆敬问双安”、“匆匆敬祝双安”。
四曰国学研究,其乐无穷。考察胡适、王重民治学轨迹,无论是他们执著于国学研究的理念,还是不满足于现状而独辟蹊径的方式,抑或是决意攻克某一既定目标的毅力,都为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过去的20世纪里,重分析、重实证的西方文化,曾经一路领先,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如今的21世纪里,重综合、重系统的东方文化适逢其会,犹如一轮朝日冉冉升起。在气象万千的国学中,不只蕴含着众所周知的至理名言和座右铭,蕴含着开拓视野、弥足珍贵的辩证法,还蕴含着随处可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胡适、王重民的书信往来中体现了这一点。
来源:《光明日报》200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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