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只有来学，没有往教”是教师应有的尊严

按：本文原题为《独立治学能力的培养——我和学生的真挚友情》，载《历史教学》2017年2月下半月刊。

回味我和我的研究生三十余载、一二十年的相处，欣慰之情、温馨之情油然而生，我为他们（她们）教学、科研、行政工作的业绩高兴，为我们间的友情喜悦。他们不忘我这老朽，我则关切他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亲密如此，无他，他们在学期间，我致力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治学能力，真诚地对待他们，自信别无私心。他们不弃我，友情长存。

一、纯正求学目标与纯正教学职责让我们师生走在一起

大约在1984年的秋天，有人告诉我南开大学主楼北面路边的公示牌上有一张集体照片，是利用暑期前往青海社会调查的研究生合影，并说我指导的常建华在上面，不过站在最边上，历史系一位老师（未来的系主任）的学生比常建华略微靠里，在正中的是时任校长的学生。言下之意，学生的地位就是老师地位的写照。事前，常建华向我说过将要外出调查的事，我认为学生活跃一些好，能跟人组团出去就很好。及至听到这个照片信息，我觉得跟我学的人受委屈了，谁让我不行哩！过后不久，有一位学生对我说，某专业的某某是某教授的学生，他所以投到某教授门下，因为某教授将来能够帮他找工作。这两个信息促使我想到，报考我名下的人，是真正想求学的。与此同时，阎爱民连续五年考研究生，前四次因外语不达标未能入学，但他坚持不懈，在这期间业余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旁听我的清史、社会史课程，终于在1987年成为我的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刘毅双学位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他要报考我的硕士生，单位以某种原因不让他报考我的招生专业，后来他读博，我们师生终于聚在一起了。常建华、阎爱民、刘毅他们师兄弟有着纯正的求学目标，他们在校，专心学业，心无旁骛，至少是心少旁骛，这正是我希望的学生。

我招收博士生，考生往往在事前给我写信，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愿望，我回信要求他把写过的文章，不论有无发表寄一两篇给我阅读，然后我再作答复。周正庆就经过这个过程，我看了他寄来的评论清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的文章，认为他有深造的基础，同意他报考，而后考试合格入学。李庆新没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但我看了他的论文，知晓他的学术水平，同意报考入学。韩国金成修带着硕士论文找到我家，表示读博的愿望，我了解了她的学业基本情况后，但是对她中国文化知识心中无数，不知她古汉语程度如何，能不能读懂原始资料，如果这种基础知识都不具备，怎么能学下去，于是要检验一下，就随手在置放二十四史的书架上抽取不同朝代的两本书，又随意各翻出一处，让她念读和解释，发现她能读能解，知道阅读中国古籍没有困难，于是同意她报考，她真考中了。东方艺术系宁宗一教授向我推荐中文系吴存存副教授，我知道她富有才华，但是我考虑她毕竟是文学专业出身，历史学基础需要进一步提高，若入学了，既有中文系教学任务，又要做博士论文，同时补充必要的历史知识，可能在某个方面有所耽误，不如迟一年报考，利用这个时间补历史知识的课，期冀她成为大才，她接受建议，第二年就考试入学。有的在职者，要求报考，我考虑他的学业情况，建议暂缓报考，当然，对方可能会因失去考试机会而不高兴，我理解，我有歉意。有的有意愿者，给我寄来论文，我阅后同意报考，结果没有参加考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嫌我太不通人情吧。对有意报考者我竟然不识抬举还要有学业条件，是不是离谱了？其实我是为考生着想的：试想在职的人报考，若不被录取，在单位还能不能呆下去，若因此丢掉工作怎么办？再说了，若参加考试，要到南开大学两次，第一次是补习外文，第二次是入学考试，两次的来往路费、住宿费，对于年青人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同意报考与否的举措。为此“得罪”人，影响生源，均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我是既为考生着想，又一心一意为培养堪于造就的人才。招生没有个人目的，纯粹是为人才的培养。同时我有“只有来学，没有往教”的传统观念，不会主动让人考我的研究生，这是教师应有的尊严。

学生的纯正，与我自许的纯正，两个纯正交合，令我与我的学生聚合了。

二、培养独立治学能力的人才

对于硕士生的学习，我认为重在打好专业基础与独立完成像样的硕士论文，博士生则在讲求提高论文质量。至于说教书育人的“育人”，有组织管，不过我也稍微顾及。我采取的措施是：对硕士生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和指导写作论文，对博士生注重后一方面。

（1）掌握专业知识的本领

硕士生的专业知识培训，我注重的是：强调精读一部基本史料书，掌握史料学知识，熟练掌握专业语文工具，参加专业实习，处理好精专与博览关系。

精读一本书，即精读一部能够完整记载一个朝代历史的资料书。对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入学后我让他们精读王先谦《东华录》。这是学的我的老师郑毅生天挺先生的方法，他让我们精读《明史》。《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是一部比较好的书，但是《清史稿》极不理想，我就选择了也不甚理想的《东华录》，以便掌握清代历史的基本史料，能够明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本状况，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写出较好的清史论文。其他方向的研究生，我就要求精读一部“正史”，如阎爱民以《明史》为精读读物，兼读《明实录》。

为了同学们了解专业史书与搜集史料，我开设“清史史料学”课程，并写出讲稿（随后出版了），供同学使用。这个课程，我除了讲解历史研究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及具备史料学知识原因，重点是按照清代文献体裁比较详细介绍各种史籍，它的作者、内容、收藏、出版与学界利用情况，特别讲解史料鉴别的必要性。

专业基础，不仅是阅读专业书籍的事，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需要有起码的知识，具体到清史，古文不必说了，清朝官方语文之一的满文应当有所掌握，于是我请明清史研究室王文郁先生为杜家骥、常建华讲授满文，他们就在这时打下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金成修的研究方向是明清时期蒙古族与藏传佛教关系史，她原来已经会一些蒙文，鉴于她是撰写博士论文，她的研究方向要求无障碍地搜集、阅读蒙文史料，应能通达蒙文，因此要求她将学习蒙文放在重要地位，由于南开大学没有蒙文教师，我写信给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系友白翠琴女士，请她帮助金成修介绍蒙文老师，金成修即赴京求教，并去内蒙古大学师从乔吉、齐木德道尔吉等教授学习蒙文，为此她整学期在那里学习，结果不但完全掌握蒙文，连满文也学会了。

清代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一百多万件、册，是清史研究者的宝贵史料，不懂满文，不利用档案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就等于缺胳膊少腿。然而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档案目录与图书馆目录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清史研究生需要学会查阅历史档案，会利用档案史料。在1982-1986的五年间，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班有实习课，我每年带领十来个同学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实习，阅览与抄录“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档案资料，我也让研究生一同前往，杜家骥、常建华、张国骥、吴建华、黄十庆、王跃生、张仁善、李春燕等人都有了查阅历史档案的训练，黄十庆因此写出论文《清代的引见制度》，杜家骥在二十多年后主编出版了《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九十年代，我对当代宗族、宗亲会史有兴趣，到江西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生汪兵、马斗成、常建华指导的研究生韩凝春和我一同进行，以取得田野调查经验。

强化专业基础知识学习中，我还要求同学处理好专深与博览关系。对硕士生，我强调专深，兼顾博览。

博士生的课程采取研讨会的形式，博士后自由参加，每次一个主题，由我作引言，主讲同学报告研究见解，众人讨论，最后我作小结。这是学习港台海外的方法，效果很好。

（2）独立撰写学位论文的要求与实践

标志学业成绩的学位论文，是独立学术研究的体现，我对此极为上心。怎样才是培养硕士生独立研究能力呢，我的想法与要求是：自行选择论文题目，慎重考虑选题必要性，要明了相关的研究状况，占有足够的材料，论文一定要有新见解、新史料，写作前拟好写作细纲。

自行选择论文题目。一位硕士生对我说，有一位导师主编一本书，让同学参加写作，书很快出版了。我说各人有各种的指导方法。老师拟订了图书写作框架，章节目分明，学生去做某个节目，进行了写作，是一种训练，而且成绩很快显现出来，也是一种学习兴趣的鼓舞，这是一种培养方法。我不会那样做，我觉得训练硕士生写作能力，从自己选题开始。所以我从不给研究生出题目，总是让他们自行选取论题。在指导研究生早期，有时提出选题方向，后来也不这么做了，完全放手，让他们选取自己有兴趣、有把握做的题目。如常建华作论文前，我让他考虑在阶级关系与宗族史两方面，他的兴趣在后者，1985年5月写出约四万五千字的论文《论清朝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与其归宿》。我希望阎爱民硕士论文与中国社会结构史有关，他遂写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与人际关系》。杜家骥的硕士论文《清代宗室的政治特征》，与我的建议没有关联。由于我的研究方向在中国社会史、清史方面，所以同学们常常做社会史、清史的题目，如吴建华的硕士论文以族谱资料研究清代人口统计，台湾学者刘翠溶首先从事这一研究，吴建华是大陆学者跟进者，很有建树。张国骥硕士论文研究清代嘉道时期吏治，后来不断有相关论文披露。余新忠硕士论文《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研究（1644-1850）》，等等，皆系自选。其实，论文自家写，题目当然要自己选定，这是必然的事，何劳教师越俎代庖。至于博士生作论文，有了选题找我商议，我是尽力提出建议，促成他（她）写好。

慎重选好论文题目。什么问题值得讨论，能够研讨，会有结果，这是确定题目首先要有明确认识的，其次是明了这个题目我能不能做好。我向同学说明，选题要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样的题目做了才有意义。这就涉及到史学功能问题，具体到做一篇文章，也不要忽视这方面的思考。早期我对论文的社会价值理解较为狭窄，对政治功能关注多，后来注重社会功能，而学术价值始终放在第一位。

作文的主客观条件。题目可能很好，但是能否做好，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比如有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做研究素材，这些史书收藏在什么地方，南开大学图书馆有没有，天津市图书馆有没有，如若没有，究竟收藏在何处，你有条件去阅读吗，如果不能，再好的选题也不能做。还有，倘若选题需要多学科知识，需要掌握多种语文，衡量自身学识条件，可作就作，否则只有舍弃这个好题目。要之，确定选题必须慎重，选题不合适，做不下去了，再换题，耽误了时间，很难从容做好新题目。

新见解、新史料的具备与掌握前人研究成果。我要求同学的论文，一定要充分收集资料，别人没有用过的新史料，而后才可能有新见解。新见解、新史料两者兼备很难，但起码要有一项。为此，需要阅览前贤论著，明了这个课题的学界研究状况。对这种信息的掌握，我认为很重要，读人家的文章，会有观点、材料的借鉴，会有思考的启发，这是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也不会去写与别人雷同的文章。把握学术研究信息，是学习态度与学习方法的问题，常建华对此处理非常好，他把掌握学术信息与掌握史料放在同等地位，而且反复分析信息资料，以加深对信息的理解，我就请他给研究生做专题演说。要之，文章设若没有见识和新史料，对学术毫无价值，这种文章不合格，就没有写作的必要了，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

拟写详细论文提纲。有无学术建树，自己就可以衡量，关键是我向同学讲，写作之前，一定要拟写提纲，反复推敲，有了提纲，大体就知道自己文章的有无价值，好在那里，弱点在什么地方。

这些书写论文的想法，我系统地讲解，还会针对同学的具体情况，突出解说某一方面。如此这般，表明我着力对硕士生独立研究能力的训练，让他自己选题，自己写提纲，然后写出全文，是自始至终的自我完成过程，经历一篇文章的写作，就知道怎样作论文了，这就是独立研究能力。我的目标在这里。如果你不能独自研究，尽管早有成果面世，后来还要学会独自写文章的方法。我也希望研究生不必忙着发表文章，基础打扎实了，必会有文章的陆续刊出，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学生的史学研究成果令我十分喜悦

经过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许多同学有了自行研究能力，有的硕士又在其博士导师指导下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他们在经历一段时间磨砺后，史学著述相继问世，硕果丰盈，我很高兴在这里作出表述，祝贺他们学术上的成长与成就。

（甲）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跨越一步，以高品位著作贡献学林。

杜家骥攻读博士学位，受我的老师杨志玖教授指导，我是副导师，他扩展硕士论文研究范围，写出博士论文《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已经行世的著作有：《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清朝简史》《杜家骥讲清代制度》《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礼俗》《皇太极事典》，主编《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的明清分册、《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尚有待刊的《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对八旗制度发展变化及其与政治制度、事件关系作出系统研究，论点中肯：八旗合而为一、分而为八的体制，是八旗制的基本特征；决策体制，从入关前的八分体制下八旗旗主及所领八旗的联旗会议，演变为更能反映皇帝意志的王大臣参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成中央集权化；八旗分封制保留主奴性的领属关系，影响及于汉官，令君臣关系呈较强烈的主奴性，造成清代皇权极端专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我的推荐出版信指出，这是“一部关于清朝皇室与蒙古贵族联姻史的系统、翔实而极具原创性的学术专著，是掷地有声的厚重之作。内容和史料占有，寻觅出595桩满蒙联姻的个案，是将满蒙联姻史实可以说全部清理清楚，而发现如此规模的民族上层通婚，不仅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范围的民族上层关系史中也是罕见的，因而是应该着重研究的重大史事。总之，该书学术成就提高了学术界对满蒙联姻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拓宽了它的研究领域，而且所揭示的方方面面的史事，及得出的新认识，对清代政治史、满族史、蒙古史、边疆史及民族史的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微观考察，还是宏观的理论认识，都有参考价值。”他是学界公认的清史、满洲史、满蒙关系史专家。常建华自读硕士开始有志于宗族史研究，长期坚持下来，博士论文《明代宗族研究》（加工后梓行）。他在宗族史方面还著有《宗族志》《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还涉猎韩国宗族史和族谱学，著有《朝鲜族谱研究》一书，是中国宗族史专家，目今正在主编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他不只是研究宗族史，在社会史广阔领域驰骋，如在风俗史方面著述《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还有《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观念、史料与视野》《清史十讲》《乾隆事典》等书。关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一书，我的《序》云：（该书）“讨论了清朝的基本国策——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和以孝治天下，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对策，对待民间群体、民间风俗习惯的政策及其归宿等。所研治的对象，是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是清代史应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研究得成功，清代历史的轮廓就显现了，所以建华弟用‘国家与社会’来概括他的此项研究，我想是甚为精当的。而学术界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应当说这是建华弟的一种学术贡献。”他是教育部、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在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张仁善的硕士论文论述清代礼制、法制与社会，十几年后扩充成《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一书（2001年，2013年修订再版）。阎爱民在撰写前述学位论文同时，写出《汉代人的生活交往与舞》《西汉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及其特点》，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后来撰著并出版《汉晋家族研究》一书，从家与族关系、家族发展状态、婚姻形态等方面进行了汉晋家族史的整体研究，因此我在《序》中说该书“寻觅到汉晋社会婚姻形态、家族结构和家族制度的特色，认为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变化时代，是清除原始婚姻习俗、取代家族的‘后氏族’特性而使得家族制度完成重新构建，进入一个新时代。他是继承前贤关于商周是中国古代血缘组织演变一个重要阶段的学术成果，提出汉晋是又一个重要转变阶段的见解。”马斗成书写宋代眉山苏氏（“三苏”家族）家族史硕士论文，他在研究上不停地围着这个主题展开，十年后形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一书（2005年版），无论是内容的丰约与分析认识的水平，文字的驾驭能力，都是大大地提高了。他进行的是宋代家族史个案研究，很少见，我比较中古个案家族史研究之多，在《序》中指出中古是士族时代，到了宋代，世道大变，士族已然消失，科举制的进一步发展，官僚士大夫的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央，宗族正在由士族宗族制转向官僚士大夫宗族制。研究这种历史背景的家族个案，不消说，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家族转型与定型的考察，是中国家族通史的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该书的学术价值由此显现。汪兵硕士论文题目是《明清血缘群体私有经济形态及其性质》，后来撰有《“共”：中国人的公私观——兼论血缘群体私有制》《皇权_绅权_族权_兼论划清中西文化传统的界限》《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谱牒_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档案》等文，在天津师范大学首创开设《家庭学》课程。上述诸位学友后日的著述，都是硕士生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的再创造。

（乙）博士生的学术造诣与成就

对于下述诸位学友学术造诣、博士论文我都以欣赏的态度给予好评。韩国吴一焕于1992年春天到南开大学，成为由我指导的访问学者，一年后成为博士生，众所周知，1992年中韩刚刚交建，他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那时就研讨《明末清初明、朝鲜海上交往与移民研究——以辽东海上交通与在朝鲜的明遗民宗族活动为中心》课题，而后写成专著（2006年印行），因此我的《序》说他的书是“深入学理分析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中朝关系史专著”，读者将见到四百年前（明清之际、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中朝（中韩）关系史的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侧面：海上交通的开展与明朝人的移民朝鲜。刘毅治学方向是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博士论文《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我的《序》说该书是“执著与严谨的追求之作”。李庆新对我说，您给师兄弟著作写序，对刘毅师兄评价最高。评价高，我还不是纯粹从著作的学术水准讲的，我着眼于他的学术环境。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学系）是改革开放后才设立的，没有基础，没有这方面的学术权威，该系教师必须凭自身业务走向学术界，刘毅就是这样，不到十年，就为文博考古界学者认可，成为陶瓷学会理事。而我自己不同，南开古代史师资力量一流，郑毅生师带领我们进入学术圈，而刘毅是个人独创，令人佩服和感叹。百家讲坛名家孙立群，我们是老同事，从我读博，已经研究有素，1992年以第一作者合著《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998年合著《中华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2003年出版《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2007年，将在百家讲坛的演讲稿整理成书——《解读大秦帝国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他是看准故事，提炼故事，揭示故事警世内涵，予人有益启示；他演说故事，层层剥笋，娓娓道来，打动人心；他很好将人物的性格·人品·命运联系在一起，成为“开人心智的高品位之作”。余新忠硕士论文就借用源于西方的公共领域概念和理论，对清前期浙西北地区的基层社会精英的构成、活动、晋升途径及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学术研究问题意识强，故能成为我国大陆首先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被评为教育部“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外著有《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及社会应对研究》《道光事典》，译著《瘟疫与人》，新作《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极其可贵的是，不以西方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而是通过尽力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来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来揭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他是青年长江学者，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与常建华及其他成员支撑社会史研究重镇——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金成修攻读博士五年，大多数人是三年，我也知道国外读博士好几年、十几年是常见的，但是我还是催促她早毕业，她就是精益求精地延长学习时间。其实她的学术基础非常好，通达文字较多，除母语韩文之外，还有汉文、英文、日文、藏文、蒙文、满文。她勤于钻研，理解力很强，学术眼光敏锐，博士论文《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富有学术见解，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2009年夏季我去首尔参加学术研讨会，她的父母宴请我，席间我说金成修已成为学者，她的母亲很高兴，说当教授容易，成学者难，很为女儿的学术成就而自豪。周正庆的《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2006年）博士论文，内容之一是从食糖的使用研究糖与社会生活关系，我认为是“糖业研究新方向之作”。周正庆在最近几年连续到福建东部福安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搜集民间文书一万多件，为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研究准备充足素材，可喜可贺。宫宝利的博士论文《术数活动与明清社会》在2009年与读者见面。这是人文学科与科技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难度之大非同寻常，需要有学术勇气方能进行。术数活动，长期被世人、学界视为迷信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研究的逐渐开展及观念的不断更新，对术数的认识开始从简单的批判，转向以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思考，试图得出符合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宫宝利对术数的定义和研究范畴作出界定。他说“数”包含数理、定数、气数的意思，“术”指方法、技能。术数“是一种方法、技术、手段、技能，是古人依据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某一学说、理论，进行推测、预言人事吉凶和社会变化的技术手段”和活动。基于这种认知确定研究范畴为：命理、风水、相术、占梦、测字、择吉、占星、望气、扶乩、易卜、龟卜、求签、六壬、奇门遁甲、马前课等各种各类的术数形式及其在明清社会的踪迹。他探讨了术数活动在明清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人们参与的程度、情形与原因。他认为从事术数活动的人群可以区分为三类：职业术士群体；掌握术数技能的士人官绅；一些道士、僧人以术数为谋生手段，成为兼职术士。他强调术数史研究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即从术数社会史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利于我们通过术数活动，了解历史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不能说宫宝利的研究完善地说明明清术数史，而成就诚为难能可贵。吴存存，读博期间，被派往澳大利亚教学，后来留在澳洲的大学教书，游学美国、英国，现在执教于香港大学文学院。她是性别史专家，先后著有先后著有《明清社會性愛風氣》《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moeroticism in Imperial China: A Sourcebook》《戲外之戲：清中晚期京城的戲園文化與梨園私寓制》。杨杭军从事清代中期政治史、社会问题史研讨，写作《清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及其影响》《清代中期社会问题的根源探析》《清代中期基层社会问题探析》，在清中叶政治史的研究上颇有成就。赵全鹏，博士论文论述清代老年社会问题，后来作有《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专题文章。他工作于海南大学，在海南商品大潮下不为所动，坚持学术研究，对黎族传统社会基本状态、早期文明史综理清晰。赵全鹏和杨杭军合写《明清时期芦洲的开垦与芦政》。2006年是我的博士学友专著问世之年，有五部书，除前述常建华、吴一焕、金成修、周正庆之作，还有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研究》。李庆新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尤精于海洋贸易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著述《濒海国度——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外向视野》（2010年），使我们获知中国对外贸易史的某种特征：对外贸易、海洋贸易中，由唐代至清代，均发生所谓“礼仪之争”，开放的王朝对兼负商业性的外洋使臣之跪拜礼要求时或持通融政策，封闭王朝则是僵硬态度，对外关系以行否“国礼”为转移，是为古代中国王朝的传统政策，带有规律性；王朝主导的朝贡贸易，历来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以赏赐夸耀中华的富庶与强大，此种“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纳入王朝政治体系，“朝贡国”各自与中国王朝形成疏密不一的关系，显示王朝的御“外夷”之道；海洋贸易的物品，以奇珍异宝为主，供皇室与社会上层享用，故而通常由宦官执掌其事，而涉及民用的物品甚微，于民生未见有益。透过海洋贸易的这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实质的认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是王朝也即皇帝的国家；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还著有《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等书。他的著作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颇能予人以启示。李庆新在广东社科院组建海洋史研究中心，成绩显著，所创办的杂志于今已经出版十辑，将出纪念刊，让我题词，我在2016年11月19日写道：“研究海洋史，推进海洋资源利用和维护。”祝愿他有新成就贡献于社会。

（丙）硕士生继续关注社会史研究

我的硕士学友工作后，有的继续社会史、清史的研究，写出作品。吴建华、王跃生在我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撰写第十一章“科举制下士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吴建华作文《“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依旧时”——明清彭氏的寻根活动与根性认同意识》《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状元的命运》《清代庶吉士群体简析》，撰著《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中华姓氏谱·彭姓卷》《姓氏文化与家族社会探微》主编《中国社会史教程》。王跃生从事中国人口史、近现代家庭史研究，著有：《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析》等书，《从档案资料看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等文。他一心钻研学问，怕教学影响研究，谢却清华大学的聘请意向。王学华作《清代满人民族心理探析》。张仁善作《清代宫廷乐舞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他在中国法制史、法律社会史、中国法律文化领域耕耘，撰著多种：《法律社会史的视野》《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1928—1949》、《近代中国的主权、法权与社会》、《1949中国社会》等。李春燕著《试探影响清代家庭自然结构的社会因素》，杨丽英作《中国古代社会教育探析》。此外，郭玉峰、胡中生二人均为我取中的博士生，入学后转由常建华指导，他们都为我主编的《清代宗族史料选辑》提供大量资料。郭玉峰博士论文《明清以来湖南家族人口研究（1368－1949）——以婚姻行为、生育行为为中心》，是人口行为史研究中的探索、创新之作。胡中生著《明清徽州人口与社会研究》，对徽州人口史进行“人口与社会”整体性讨论，这很符合于历史学界“整体史”研究的愿景，他在这一领域从事整体史研治，对历史学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三、师生互相尊重的真诚友情

我们师生友情，我想先说说2015年五月的三件事。近年我在国外居住时间较多，师生见面机会就少了，然有学友不时询问我何时回国。去年五月我回津，十七日接到李庆新广州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将有北方的学术活动，定于20日先来看我，我很高兴，就邀约在津的杜家骥、孙立群、阎爱民、宫宝利、刘毅于那天晚上在一家餐厅聚会，然而飞机晚点六小时，并没有影响我们欢聚的情绪——尽欢始散。庆新定于次日下午离津，中午，昨晚因有讲座未出席的孙立群做东和我为庆新送行。在这期间我与庆新电话不断，关心他旅途的平安、愉快。与此同时宫宝利邀请我和杜家骥、常建华、阎爱民往秦皇岛抚宁“野长城”学术旅游，他以前不止一次让我们去蓟县，那里有独乐寺、乾隆行宫和黄崖关长城，我因怕影响他教学和行政工作，谢却了。这次主要是利用周末时间，我们遂于二十三日出发，由宝利驾车，几小时后到达抚宁驻操营，此地为明代九边驻军营房与操练场所，我们参观城堡遗址，有城墙、城门，眺望长城、敌楼、烽火台。第二天去界岭口参观，当地一位老人主动介绍长城走势、城堡、村落文化状态，这里长城蜿蜒起伏，有东西二敌楼，村前有小河，街道整洁。驻操营，嘉靖间戚继光驻军于此，军中多浙江义乌人，今日居民多有他们的遗胤。我们见到一位张姓人士，往义乌寻根，找到族人，但是抚宁族人没有族谱，无法验证。此次游览，无意中获得当前民间的宗亲活动情况，获知界岭口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野长城”，未修缮开放的长城），而长城、营房的建造，开支浩大，深知战争真是人类灾难。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学术考察。从抚宁返回，适有张仁善从南京来南开大学法学院主持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我们偕同四位准博士晚间欢叙畅饮。回忆九年前，我在澳洲悉尼，在新英格兰大学执教的吴存存给我夫妇买好往返机票，让我们去她那里游憩，我们虽对她的破费感到不安，但对她的美意和诚意，我们领受了，游历了景区，吃她制作的浙江美食醉鸡，回味无穷。今日写了这些，师生温情犹荡漾心头。

我们的友情，是长期相互关怀建立起来的。2013年五月我们师徒聚会中，黄十庆说他1987年毕业时，人民日报李炳清编审代表报社为录用他来南开大学调查，期间我请他吃饭，并请历史系主任刘泽华教授作陪，事后，李氏对十庆说他从未见导师为学生的事这样破费的。这件事细节我已记不清楚，其时我的心情是为十庆高兴，为此请客是愉快的事。他后来结婚，夫妇二人特地来津，我和他的师兄弟欢聚，其乐融融。还是八十年代，一位硕士生，寒假期间，女友从千里外来到南开大学，他们要结婚，似乎女方父母不太满意，使得他们处于喜忧参半心理状态，为此我举办家宴，邀请他们，并请杜家骥、常建华、阎爱民等多人出席，为他们祝福，赋有婚礼的意思。外地来考研者、学生毕业，我都会请他们便餐，因为远处来考试，不容易，也是一种缘分，不论能不能来南开大学上学，我这地主之谊一定要表达出来；至于毕业后离开，不再可能朝夕相处，更是依依惜别，期待后会有期。我虽木讷内向，对青年学子内心充满关爱情谊。余新忠学业成绩优秀，不时获奖，有一次他拿一篇论文，要我写推荐信去申请一项奖励，我因他得奖多，对他讲你不如让一让，这次不去竞争，要知道你总得奖，可能会有人嫉妒，可能会制造什么障碍，影响你专心治学，反倒不好。他遂同意不申请了。二十世纪末，我和新忠同行赴大连出席研讨会，新忠要帮我拿旅行箱，我说你是出席学术研讨会，不是随从，应给与会者学者形象，所以我自己拿，及至到达会议报到处，头一天到的杜家骥在门口等候我们，我心里热乎乎的。李春燕、王学华为与我关系密切的会议、出书，破费颇多，感谢之情存于心田。师生的友情，建立在彼此信任上。一位研究生要出国，有人有条件地提出帮助办手续，他拒绝了，告诉我此事，我谢谢他的信任，支持他的选择。总之，我希望学友做学问精益求精，做人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具有学者风范。

行文即将结束，我想讲讲教学相长的感受，我从学友得到的学术启示和帮助。我承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宗族志”项目，交稿后，编纂处按规则要找人审改，让我推荐审改人，我考虑到王跃生是家族史专家，就提名请他，他遂应聘，在审改中我们默契有加，合作得非常愉快。前面说到杜家骥的满族研究成果，我借用了：我写《雍正帝》时，见到雍正极其放肆地辱骂满洲臣子，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家骥说的“领主”意识，遂用以解释。近年我研究明清时期的徽州名族史，不止一处引用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的研究成果。阎爱民撰有“一本观”的文章，又给我写信解释：“两汉时代以后的士族宗族时代，是宗法在贵族阶层的扩大化，不像以前的‘五世而斩’。两宋时期的民众化，主要是扩大到庶民阶层，所以一本观念的提倡，具体的实践大多由此而来。”启发我深入思考，并用到写作中。发表文章要有英文提要，我不会英文，常常请余新忠、阎爱民将中文摘要译成英文。我研讨民国时期宗族史，张仁善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复印国民政府礼制文件，邮寄供我使用。八十年代后期，常建华告诉我国家档案局有意调查族谱编修、收藏情况，我就请他去档案局联系共同调查、编辑族谱目录，他进京交谈，取得合作意向，我就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馆长曹贵林研究员联系，取得共识，于是三家合作，乃共同编写出《中国家谱联合目录》（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中国家庭·宗族·宗族研究系列”图书，找到常建华约稿，并由他转告我，于是他的《明代宗族研究》，阎爱民的《汉晋家族研究》，我的《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都纳入该系列，于2005年梓行。

教学相长，切身体会，确实如此！

2016年12月5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