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与现代新史学之建立

【内容提要】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诸人。齐思和准确判别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将西方史学最新的理念方法传输国内。在此基础上,齐思和对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史改造的途径和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阐述,构建起一套相对系统的史学方法论体系。齐思和对民国史学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评议,梳理总结新史学的脉络和得失,指示其发展方向。齐思和对西方史学潮流的体认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把握相互呼应,折射出20世纪史学新旧转换的必然归趋。

【关键词】齐思和;新史学;民国史学;史学方法论

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策动“史界革命”起,建立和塑造一种有别于传统正史的新史学遂成为现代学人的共同企盼。以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各派学者,尽管对新史学的内涵和精神体会不一,所取的路径方向殊异,但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合力铸就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以往学界对新史学运动中梁启超、胡适等名宿巨子及张荫麟等后起之秀皆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但对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民国史坛上的少壮派学者齐思和却缺乏应有的关注。①齐思和从步入史坛之日起,即以改造建设新史学为一种自觉追求,对现代新史学的发展路向展开持久而富有价值的探索,其识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因此,本文拟对齐思和在此方面的理念和作为做一专门探讨,以期更全面、更清晰地还原现代新史学建立的行程和面相。

一、引介西方史学新知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史学被普遍视为塑造中国新史学的样板,因而引进传播西方史学蔚为一时风尚,“新史学之介绍,诚我国现今迫切之求已”[1]。但当时问世的一些译介西史的作品,并不令人满意,“许多书中对中国旧史学的缺点固然说的很好,但是对于现今西洋史学的体例和精神,大多数的书中,似乎未曾抓住……旧史学已被打倒,而新史学还没有建设起来,于是中国史学界走到最混乱的时代了”[2]。即便是以西洋史改革中国史学的先驱梁启超,也“不甚谙西史,所主张往往似是而非”[3]。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于中国史学所入极深,而于西洋史学则似尤隔膜”。[4]被称为“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5]的何炳松虽然用力甚勤,但所译多是通俗教科书,而没有介绍当代西洋第一流史家的著作,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②此外,胡适、傅斯年、何炳松等在欧美所学皆非史学专业,回国后却成为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这自然也限制了中国史学界认识接受西方史学的普遍水准。

民国学界在引介西史方面的最大欠缺,是一般学者在西学即新学的观念支配下,对西方史学演进轨迹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西方史学本身的时代落差较少留意。最主要的是,当时学术界一般都未明确觉察到美国“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新旧殊途。在时人眼中,它们不是代表新旧两种不同的史学,而是同属新史学的范围,并无质的区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参考书目中,关于“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就推荐阅读兰克史学方法论的结晶——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即使以译介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的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也是一知半解,其撰著立论仍以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和伯伦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的兰克史学同流。难怪朱谦之感叹说:“我们试翻一下国内史学方法的名著,哪一本曾脱却Ranke的史学方法论的范围?”[6](P211)这就产生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在西方已是明日黄花的兰克传统史学,在中国却被奉为圭臬,与鲁滨逊史学共享“新史学”之誉。

1935年从哈佛学习西洋史归来的齐思和则未落入此窠臼,而对兰克学派的落伍和现代史学的新趋势有着清醒的判识。他在其《史学概论讲义》中提出:“现代史学最伟大之理论家”为法国年鉴学派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其最重要之著作为La Synthese en Histoire(Paris,1911)与L'Hisoire Traditione et La Synthlse Historique(Paris,1921),前者于历史之解释建设一新系统,后者攻击旧史者之错误,所谓将有所立,必有所破也,二书于现今历史之研究,影响最大”[4](P15-16)。在论及史的范围时,他称英国史学家格林在《英国人民史》自序中称其为“史界革命之宣言书”。他援引德国史学家兰波提对兰克史学的批评:“政治史家如阮克者(Ranke)者,仅研究一事之如何发生,而彼则考证一事之由来。”[4](P12)亨利·贝尔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才是现代史学趋势之代表。可见,齐思和对西史的发展脉络有清晰准确的把握。

齐思和引入西史时,重点涉及西方现代史学中的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第二,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此二问题为中国传统史学所无。齐思和虽非最先注意此二问题的人,但他能充分顾及问题本身的学术史,客观展示各方争议,最后博采众说,参以己见。

历史科学化是近世学者的致力方向,但在学理上历史学是否为一种真正的科学则存在争议。分歧的起点是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若将科学仅限定为自然科学,则历史非科学。齐思和折中西方学者Max Nordau、Edward P. Chesney的观点,将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异之处归纳为四点:第一,自然科学应用直接观察,而历史应用间接观察;第二,历史不能有实验;第三,历史不能建设定律;第四,史家不能预见。但齐思和仍倾向于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史家虽以其所研究之对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因之其研究方法,亦不能与自然学科之方法相同,而现代史家治学之态度,则与科学家毫无差别”,“史家之目的为真实,舍此外更无其他目的。实事求是,不夹杂任何情感,乃现今一般史家所共持之态度。是史家之治学态度,与自然科学者初无二致也”。[4](P42)不仅如此,“其治学方法,亦于自然科学家者根据同一原理,采取同一步骤”[4](P43)。总之,虽然各学者对科学的范围意见不一,对历史是否为科学的主张不同,但史学方法是科学的当毫无疑义。更可贵的是,齐思和还借用蒙那德(Gabrie Monod)、曲威廉(George M. Trevelyan)之说来调停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冲突。历史研究结果之发表,“此永远需要艺术家之技术,以惟有艺术家之头脑,始赋有形式与生命之想象力也”[4](P48),“凡各科学,皆有其科学与艺术两方面,自其研究之方法言之,则为科学,自其研究结果之发表言之,则为艺术”[4](P48)。齐思和引述的这些认识,对校正当时流行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明了史学客观求真的限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于历史学的相关学科和辅助学科,民国学界被奉为圭臬的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一书,只列出了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如文字学、校勘学、古物学等,而对相关的理论学科避而不谈。[7](上篇第二章“辅助之科学”)这一做法为国内众多“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作品所沿袭仿效。而齐思和则克服了这种偏失,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联予以阐析,他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称为相关科学,“相关科学为与历史关系最密切之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与历史学相同,虽然历史是探讨事实真相及事物由来,社会学寻求控制社会的普遍原理,但若“社会学家评籍史家之事实,抽绎法则,以综合其事实,始不致流于蹈空武断;史家就社会学之理论,寻求事实,以考核其理论,然后其考订不致流于芜杂琐碎。如是则相得益彰,取用不竭”[4](P53)。政治学与历史学也有着天然联系,“不研究过去,则不能了解现在。故欲了解现在之制度法律,须由历史研究入手”[4](P54),而政治史以其记载国家的成立发展与衰亡,与政治学关系尤密。马克思之后,“经济史观,应用极广,经济社会史之探讨,成为风气”,今日史家无论研究何时何地的史事,“皆不得忽略其经济方面”,都应对经济理论具有常识。地理学与历史往往并为一科,是历史学重要的相关学科。齐思和这种对社会科学的重视态度,与当时占主流的实证派大相径庭。实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社会科学是与历史学不相关的杂货。③实证派对社会科学的排斥态度,暴露了其与20世纪世界史学潮流的疏离和隔膜。而齐思和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与历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则把握到了新史学的关键。

除归纳评述西方史学界的理论方法外,齐思和对一些西方史学作品进行评介。在他看来,“吾人如欲研究西方政治社会之由来,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则通史之外,须择一二重要国家,为一比较精深的研究,然后对西洋文化之演变,始能有明确之概念”[8]。齐思和在《史学年报》上发表《英国史书目举要》和《美国史书目举要》两文,分别从通史、分期史、专史、传记、参考书五个方面列举相关作者和著作,并分析了书目的价值。④在《史学概论讲义》一书每章所附的参考书举要中,齐思和不但分类开列相关的外文书目,还对部分书目做了简要介绍和评论,其中多是尚无中译本的参考书。

齐思和在输入西史方面虽不若梁启超、何炳松声名显赫,但却有独到之处。其一,民国学界引介西史者颇不乏人,而能够真正深入西学堂奥得其精髓者尚属凤毛麟角,齐思和即其中之一;其二,与梁启超引入日本文明史学、何炳松译介美国鲁滨逊派新史学、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雷海宗、林同济宣扬文化形态史学不同,齐思和不宗主一家之言,并非西方某一学派的代言人,而是着力于阐述当代西方史学演变的一般趋势和主要命题。这对于国人把握新史学的精义、使本土史学走上现代之途有更多的助益。

二、构建现代史学方法论

史学方法是历史学的神经中枢,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新史学欲取旧史学而代之,必以方法论的根本变革为先导。齐思和在引进原汁原味的西方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相对系统的现代史学方法论体系。从历史的定义与范围、史学的目的及价值、历史的体裁与分类、史料的种类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到专题研究的工作步骤、国史改造的途径与步骤、社会史的研究法等具体研究路径,齐氏皆有详细阐述。较之输入西史,这种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对中国新史学贡献更大、更直接。

史学方法论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历史的定义。梁启超曾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9](P1)齐思和对此观点做了集中批驳,斥其混淆了史实本身与史实记载,指明:史非史籍而已,乃“事迹之本身”,即“以时间为本位之古今事迹之全体也”。[4](P1,3-4)齐思和进而指出,旧日史家对历史范围的认识,只包括“人类社会之进化一方面,而非其全体”。中国旧日史学,几乎都集中于政事的叙述,“专以英雄豪杰奇才异能之士为对象”。不同的是,“现代史家之趋势,亦在注重平常人日常生活之演变”。[4](P9,11)

关于历史的目的及价值,劝诫、资鉴、爱国心之激发,是旧日学者研究撰史的主要目的。齐思和认为,现代历史研究的唯一目的“在于寻求真理也”,“事实可以矫正理想,理想不可牺牲事实,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可牵就学说”[4](P30)。持此态度治史,其著作才能有科学价值。至于历史的功用,古人的态度往往过于实际,以至所写出的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现代史家为矫此弊,一谈到历史的功用,即以无用作答。实则历史并非无用。因此,“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10]。这一观点与美国新史学派基本一致。

历史编纂须选取一定的结构框架和叙事模式,此即史书的体裁。新史学的理念既与旧史学大异,其体裁制式必然有所革新。齐思和指出,中国旧史学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最重要,三者各有短长,而纪事本末体“去距吾人之理想不远”,唯范围和分目不适于现代。在西方史学,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色诺芬、李维等“以述故事之法,以散文叙述史事”,记叙体遂为西洋正史的体裁。今日中国史学的改造,“非采取西洋史体裁不可矣”。[4](P84,87,88)

与史书体裁相关的是历史分类。中外旧日史学分类皆重体裁而轻内容。《隋书·经籍志》将史书分“正史”、“古史”、“杂史”等13类,英人培根将史书分为编年、传记、记述三类。这些分类法已不合乎今日需要。现今西洋图书馆及史部目录多以内容分类,如杜威十进分类法,将史部分为通史、地理、游记、传记、古代史、近代史六大类,近代史又依时代区域划分若干小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更为细密,尤能将史学与辅助学科加以区分。但上述两种方法便于图书归类而不合学术需要。美国史学会编制史部书目一书,集乙部目录之大成,分为26类,每类之中,又分细目。“凡内容相同、性质相关之书籍,皆归于一部”[4](P99),颇便于普通史家翻检利用。齐思和认为今后中国史书的分类应取用此法。

历史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和根本,因而史料观成为史学方法论的一个要害。齐思和认同“无史料则无历史”[7](P1)之说,将史料视为历史知识之来源,认为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如工业家需要原料、化学家需要药品、生物家需要标本。史料分遗迹与文字记载两类,记载乃间接观察,遗迹可直接审览,因以遗迹为要。文字记载的史料虽不如遗迹直观,但保存流传较广。文字记载包括档案、私人文件、刻文、记述四类。其中,档案是历史活动的直接产物,最为重要;而记述系间接知识,占史料中的最大部分。[4](P102,104,108,111)齐思和对原始材料、直接史料的重视与梁启超、傅斯年等大体接近,盖吸取了西方实证史学的合理因素。

齐思和特别肯定了正史的史料价值,其认识有别于时流。晚清“新史学”派对旧史的激烈抨击和甲骨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彻底动摇了传统正史的中心地位,以至形成“不看二十四史”的局面。⑤齐思和力图矫正此偏弊,重新论究了正史的地位。他认为,正史是“吾国最重要之史料总汇集”,就现有的史料遗存来看,正史是“历代极重要之史料”。相对而言,正史大部分在今日已具有原料的价值。后代修史多抄撮原文,少有改易,故“正史虽非同时代之史料,而其价值几与同时代之史料等”。[4](P112-115)齐思和既承受了西方史家重视直接史料的观念,又充分顾及中国史料的实况,提出公允切实的见解,较之傅斯年等偏重直接史料、只找材料不读书的做法要胜出一筹。[11]

齐思和还就专题研究、国史改造、社会史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做了探讨。他一再强调,“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12],因而他对专题研究的工作步骤分问题之选择、资料之搜集、材料之整理、假定之成立、撰作、修改与编订、其他各部之编制七方面进行了论述。[13]关于问题之选择,第一,要注意范围适中,不可过于宽泛;第二,问题要有意义和价值;第三,题目要有新意,前人研究较少;第四,所选问题要有可行性。⑥论及撰作,他特别对时下考证文章“辽绕艰涩,枝蔓苛碎”,“征引原文,恒失之冗长”的文风提出批评。[13]

随着西史输入中国,国史的改造日益迫切。齐思和认为国史改造不能局限于细枝末节,而要进行彻底全面的改革。究其原因,第一,今日史家治史要本着客观态度,探寻真理,实事求是,摒弃主见,这与昔人劝诫资鉴的目的态度已截然不同;第二,今日史家在方法上远较前人细密,各种科学提供了治史新工具;第三,今日史家的研究范围远较前人广阔,侧重点全然不同;第四,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前人之所未见者,后人见之,前人之所不知者,后人知之,昔人著作遂有随时修改或全部重写的必要;第五,今人于史重客观的了解,须研究事实如何发生和何以发生。历史哲学造成历史观的转变要求重写历史。

对于如何着手改造国史,在齐思和看来,应从专题研究入手,随着专题研究的积聚扩展,“于是有专家出焉,根据个人探讨与同好之研究,为一综合的整理,范围较广之叙述,而专史成矣。其后又好事者,鸠合专家,合编通史”,“是故有专题之研究然后始有专史,有专史然后有通史。此不可紊之次第也”。[14]时下国内之所以未产生标准之通史,根源即在于缺少足量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和凭借。

此一认识与何炳松不谋而合,何氏也主张通史著述应该缓行。他认为:“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功夫……我很希望我国的新史学家少抱一点编辑通史的野心,多做几篇彻底研究小问题的专著。”[15](P166)何炳松编译《通史新义》一书,非提倡通史撰著,而是力图对当时盛行的通史编纂风气有所匡正。他提出:“通史不宜独尊也”,“通史为便览之书,史料为通史之库,如徒求便览之书而不惜毁史料之库,是得鱼忘筌而舍本逐末也”。[16](P9-10)不过,何炳松与齐思和对通史的看法仍有差异。何炳松流露出一种轻视通史的意味,齐思和则视通史为一种高级工作,“现今西洋史家所致力者多为综合工作”[13]。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社会史异军突起,成为一个最富生机的新兴领域,齐思和对其发展也有所建言,并论及农业史、农民起义史等社会史问题的研究方法。⑦他指出两个应注意之点,首先是体裁义例。即应先明了社会史所包括的问题和所应采取的方法,以免流于琐碎。社会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其体例内容与以往政治史差别巨大,可参考西方史家已有的成果。何炳松的《通史新义》对社会史研究有所涉及,但因出版较早,其内容已不能代表现今社会史的发展。他推荐法国亨利·贝尔的《人类文明史》、美国斯来生格的《美国生活史》等作品,希望参酌其体例再结合中国史的特点开展社会史研究。其次,研究此学宜采用比较方法。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具有共性,在同一经济状况之下,社会制度往往大同小异。“政治史家所研究者多是偶然之事,而社会史所研究者则多普遍现象”[17],因此外国社会的发展过程足资我们参考比较。齐思和进而强调,比较非纯粹比附,“既须究其同,亦须辨其异”。他批评道:“迩来间有治是学者,专取外人如莫尔干等一派人类学家之学说为骨干轮廓,再就中国史中似是而非之史料断章取义以比附之。”齐氏主张:“夫学说须根据事实,而事实不能迁就学说。吾人固当用西洋之方法以研究中国之事实,亦应以中国之事实修正西方之学说”。[17]其时,社会史研究者多受唯物史观生产方式学说的主导和支配,不免公式主义的流弊,简单化的注疏式作风,典型者如社会史论战时期的诸多论作,而齐思和主张以一种中立开放的姿态,广泛参考欧美史学的成果,同时又避免迷信外人和盲目比附,则可望将社会史研究引入正轨。

三、对民国史学动态的观察与评论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渡时期,其变化的速率和幅度是前所未有的,常常是“爆炸”式、“井喷”式的。在这场空前的学术变革中,齐思和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齐思和以其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对民国史学的发展进行即时的总结和点评。齐氏不是泛泛而论一般性史学问题,而是有的放矢,根据当时史学发展状况提出对策和建议。这为新史学的运行发挥了一种校正引导作用。

早在1931年,在燕京大学求学的齐思和便发表一篇题为《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的文章,对国内史学动态进行综述。他指出:近数年来,“新史学已由破坏时期入于建设时期。……今后之工作,在以新史学方法作建设之工作耳。近二年来,我国史学建设之成绩,已有可观”[4](P186-187)。文章从“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方面,总结表彰了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史学”取得的成绩。[18]在齐思和看来,近二年考古学由国人自行发掘自行研究而迅速发展,“此诚中国史学史上最足纪念之一页也”[18]。他分别介绍了“北京人”的发现、安阳发掘、易县考古、谭国旧城发掘等考古成果。对于近二年出版的有创获的史学书籍,齐思和予以择要评述。其中包括顾颉刚编的《古史辨》第二册、故宫博物院影印的《筹办夷务始末》、李济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二期)、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的《明清史料》、瞿兑之的《方志考稿甲集》。

齐氏此文所论列的主要是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实证派的成绩,显然是将此派视为新史学的主力。他一再申述:“胡适之顾颉刚先生提倡新史学方法”,“顾颉刚先生为我国近年来新史学运动之急先锋”。对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的工作也是推崇备至,重点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史语所组织的考古发掘活动。对于史语所编的《明清史料》,齐思和论曰:“按近世史学方法,一切历史考证,皆需根据基本史料,故清代档案,未完全整理之前,清史直无从谈起,该所此举,可谓史学界最有价值之工作,苟能从速整理,裨得早观厥成,尤吾人之所切望者矣。”[1]新史学的古史研究是齐氏评析的重点,但他对古史领域出现的另一支劲旅——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却未置一词。

此时齐氏对西方史学的认知也尚未超出当时学界的一般水准,其眼中的西洋新史学、科学史学是以兰克为代表的。他说:“自阮基(Ranke)批评史料客观研究之说起,远近响应,于是史学遂逐渐科学化。其后学者更推阐恢宏其说,条理愈密,理论愈深,史学遂臻科学化矣。”[1]他虽认可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谓马克思“阐明生产方式为人类一切文明制度变动之基本原因,使史家觉悟经济要素在历史上之重要。皆于近世史学极有贡献者也”,但对宗奉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作品(刘剑横的《历史学ABC》)施以严厉批评,称其“抹煞事实,妄加论断,疏浅偏宕”。[1]

齐思和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最有实力并占据主流的一派奉为新史学的代表,折射的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普遍认知。在时人看来,中国新史学的建设沿此方向展开将是一片坦途,将达到与国际史学接轨的目标。但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史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代表的实证派出现下滑和分化,唯物史观派平地崛起,颇有后来居上之势,两派争长竞短,互有得失,中国新史学的发展面临着新问题。

1946年,齐思和在《大中》上先后发表了《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两篇文章,对当下史学发展进行反省和展望。他在《现代中国史学评论》中指出:当前史学界有两种畸形的发展力量,一是以琐碎考订发达的掌故派,一是“因厌弃掌故派繁琐苛碎的考订,遂要研究中国整个社会的进展”的社会史派。尽管两派是当时学界最重要的派别,但在齐思和看来,他们都不算是真正的历史家。掌故派“选择一个窄深冷僻题目作一到[?]穷源意[竟]流的探讨”,然而即使问题能解决,可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何贡献?”掌故家“在方法上似乎是继承乾嘉诸老的考据,但是他们并不治经学小学,显然和乾嘉诸老的学问并不是一路”。[2]同时,这一派又受西方汉学家的影响,由这些学者的著作,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殊不知诸如伯希和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史学界中并没有地位,他只能被称为汉学家,而非历史学家。

社会史派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选题较掌故派更重要,但其著作“大多数所根据的史料并不充分,所以其结果也并不如掌故家的坚实。在史料驾驭方面既不精又不细,且对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知半解,缺乏系统的认识。在研究中国社会进展之初先有一个固定的成见,然后再找些材料来证明他的假设。往往是先有一套史观,而后找材料”[2]。他们提出的问题虽都很重要,可惜往往急于求结论,最终导致作品失于粗滥。社会史家“专门对于中国社会史中的‘演变’,‘矛盾’,‘崩溃’发挥许多理论,或者某时期的中国社会是走到什么阶段。这类著作,与其说是历史,毋宁说是社会学”[2]。

基于掌故派与社会史派各自的弊端,掌故派只知聚集材料,“缺乏思想,缺乏史观”,而社会史派又“有史观,理论,而缺乏材料”,齐思和提出:“掌故派和社会学派应当放弃彼此互相轻视的态度,而应采取对方的长处,切实合作,掌故派要放弃他们冷僻的问题而采取社会学家的问题”,社会史派在讨论一个理论时,“先要找到充分的证据,在用一个名辞的时候,先要清楚它的涵义”。今后历史的发展应该“以理论来作为选择问题的启示,要以材料中获得理论”,最终达到“理论与事实合一”的状态。[2]齐思和以一种中间立场对两派同时做出批评和反省。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氏已能够正视社会史派的价值和贡献,与留美前对此派完全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态度大大不同了。这表明他此时对新史学建设路向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一文中,齐思和对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专题研究与社会史合一,将专题研究作为国史改造的开始。他强调,这里的专题,并不是琐碎片段而无意义的,乃是大问题的枝节,必须与整个社会问题有关。第二,中国史与西洋史合一。中西二史应打成一片,最重要的是要用比较方法,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西洋史,以西洋史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史”。第三,断代史的研究要均衡发展。国内和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偏重于首尾和中段——上古、近世、元史,而对秦汉、隋唐、明代的研究却很少。即使是研究较多的时段,其关注点也有所偏离,广度深度皆有不足。在上古史方面,学者的精力大部分集中于神话的讨论上,而对于有史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学术制度的进展却鲜有注意。对于近世史的研究,“所注重者似乎太偏于外交方面,至于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注意的人并不多,了解的人自然更少”[3]。齐氏特别提示,应当着重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这几个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

齐思和此论,既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又通盘考虑,具备全局眼光,与蒋廷黻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19](P68)的主张相呼应,指示了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路径。日后邓嗣禹以英文撰作《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一文时,结论部分直接袭取了齐思和的观点。⑨

1949年的政治变局使史学的发展也处于一个转折关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预示着这一转变的来临。文章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对比的视野阐明晚清民国中国史学演变的趋势。在齐氏笔下,百年史学发展是以社会史研究、唯物史观史学为顶点和归宿的,而晚清新史学、古史辨运动只是初步的阶段。他赋予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社会史论战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课题”。齐思和还介绍并肯定了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研究成绩,指出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开始由初期的创造进入成熟时期。[12]齐氏此文旨在把握现代新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一趋势和方向就是社会史。此文客观上为唯物史观派正统化确立了学术合法性。

可见,此时齐思和的认识与1931年发表的《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截然异趣,与1946年两篇评论文章的观点也有明显的分野,对社会史派的批判锋芒已经消失。例如,齐思和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绝无公式化”,唯物史观派的最大弊病已被克服了。其立场态度发生了根本逆转。无怪乎有论者称其为“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史学的第一篇,它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叙事第一次变迁的发生”[20]。齐氏何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转变,一方面可能是受到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时代变局的刺激,唯物史观派政治上的成功抬升了一般学者对其学理价值的估量,另一方面也是齐思和以往认识的一种深化,二战后新史学在西方已经取代传统史学而居于主流,世界史学的趋势日益明朗化了。

结语

齐思和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之一。1945年,杨堃将齐思和列为近十年来“第一流的史学家”。[21]齐思和虽没有学界领袖的声望和势力,但作为杰出的专家学者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具备严谨深湛的研究功力,更拥有精准犀利的学术眼光。与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不同,齐思和对现代西方史学的方法和精神具有准确的把握,并能以之为参照改革和建设中国的新史学。齐思和明确意识到,鲁滨逊、年鉴派所代表的新史学是现代西方史学的趋势所在,而在中国史学界,与之相埒的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浸成一时风尚,此极可喜之现象也。”[18]但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与西方史学又有所不同,它缺少了19世纪西方史学专题研究的积累和专业史家的分工研究的阶段。19世纪西方史学“经百年之努力,历史各部大抵已皆有公认之定论,权威之著作”,“皆有无数之专门的研究”。[4](P117,213)中国史学比西方落后百年,于此尚是一片空白。因此,身处20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迎头赶上世界史学发展的新潮流,另一方面又要弥补19世纪专题研究的缺课。而且,专题研究的阶段是不可缺省、不可逾越的,否则新史学的综合研究将成空中楼阁。其时,社会经济史研究因缺乏专题研究的储备而长驱直入横扫史坛所造成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新方向的代表但实际成绩不佳,不能独当建设中国新史学的大任。这就要求社会史派必须与实证派携手合作,使“专题研究与社会史合一”。惟其如此,中国新史学才能真正发达。这在当时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学林》第4期;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85页。)事实上,抗战以后,中国史学已呈现出各派力量融合互动的趋向,已开始步入一条健康的轨道。然而,1949年后,唯物史观派凭借与体制的共生关系而独领风骚,其他学派遭受压抑,以往多元竞争造成的动态平衡不复存在,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命运由此彻底改变了。

注释:

①学界关于齐思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有马克垚:《学贯古今,史通中外——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戚国淦:《史坛巨匠,后学良师——怀念齐思和先生》,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齐文心:《先父齐思和生平及著作简述》,载《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齐文颖:《勤奋,创新,爱国——纪念先父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载《燕京学报》新26期;肖良璁:《在史学上独辟蹊径的齐思和先生》,载《燕京学报》新6期;张光华:《齐思和治史方法简论》,载《邯郸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等。上述文章多着眼于齐氏史学的具体成就,而非从民国时期新旧史学转换的宏观层面展开论析。

②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即便是何炳松译鲁滨逊的《新史学》,齐思和似乎也并不认可,否则就不会有20世纪60年代重译之举了。

③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30014。

④齐思和:《英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1936年第2卷第3期;齐思和:《美国史书目举要》,《史学年报》1937年第2卷第4期。

⑤详参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⑥齐思和的《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八章内容属此,不过其名目为“史料之寻求与整理”,所附“参考书举要”为关于历史研究法的,可知此章有些名实不符。齐氏在《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3期发表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应为《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八章更完整的版本。

⑦详见齐思和:《研究中国农业史之重要》,载《乡土杂志》1945年第1卷第1期;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载《大中》1946年第1卷第5期;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⑧稍后顾颉刚将现代中国史学家区分为北平、上海两派,虽以地域划界,但其特征与齐思和的归纳相同。详参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载《文化先锋》1947年第6卷第16期。

⑨可参见邓嗣禹:《50年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载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64页。

　【参考文献】

[1]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载《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3期。

[2]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载《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

[3]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载《大中》1946年第1卷第5期。

[4]齐思和:《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5]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非综合之意)法则的(非叙述之意)科学新议》,载《现代史学》1935年第4期。

[6]朱谦之:《文化科学的方法论之一——现代史学方法》,载《朱谦之文集》第2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7]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李思纯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8]齐思和:《英国史书目举要》,载《史学年报》1936年第3期。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载《燕大月刊》1930年第7卷第1、2期合刊。

[11]陈峰:《陈寅恪“预流”说辨析》,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2]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

[13]齐思和:《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载《食货》1936年第3期。

[14]齐思和:《改造国史之途径与步骤》,载《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5月1日。

[15]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6]何炳松:《通史新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齐思和:《研究中国社会史应注意之点》,载《大公报·史地周刊》1937年2月26日。

[18]齐思和:《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载《朝华月刊》1931年第2卷第4期。

[19]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0]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载《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1]张好礼(杨堃):《社会科学讲话第八讲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载《读书青年》1945年第3期。

来源：《求是学刊》2014年4期第145～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