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说《孙子》

《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属于人文学术，大体相当现在的“文史哲”；后三类属于科学技术，大体相当现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还有相关的技术，当然还有现代人称为“迷信”的非科学成分。

中国传统：人文，经为首；科技，兵为首。

中国古代，兵学很发达，说别的可能脸红，这事一点儿不吹牛。历史上，中国的兵学最发达，搁到全世界去讲，也一点儿不吹牛。

研究人类社会，现代科学叫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学问，一门是政治学，一门是经济学。经济学，发达比较晚，不如政治学。

《礼记·哀公问》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1]

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西方传统，研究人，主要有两门学问，一门是伦理学，一门是政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原来是搅在一块儿，老是分不清。古人都讲“以德治国”，我国这么讲，外国也这么讲。大家都盼望“好人政治”，相信“好人”搞出来的政治一定是“好政治”。

柏拉图作《理想国》，喜欢讲正义。他老把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混为一谈，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

这类想法，和我国差不多。比如孔孟一派的思想家就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小，焉有大。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细胞，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

这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亚里士多德作《政治学》，才把伦理和政治分开来。他知道，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的“城里人”，离开城邦，什么也不是，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2]

马基雅维利作《君主国》，第一次把政治当作一个“坏世界”来讲。他把政治从伦理剥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政治学。他很像中国的法家，讲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跟道德掺乎，非常诚实，非常坦白，非常严肃，因而也非常冷酷。

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都强调大道理管小道理。

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科学。

中国的政治学，告别道德后的政治学，叫“刑名法术之学”。这门学问，毫无疑问，是由法家奠定。但法家成于秦也败于秦，在中国的道德世界始终抬不起头。只有它的兄弟学科一脉单传，留于后世。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兵法。

中国的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兵法”。[3]战国晚期，天下流行的是“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韩非子·五蠹》），治国和用兵分不开。特别是讲“大战略”，两者分不开。[4]现代军事学，头一条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兵法，早就这么讲。

《孙子》开篇讲“五事七计”，“五事七计”的头一条就是“道”。“道”是政治。

我国古代，“道”是终极性的原理，管着一切小道理的大道理。

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大道理。数术讲天地，方技讲身体，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真正讲人，主要集中在兵书。

兵书是讲“人道”。

《鹖冠子·近迭》有一段话，和《礼记·哀公问》形成对照：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

作者生活于杀人盈野的战国晚期，当时的战争太残酷。其惨烈程度，空前绝后，只有上一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相比。这对人的世界观是很大的刺激。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很难理解历史。

战争是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兵法是解读历史的金钥匙。

中国人是把兵法当作研究人的大道理。[5]

兵法是一种斗争哲学

兵法研究的是人。

有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冲突，小则妇姑勃谿，大则你死我活。

人比动物更能“窝里斗”。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借西方哲学概念重新诠释中国的子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两部开山之作。他们都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

兵书，按传统分类法，是附属于子学。中国的技术书都归子学。过去，儒经占据统治地位，子学低于经学，技术又低于子学，《孙子》没有地位。除了军人，除了喜欢议论军事的文人，没有多少人关注《孙子》，更不用说其他兵书。子学也好，兵学也好，都是赖西学而复兴。

胡适、冯友兰，他们讲先秦哲学，是以儒、墨、道为主，虽涉名法，旁及阴阳，但于兵书、数术、方技，全都不着一字。冯友兰讲他的“取材标准”，特别提到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的《支那哲学史》，讥讽该书太高抬《孙子》，竟把兵书列入哲学史的范围。

兵书是技术书，最讲实用，这样的书，难道也有“思想”，也有“哲学”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他们会问。

我说，当然有——不但有，而且很有。战争，人命关天，千变万化，奥妙无穷，不动脑筋，不长心眼，那不是找死？

哲学是爱智之学，兵法最讲智慧，里面当然有哲学，而且是最聪明最机灵的哲学。我甚至可以说，中国式的思维，和兵法有很大关系，不懂兵法就不懂中国哲学。

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这么看，武装斗争出身的毛泽东不这么看。

毛泽东研究兵法，主要在1936—1938年，兵法和哲学是一块儿读。1936年，他写信给叶剑英，让他派人到白区买《孙子兵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他引用过《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937年，他读过苏联出版的哲学书。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身，1937年7—8月）中，他引用过列宁的《哲学笔记》和《关于辩证法问题》，也引用过《孙子·谋攻》（同前）。1938年，他在延安组织过一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读《战争论》，读恩格斯的军事著作，请何思敬从德文翻译，边译边讲。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他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郭化若将军是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他写过《军事辩证法》（1999年），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1939—1940年），写过《白话译解孙子兵法》（1944年）。他们都把《孙子》当作很有哲理的著作。1949年后，中国各大专院校的中哲史教材普遍讲《孙子》，讲《孙子》中的辩证法，应该说是延安的遗风。

1958年和1980年，冯友兰两次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收入了《孙子兵法》。今天大家都承认，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没有《孙子兵法》不行。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辩证法就是起源于《孙子兵法》。[6]

《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兵法，都很有哲学味儿。这种哲学是什么哲学？其实就是生存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是以斗争求生存的哲学。

人与人斗，很残酷，但无法回避。这是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人的所有行为，不管哪一种，都是对生存环境的反应。

英国战史家富勒说，19世纪，有三个“卡尔”是讲这种哲学的先知，一个是普鲁士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一个是英国的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的“查尔斯”，就是德国的“卡尔”），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这种哲学。[7]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最早。1911年的《大战学理》是最早的中译本（从日文版节译）。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很有哲学味道，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由于列宁和前苏联军事界的重视，由于毛泽东和延安军事界的重视，在我国影响很大。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比前者晚16年。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的译本。由于十月革命，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中国也影响很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比《战争论》和《共产党宣言》都晚，但中国人知道进化论，却比《战争论》和《共产党宣言》要早。《物种起源》在中国出版是在1920年，但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已经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亡国灭种”的“盛世危言”下，对中国人的震撼，简直如山呼海啸。其社会学的意义（救亡图存）要远远大于生物学的意义。

革命和战争有不解之缘，有目共睹。两者都是暴力，互为因果。现代的两次革命高潮就是和两次世界大战相伴随，不必多说。

今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值得纪念。他的《物种起源》，在美国常被人骂，被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骂，甚至有人把他当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骂，骂他，甚至超过了马克思。其实，《共产党宣言》比《物种起源》早11年。

古人讲战争，喜欢从含牙戴角、前爪后距，擅长使用毒药的动物说起。[8]战争确实很动物，兵法的很多想法都来源于打猎。

动物战争，一直是人类战争的参照。它们为了争夺食物，争夺水源，争夺领地，争夺交配权，打得不可开交。动物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类的丑陋。动物是人类的老师，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在种内攻击这一点上，人类比动物更突出。

动物，上天、入地、下海，无所不能。它们，浑身上下，全是高科技，雷达、声呐、远红外、GPS、电磁波、生化武器和各种伪装术，应有尽有。即使讲武器，论技术，动物也是人类灵感的源泉。我看电视，经常看跟动物有关的节目，就是从动物学军事。

人类非常好斗，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斗争，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斗争。这是个冷酷的事实。研究这个冷酷事实的哲学叫斗争哲学。

虽然，“斗争”二字，现在已经不时髦，但斗争依然存在。

兵书四门，贵谋尚诈

西汉晚期，刘向、刘歆把天下的兵书分成四门：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汉书·艺文志》）。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

（一）权谋

班固的定义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权”是权变，“谋”是谋略。“权谋”是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的大计。古代兵书，《司马法》、《六韬》和《孙子兵法》，是权谋的代表作。战争全局，是“用兵”和“治国”的关系。比如《六韬》，既讲治国，又讲用兵，就是属于“大战略”研究。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是《老子》的话（出第57章）。治国是靠“正”，御臣下也好，管老百姓也好，要守规矩，讲道德。但用兵不一样，它是对付敌人，想方设法，跟敌人拧着来。它靠的是反规则，这叫“奇”。比如《司马法·仁本》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忠）人（信）”就是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讲“兵以诈立”，就是讲“以奇用兵”。

“先计而后战”，是《孙子》的特点。它以《计》篇为头一篇，先庙算，次野战，次攻城。计必先定于庙堂，然后才兵出于境，这就是“先计而后战”。

“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是说它有综合性，下面三类，它都讲，就像医书中的医经，不光有理论性，还有综合性。《孙子》，不但《汉志》著录的82篇本可能是四门都讲，今本十三篇也是如此。

（二）形势

班固的定义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形势”，是战术对策，好像医书中的经方，对症下药。它强调的是快速反应，灵活机动。兵书讲形势，对话体，最方便。但《孙子》不这么讲。它是把“形”、“势”二字当一对矛盾，先作理论分析（《形》、《势》、《虚实》），再作过程描述（《军争》以下五篇），从“合军聚众”到“交和而舍”，从走到打，一环一环扣着讲。

“雷动风举”，就是“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后发而先至”，就是“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就是“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这些话，都出自《孙子·军争》。

（三）阴阳

班固的定义是“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阴阳”，是数术之学（古代讲天文地理的学问）和阴阳五行说（数术之学的理论）在军事上的应用，主要和天地有关。俗话说，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指这类学问。这类学问，早期文献多已失传，读者要想了解，只能看出土材料。这里简单说几句。

“顺时而发”，是讲选择时日（术家叫“选择”），用兵要合于时令。古代的选择书经常讲用兵，兵书也经常讲选择。出土发现，子弹库帛书、睡虎地《日书》，很多数术书，都有这类内容。

“推刑德”，“刑德”是一种选择术，它和用兵关系很密切。马王堆帛书《刑德》就是这种书。孔家坡汉简《日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随斗击”，古代占卜，有一种工具叫式盘，当中是北斗，周围是二十八宿，北斗犹如表盘的指针，二十八宿犹如表盘的刻度。古人相信，斗柄指谁谁败，相反的方向才是吉。孔家坡汉简《日书》有《击》和《斗击》，就是讲这种数术，张家山汉简《盖庐》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因五胜”，是讲五行相胜的数术。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就是讲这类数术，孔家坡汉简《日书》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这类学问，充满迷信，但在古代，却是“高科技”。古代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地理学，就是集中在这一类。

《孙子》也讲兵阴阳，主要集中在后半部。一是《军争》到《九地》，《孙子》处处讲地形，涉及阴阳、顺逆、向背；二是《火攻》，《孙子》讲“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讲“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这类学问，古代叫风角。诸葛亮借东风，就是这种学问，古代属于兵阴阳。

（四）技巧

班固的定义是“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技巧”，和人有关，既和武器的使用有关，也和军事技能的训练有关。

“习手足”，“习”是习练，“手足”是人的手脚。古代的军事训练，包括单兵格斗和阵法操练。单兵格斗，也叫“技击”或“武术”，有徒手和器械两种。它包括手搏（拳术）、剑道（剑术）、射法等。古代的军事体育，角牴（摔跤）、蹴鞠（古代的足球）、博弈（六博和围棋），也属这一类。[9]阵法操练，主要是队列训练。现代的制式动作（如分列式）就是这种训练的遗产。

“便器械”，“便”是便利，这里指熟悉和掌握；“器械”指戈、矛、剑、戟、弓矢等武器。

“积机关”，“积”是储积，“机关”是机械性能复杂，用钩牙、齿轮、滑轮、皮带和绞车操作，带有自动或半自动特点的武器。[10]“机”是器之巧者，“关”是有控制装置。比如攻城守城的各种器械（如弩、炮和楼橹、辒之类），就是这类武器。

“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指用于实战，特别是攻城和守城。大家读一下《墨子》中的城守各篇和宋代的《武经总要》，就会明白，中国古代最先进的武器，主要是用于攻城和守城。

谋略在先，技术居后，这是中国的传统。[11]

谋略的本质是什么？是“诈”。

再说“兵以诈立”

“兵以诈立”是《孙子》原书的说法（《军争》），后人叫“兵不厌诈”。我在北大讲《孙子》，就是用这四个字作我的书名。

什么叫“兵以诈立”？我们要弄清两个概念，什么叫“兵”，什么叫“诈”。这两个字的含义并不简单，对研究《孙子》很重要。

（一）什么是“兵”？

《孙子》全书，第一句话是“兵者，国之大事”，第一个字就是“兵”。

这个字，现在的出版物，白话翻译本也好，英文翻译本也好，除我，几乎毫无例外，全都翻成“战争”，我必须指出，这样理解并不准确。正确翻法，“兵”是“军事”，不是“战争”。军事的概念比战争大，打仗有军事，不打仗也有军事。

我们要知道，现代汉语的“军事”一词，是从日语借用的外来语，相当英语的military affairs。[12]卫灵公问陈，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军事”就是“军旅之事”，和军队有关的事，中国古书原本就有这个词，也叫“兵事”。[13]

“兵者，国之大事”，正确的翻译是“军事，是国家的大事”。

“军”和“兵”是军人，是军队，既包括人，也包括他们的武器。“兵法”研究的“兵”是武装起来的人，而不是战争。古代训诂，没有以战训兵的例子。

什么是“兵”？古书用法有三个含义：

（1）“兵”是武器，相当英文的arms。“兵”字的本义是兵器，但我们要注意，《孙子》中的“兵”字，没有一处是指兵器。[14]

（2）“兵”是军队，相当英文的army。《孙子》中的“兵”，主要指人，不是军队，就是与军队有关的事。即使不打仗，照样有军事，古人叫“武备”，“武备”也属于军事。

（3）更确切地说，“兵”是用武器武装起来的人，即所谓武装力量（armed forces）。

这种词义辨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战争史，武器的发展太快，令人眼花缭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军事史就是武器史。马克思曾经说，商品世界是个头足倒置的世界。[15]武器的世界也是个类似的世界。

现代兵家几乎等于兵器家。

这里，我们要辨明的是，军事的主体是人，而不是武器。

（二）什么是“诈”？

韩非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这是“兵不厌诈”的出典。

“诈伪”的本义是什么？“诈”跟“作”有关，“伪”和“为”有关，都暗示着某种人为制造的成分。人为制造造什么？一是造形造势，造各种假象，二是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形势重要，心理效果也重要。

在《兵以诈立》中，我曾提到，克劳塞维茨说，弱者比强者更偏爱“诡诈”。[16]这话很重要。但这里我想补充，“诈”分两种，“暗箭”固然是“诈”，“明枪”也可以是“诈”。而且一般地说，两种“诈”总是相互制衡，充分体现出什么叫“不平衡的平衡”。

人们往往容易记住的是弱者的“诈”，而容易忽略的是强者的“诈”，以为强者完全是依赖实力，根本不用“诈”。其实，依靠实力的“诈”同样是“诈”。有一位研究武器史的美国专家说得很清楚，“美国冷战军事思想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其外表太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对手不得不认真对待”。[17]

当代有两种“诈”互相斗法：

（1）核讹诈（国家恐怖主义），苏美两强对抗，主要比武器，比国力（政治、经济、外交的总体实力），古巴导弹危机是典型案例。

（2）恐怖战术，弱对强，实力太不对称。弱方几乎一无所有，只有AK47和“人肉炸弹”，“9.11”是典型案例。

这两种“诈”，都利用对方的恐惧，有强烈的心理震慑作用。前者是靠绝对优势，绝其交援，围死对方，困死对方，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吓倒对方，用武器的优势抵消伤亡，用最小伤亡换取最大胜利。后者是靠不怕死的精神，你怕死，我不怕死，抓住强国和富人的最大弱点，朝死里整。

怕死有怕死的主意，不怕死有不怕死的主意。

《孙子·九地》有两段话，值得玩味：

一段话，是“夫（霸王）〔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一段话，是“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

“王霸之兵”靠的是实力，“诸、刿之勇”靠的是勇气。

唐且使秦，秦王以势压人，霸气十足。他说，你听说过“天子之怒”吗？那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就是“王霸之兵”。唐且只有一个人，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说，那你听说过“布衣之怒”吗？那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这就是“诸、刿之勇”。

这不是血肉之躯和坚甲利兵的悬殊较量，而是人与人的拼死搏斗。

“兵以诈立”还是“兵以器立（或兵以技立）”

战略源于诡诈。中国，兵法挑战军法，兵法脱离军法，“兵不厌诈”是标志。从此才有战略研究。

中国的战略文化最发达。贵谋尚诈，是中国军事学的传统，这反映在兵书分类上。

上面讲兵书四门，权谋、形势是谋略，阴阳、技巧是技术。它把谋略摆在技术之上，这就是贵谋的表现。

中国讲谋略，权谋是大计，形势是小计，它是把权谋摆在形势前。

中国讲技术，阴阳和天地有关，技巧和人有关，它是把阴阳摆在技巧前。

这四门，无论谋略，还是技术，都是强调人。武器往哪儿摆？是放在技巧下面讲，跟人搁在一块儿讲，没有独立的地位。

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不能拆开来，片面强调，像相声说的，眼睛和鼻子哪个更重要。“兵法”的“兵”是什么？“兵书”的“兵”是什么？它既是武器，也是军队，两者是结合在一起，要说重要都重要。

大家说武器比人重要，从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武器的进步，武器的革命，突飞猛进，太明显，人有什么进步？几千年都过去了，要从身体看，还是一鼻子两眼儿，没什么进步，不但没有进步，还有退步。武器越发达，人类越怕死。文明人，都是娇气得不得了。

武器发展快，武器真厉害，没错，但大家不要忘了，武器是人造出来的，人不是武器造出来的。武器可以杀人，人也可以消灭武器。消灭武器，才是人类的理想。[18]

可惜，现在的兵学，已经变成兵器学。很多人都相信，由于技术的发达，武器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人，变成废物点心。

人和武器，哪个更重要？这是老问题，不是新问题。

中国古代有个传说，是讲这个问题。据说，黄帝手下有六个大臣，天官叫蚩尤，他是武器的发明者，历代祭祀，号称“兵主”，是个邪恶的战神。蚩尤反叛，黄帝伐之，九战九不胜，非常苦恼。最后，还是靠了两个人的帮助，才打败蚩尤，让他死得很难看。这两个人叫风后和玄女，一男一女，他们有高招。蚩尤有好武器，他们有好阵法（九宫八阵）；蚩尤会兴云作雾、飞沙走石，风后有指南车，可以辨方正位。指南车是什么？就是古代的GPS。这是高科技打败低科技。科技可以提高武器的性能，但科技的源头是人。

现在的武器，最厉害最厉害，莫过于核武器。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当时都以为，武器发展到这一步，到头了。这是“终极武器”或“绝对武器”，[19]跟施瓦辛格演的那个电影（《终结者》）一样，它是“终结者”。美国有了这玩意儿，很得意，开始设计他们的“世界议会”，把联合国当自己家开的商店。大家都说，原子弹一出，谁都不用打了，打也没戏。它是“和平之神”！[20]但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纸老虎。[21]美国有了原子弹，也害怕，一怕自己下不了手，二怕别人有。而事实上，很快，苏联就有了核武器。武器是传染病，从来如此，现在怎么样？早就把世界传染了。大国都有这个“富贵病”，后边不让排队，但总有排队的。[22]

我说过，Discovery Channel有个节目，就是讲“终极武器”。它说，这种武器，一点不新鲜，人类一直追求这玩意儿，已经不知发明过多少次。

什么是“终极武器”？“终极武器”是人。武器当然可以消灭人，但全称的武器消灭全称的人，这是人类的自杀。

最近，美国打过四场战争。他们觉得，一口恶气，总算喘过来。大家说，美国的武器太厉害，不能不服，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谋”还有什么用？“诈”还有什么用？人还有什么用？现在已经不是“兵以诈立”，而是“兵以器立”、“兵以技立”。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我说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

有人说，打仗如打架。打架，己所不欲，强加于人，看谁拳头硬，看谁拳头大，和打仗一样；除了动拳头，还要抄家伙。没有家伙，怎么行？武器确实重要。

战争，除了短兵相接面对面的肉搏，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躲在武器后面打，谁都想找个称手的家伙，隔老远，就能打到对方，而对方却够不着自己。弓箭，已经包含了这种设计。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武器发明者的共同追求。力量大、速度快、距离长，加精确打击，一样不能少，现在的火箭、导弹，后面还是这一套。

但打架和打仗，毕竟不一样。项羽说，“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就学“万人敌”（《史记·项羽世家》）。“万人敌”才是打仗。打仗是集团性的搏斗，千头万绪，千变万化，没有头脑行吗？人，四肢退化，大脑发达，要开运动会，什么都比不了动物，连参赛资格都未必有。进化半天，就剩这么件东西，你还说没用，这不是开玩笑？

很多人讲人，都是只讲身体，不讲脑袋。

高科技不是科技产品，不是武器，而是人的聪明才智，人的创造发明。科技和谋略的对立是人自身的对立，不是武器和人的对立。它们的关系，只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谋”的意思是战略，战略的意思是对战争全局的通盘考虑。既曰全局，便既有军队，也有武器。科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人说，在核武器面前，道德、勇气毫无用处。什么“二百米内硬功夫”，什么“人的因素第一”，全是笑话。

人，血肉之躯，不用说杀人无数的核武器，就连最原始的武器都抵挡不住，哪怕一根棍子、一块石头都可致人死命，这还用说吗！

武器从媒介和手段变成主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战争，不是人和人打，而是武器和人打，武器和武器打。大家都揣着宝贝，你往天上扔个宝贝，我往天上扔个宝贝，看宝贝和宝贝在天上打。

这类说法，不是笑话，而是神话。我叫“当代封神榜”。

现在，由于武器的发达，有人开始幻想无人战争，不仅天上飞的是无人飞机，而且地上跑的是纳米战士。人还有什么用？这种神话，不但把我们的脑子搞傻，还导致了对战争的美化。从保存自己讲，是“零伤亡”，对国内民众好交代；从杀伤敌人讲，是“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杀死的全是恐怖分子，没一个老百姓，多仁慈。

军队变成医院，杀人的都是大夫。

当代战争给我们描画的前景，不是“没有武器的世界”，而是“没有人的世界”。

然而，再好的武器，也不是神创，而是人的发明。即使现在，最先进的武器，也还离不开人的操作。即使最发达的军事强国，比如美国，也还养着陆海空三军。没有人的战争，目前还没发明。

没有人，武器和武器还打什么劲？那不是闹鬼了吗？

没有人的世界，武器只是废铜烂铁。

兵法，对人类道德的挑战

兵法是杀人艺术，军人是职业杀手，用不着美化。

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离不开用兵，但谁都没法美化它，战争总是受到道德谴责。还有用间，那是“诈中之诈”。刺探情报搞暗杀，总不能光明正大。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谁都离不开间谍，谁都骂间谍，就跟人骂狗一样。

当然，他们都是只骂别人的间谍，不骂自己的间谍。自己的间谍自己疼，自己爱，隐蔽战线、地下工作，对谁都不可少。

《孙子·用间》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在他看来，不是圣人，还不配当间谍。

兵法和道德有冲突，可谓由来已久。“兵以仁立”，还是“兵以诈立”，一直有争论。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和临武君就吵这个问题，一吵就是两千多年。宋以来，很多人说，《司马法》是正，《孙子兵法》是奇。《孙子兵法》不如《司马法》。

荀子的学生，韩非，既学儒术，又学道家，他想区别这两个方面，折衷这两个方面。

韩非讲过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问舅犯（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我军将与楚人交战，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诈之”。同样的问题，文公又问雍季（公子雍，晋文公的儿子）。雍季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意思是“诈”只能收一时之利，却非长久之计。文公表扬雍季，说很好，但采纳的却是“舅犯之谋”。晋国取胜后，论功行赏，照理说，舅犯功劳最大，但文公却把雍季排在舅犯之前。群臣不解，都说“城濮之事，舅犯谋也”，您怎么反而把他排在雍季的后面。文公说，这你们就不懂了，舅犯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才是“万世之利”。孔子听说，大发感慨，说“文公之霸”是理所当然，他是“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呀（《韩非子·难一》）。[23]

中国古代，虽有正奇之辨，道权之辨，儒家总是强调“仁义”高于“诡诈”，军法高于兵法。但在用兵的问题上，没人可以靠道德吃饭。泓之役，宋襄公的死就是教训。从此谁都知道，战争是靠“兵不厌诈”。

这是“兵不厌诈”的出典。

兵法对道德是最大挑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诈坑降卒，一个是血腥屠城。

现代战争，有《日内瓦公约》，有红十字会组织，好像体育比赛，有一套规则。打仗是军人和军人打，不可袭击平民，不可屠杀和虐待放下武器的军人，叫“人道主义”。但打仗是杀人，杀人怎么还讲“人道主义”，一边杀一边救，本身就是讽刺。[24]

况且，就连这么一点儿“人道”，都来得如此不易。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二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那些死者，可并不都是军人呀，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古代战争，诈坑降卒、血腥屠城，全世界很普遍。白起坑长平，英布坑新安，成吉思汗屠城，丰臣秀吉筑耳冢，这并不是多么遥远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就是现代版。

古人为什么会这么野蛮？原因很多。久攻不下，兽性大发，疯狂报复，是一个原因。折首执讯有功，也是常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嫌俘虏太麻烦，太危险。你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几十万人，管吃管喝，疗病疗伤，那是谈何容易？这且不说，光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不容回避。古代，即使赤手空拳，几十万人暴动，怎么防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都杀掉，杀不过来就坑。你只有理解人性的脆弱和人性的残忍，你才能理解，孙子讲“卒善而养之”（《作战》），这在古代有多不容易。

《孙子》这本书，是以说理为主，不是以讲故事为主，人物当然少。他的书，只有四个人：两个是恐怖分子（专诸、曹刿），两个是大特务（伊挚、吕牙）。“诸、刿”是勇敢的象征，“伊、吕”是智慧的化身，都是光辉形象。这对道德，本身就是挑战。

专诸、曹刿，是古代的刺客。《孙子》对他们，一点儿不嫌弃，还很推崇。

这是古风。

古代兵书，讲这种勇敢，不光《孙子》：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吴子·励士》）。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相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尉缭子·制谈》）

《吴子》、《尉缭子》推崇的“死贼”也是恐怖分子。它们都推崇这种“拼命三郎”式的勇气，甚至说，以五万之众（或三军之众）“为一死贼”，本身就是“王霸之兵”。

伊挚、吕牙是商周的开国功臣，也是古人崇拜的对象。《孙子》以他们为例，要说明什么？他要说明的是，间谍不但很道德，还是道德的化身。不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还不配当间谍，只有圣人才配当间谍。

战争总要杀人，间谍总要不择手段，这种暴力，这种诡诈，谁都骂，先秦诸子都骂，现代的知识分子也骂。但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都不可须臾离之。人类对暴力是又恨又爱，爱恨交织，爱恨之间还夹杂着恐惧。

“兵以诈立”，对军人来说，必须如此。除暴安良，不能不如此。

军人很坦白，仍有古风。

现在，承平之世，《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商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很多人都以为，不流血的政治就是生意，就是买卖。

商人心里想，商场如战场，有竞争就有对手，有对手就有这一套。“商以诈立”、“商以利动”，“商以分合为变”，推广于商，还有问题吗？好像没问题。

但商人也敢这么讲吗？不敢。相反，他们总是说，做买卖全靠诚信二字。

天下有贼，有大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钱包是小贼偷的，金融海啸是大贼闹的。

我是研究兵法和方术的。领袖班、总裁班，他们请我讲课，我发现，他们最爱听两样东西，一是阴谋诡计，二是装神弄鬼。我想，三十六计那一套，他们肯定比我懂。所以，我就不讲了。

我是把《孙子》当兵书读，商战，我不讲。

兵法，对人类智慧的挑战

兵法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有三大特点：

（一）它是在高度对抗中思维。打仗是两军对抗，不是一厢情愿。我方的行动要取决于敌方，敌方的行动要取决于我方。在激烈的对抗中，我变敌变，敌变我变，瞬息万变。任何环节的改变都可能引发全局的改变，不可测的东西太多。特别是“人心难测”。“人心”是最大的变量。

（二）任何军事计划，都要落实到行动，在行动中修正，在行动中改变。不管事先有多充分的准备，多全面的调查，多周密的部署，都要跟着形势变。战斗需要的是马上接招，快速反应，而不是从容不迫，深思熟虑。思考，只是行动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判断力胜于理解力。

（三）在战场上，已知总是包裹在未知之中，未知常常大于已知，尽管指挥者都想多知道一点，敌情我情，尽量了解，也做不到算无遗策，“料敌制胜”的“料”只是一种模糊判断，难免带有猜测和赌胜的成分。科学判断只是认识的一部分，整个认识，整个行动，都带有蒙的成分。

这种思维方式对人类智慧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人类，在对抗中思维，在行动中思维，而不是像在实验室环境下，像看一只死老鼠那样思维，其实是认知的常态，大部分情况都如此。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道理是对的。人类的思维总有这两部分，但王倪的问题问得好，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庄子·齐物论》）。特别是“不知”，既然是“不知”，你怎么“知”。战场上，百密犹有一疏，再充分的侦察，再周密的预案，仍有很多漏洞。战场很残酷，一个判断做出，错就是错，不允许重复，不允许后悔，死者不可复生，亡国不可复存。这对科学是巨大挑战。

我们这个时代，据说是科学的时代，科学万能，已经覆盖一切。但即使今天，我们也得承认，科学只是思想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大家习惯说，那叫迷信。

兵法是科学还是迷信，这对科学史是个挑战，对思想史也是挑战。

我们都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绝对开不起任何玩笑，不讲科学怎么行？但科学之所以叫科学，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它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屡试不爽可以重复的东西。《孙子》说，“兵无恒势，水无常形”（《虚实》），怕的就是重复，上一次管用，下一次照搬，是兵家的大忌。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是屡试不爽。

军队是最讲规则的地方，“军令如山”，必须服从，绝对服从。而兵法又是个挑战规则的东西，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最像赌博”，[25]我也讨论过“卜赌同源”。[26]占卜当然是迷信。

兵法是研究测不准的东西，研究测不准的东西，在古代才是最高层次的东西。占卜也是研究测不准的东西。

古人的思维，科学和迷信总是搅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只是迷信的一部分。你别以为，这是讲古人的脑瓜。今人的脑瓜也是如此。比如赌马、摸彩票、预测足球，科学是要大打折扣的。

有未知，就有对未知的猜测；有对未知的猜测，就有迷信。

研究战史，总结成败，把流血的经验写成兵书，这是“沙里淘金”。

沙里淘金。金子被淘出来，才叫金子，没有淘出，只是沙子。金子是沙子中的精华，没错，但不是沙子的总体。沙子才是总体。

思想史是“沙子”史，“沙里淘金”史，不是“金子”史。

科学只是思想的一部分。

兵法，西人叫Art of War，Art是艺术。军事学是艺术还是科学，一直有争论。

其实，军事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里面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也有可以称为艺术的谋略。

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涉及各种军事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第一层次）。

军队的战争筹款、军事预算，还有管理和训练，属于社会科学（第二层次）。

指挥艺术是小战略，政治艺术是大战略，属于战争艺术（第三层次）。

艺术才是处于最高层次的东西。

怎样读《孙子》

兵书作者，大多是“冷眼旁观者”、“事后诸葛亮”，他们可能是政治家，可能是参谋人员，可能是随军记者（类似体育教练和体育记者）。真正的军人，特别是战斗在一线的指战员，一般都不写兵书。

读兵书的，就更是旁观者。

我是旁观者。

我读兵书，主要是两个角度，一个是军事史，一个是思想史。商战、管理类的推广，不属于我的讨论范围。这种学问，是日本人搞出来的，很像“文革”的“活学活用”（他们还有《兵论语》一类傻书）。凡是研究这类学问的，大都无师自通，不必用《孙子兵法》装门面。

阅读《孙子》，我有七点建议：

（一）《孙子》的精髓是谋略。研究谋略，最好读战史。西方兵法，最重战史。古典时代是以战史为兵书，现代兵书也喜欢凭战例讲话。谋略是求生术，死里逃生术。兵法是无数流血经验的总结。不知死，焉知生。血的教训，写进战史，谁敢不重视？我国也重视。我国军人读兵书，也要结合战例。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战史，中外兵书，最好对着读。比如西方传统，重兵器，重实力，重勇气，重财力，重技术支持，重海外扩张，有一股凶蛮之气。他们喜欢强调的东西，往往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东西。我们贵谋尚诈，没有这些过硬的东西，谋、诈就被架空了，两者可以互补。

（三）兵法有主客之分、攻守之异，《孙子》尚攻，《墨子》尚守，不一样。孙子和克劳塞维兹也不同，克氏尚力，强调先兵后礼，孙氏尚谋，强调先礼后兵。这些都是正规战。毛泽东兵法强调非正规战。游击战和持久战，都是弱势兵法。弱势兵法更强调诡诈。我们要注意，《孙子》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兵法。

（四）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军、民的界线被打乱（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就已出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是轮着用。《战争论》注意及此，才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说。战略变成大战略。《孙子》论兵，牵涉多广，有君、将关系，有军、民关系，有军赋和出兵的关系，有伐谋、伐交、伐兵的关系。我们要注意，他的谋略也是大战略。

（五）读《孙子》，大家最陌生，可能莫过于其中的兵阴阳说。比如它讲地形，比如它讲火攻，都牵涉到这方面的知识。碰到方术知识，碰到方术术语，怎么办？大家可以学一点方术。方术是古人的自然知识，天文、气象、地形、地貌，都属于这种知识。我写过两本讲早期方术的书，[27]大家可以参看。

（六）《孙子》讲武器，讲装备，主要集中在《作战》、《谋攻》两篇。讲野战，重装备有马车、牛车，驰车、革车，各种战车；轻装备有甲、胄、戟、盾、矛、橹（蔽橹）、弓矢和弩。讲攻城，有楼橹、辒、距堙。《火攻》篇讲的“火”，也属于广义的武器。研究《孙子》，还要有兵器史的知识。武器属于兵技巧。

（七）兵技巧，还有个方面是技击和体育。技击（武术），包括手搏（拳击）、角牴（摔跤）、剑道和射法。体育源于军事训练，比如奥运会，田赛径赛、五项全能，追根溯源，全是军事训练。我国也如此。中国体育，射箭、投壶、蹴鞠（足球）、博弈（六博和围棋），也和军事有关。战争充满狂热，体育也充满狂热，和平时期，体会战争，最好的代用品就是体育比赛。

但我们不要忘记，战争可不是“公平竞赛”。

[1]参看：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作者说，“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5页）。他是把政治哲学定位于“坏世界研究”。他说，“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1页）。该书即以《哀公问》的这段话作为题词。

[2]原话有两种翻译，一种是“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一种是“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7页。案：“政治”（politics）一词是源于“城邦”（polis）。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动物”其实是“城邦动物”。

[3]赵汀阳说，“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兵法’；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法理’”（《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页）。

[4]中国古代的法家，往往也是兵家。有趣的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写了《君主论》，还写了《兵法》。

[5]自古以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严密的组织手段，最聪明的思想方法，都是首先用于战争。

[6]参看：李泽厚《孙老韩合说》，收入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77—105页；何炳棣《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收入所著《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35页。

[7]参看：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卷三，6页。

[8]李零《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103—104页。

[9]大家都说，奥林匹克精神是和平的精神。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奥林匹克的所有运动项目，几乎都与军事有关。

[10]我国古书中的“机关”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器官，如《鬼谷子·权》“故口者，机关也”；还有一个意思是自动或半自动的机械，如《论衡·儒增》说的“木鸢”，就是用“机关”操作。日语是用“机关”（kikan）翻译英语的organ，用“机关炮”（kikanko）翻译英语的machine gun （汉语作“机关枪”），用“机械”（kikai）翻译英语的machine。现代汉语的“机关”和“机械”是借自日语。

[11]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几乎不谈武器。有人说，这是“哲学家的失误”。参看：罗伯特· L·奥康奈尔《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卿劼、金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226页。其实，任何以谋略为主要对象的书，都不会把武器放在第一位。

[12]现代汉语，“兵制”改叫“军制”，“兵法”改叫“军事学”，“兵书”改叫“军事著作”，很多“兵”字都换成了“军”字。许保林先生提到过这一现象，他以为，这是因为现代汉语的“兵”字含义缩小，无法概括所有军事问题，见他的《中国兵书通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5页。其实，中国的现代科学术语多借自日文。这是由翻译引起，而不是其他原因。

[13]这两个词频见于《左传》、《周礼》和《史记》、《汉书》，含义很清楚，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指军旅之事，只有“兵事起”（如《史记·田叔列传》）或“兵连祸结”（如《汉书·匈奴传》）这样的话，可以把“兵”字解释为战争。

[14]上世纪70年代，我到齐思和教授家请教。他问我，顾炎武说，先秦古书的“兵”字都是当武器讲，秦汉以来才当士兵和军队讲（《日知录》卷七），对不对？现在我的回答是不对。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四节《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87—101页。

[16]参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一卷，216页。

[17]罗伯特· L ·奥康奈尔《兵器史——由兵器科技促成的西方历史》，403页。

[18]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的武器都是内置，上天所赐，与生俱来，无法解除武装；人类的武器都是外置，完全可以销毁。

[19]弗雷德里克·邓恩等《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20]这种“和平”，当时的意思，是美国少死很多人，后来大家才悟过劲儿，给它加了定语，叫“恐怖的和平”。

[21]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1189—1194页。

[22]冷兵器时代，弓弩一度是“终极武器”，但一经传染，也就不成其为“终极武器”。后来，火药发明，火器也是如此。核武器是不是“终极武器”？也不是，除非它把人类杀光。

[2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晋文公问“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的回答是“诈”。克劳塞维茨也说，弱者比强者更偏爱诡诈。

[24]这类“人道”，后面有中世纪的武士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2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一卷，41页。

[26]李零《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5—20页。

[27]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