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农民”：帝国的舞台谁来撑？

文书、官员培养和律令只是管理的运作方式，国家管理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把百姓改造成农民。农民是生产者、赋税劳役的提供者，支撑着帝国的舞台。农民虽然很早就出现，但真正把臣民主体改造成农民实际上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战国才普遍开始这样的进程。如前所说，这个进程和战争有密切关系。当时的百姓可以选择种地作为生计，但也有其他的活路，特别是在南方。现在南方是鱼米之乡，但在两千年前的司马迁眼中，那里还是颇为落后的地区，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过一段颇为有名的话：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埶（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相当于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们谋生的方式多样，因而苟且偷生，活路很多，耕种也颇为粗放。其实不止南方如此，北方有一些地区渔猎也颇为兴盛，甚至影响到农耕。《汉书·地理志》说：“颍川﹑南阳，……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那里也并非全是安心耕种的农民。要让百姓放弃其他生计一心农耕，只有靠强制。

东汉明帝时下诏，不允许百姓从事渔猎等农耕之外的第二职业（“禁民二业”）。有宗室刘般上言：“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讲述江湖沿岸地区保持渔猎的必要性，明帝从之。不难想见当时江湖沿岸地区从事二业的情况很普遍。汉代画像石上有很多捕鱼、狩猎场景，当然反映农耕的画像石也有很多。描绘各种生计的画像石并存，昭示了当时社会百姓谋生方式的多样。

制造农民的背景和自然的赐予大有关系。莫说南方，当时的北京一带也是自然资源丰富。《战国策·燕策》载苏秦游说燕文侯：“燕……南有碣石、雁门之利，北有枣粟（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今天不会有人将北京比作天府，可战国时期就有人敢以此来忽悠燕国的国君，如果没有点事实依据，不可能产生效果，毕竟燕文侯就是这一带的统治者。燕国一带资源丰富，不靠田作就能维持，应该与实情相去不远。北京尚且如此，往南的其他地区自然资源状况应该更好。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可以有多种的生存方式，不耕种也不太愁食物，对农耕也就没有那么强的兴趣，投入自然打折扣。把他们改造成农民，持续为国家提供赋税，就需要有政策，有法律。这实际上是一段血泪史，要靠胡萝卜加大棒的威逼和利诱，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还要回到商鞅变法。变法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时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耕织结合，生产的粟米与布帛多的，就可以免本人的徭役；如果从事末业，或者因为懒惰而贫穷，国家就会把其妻与子女收为奴隶。贫穷成为原罪，人们必须努力致富。执行程度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规定得很严厉。商鞅变法所建立的主要机制是二十等爵制，鼓励百姓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平时则努力耕织。这种威逼利诱政策施行一百多年，把秦国的百姓打造成了战无不胜的将士。不光秦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应有类似的措施，否则秦国统一之路可能会更顺利。战争持续二百年，是因为其他国家也在采取相近的办法。我们在睡虎地秦简里看到的魏国律文，可能是秦国承袭的魏律，秦简“为吏之道”后所附的“魏奔命律”规定：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

军队中一些人因为是倒插门的赘婿，还有不好好耕作或不修房子被派去当兵的，将军不必照顾这样的人，煮牛肉给将士时不必给予这些人，攻城用他们来填城墙前面的城壕，让将士们攻到城下。多么血腥的律文！然而魏国还是遭到灭亡，胜者的规定恐怕更严酷。当然，魏国覆灭还与地理位置有关，秦国无西顾之忧，魏国地处中原，四面受敌。

各国百姓都被改造成了农民及士兵，这一过程相当漫长，一直到唐代初年才完成。为什么汉代朝廷重视循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循吏热心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其实就是在地方上改造百姓，把他们驯化成农民。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老百姓也会抗拒，许多人逃亡山川薮泽之地去渔采狩猎，跑去城市从事末业，甚至偷渡到境外。史书中记载下来的往往只有最大规模的反抗——农民起义，不过隔很长时间才会出现，这类日常的反抗更为频繁。概括说来，制造支撑帝国舞台的农民，经过了一个长时段的反复拉锯才实现。

本文选自《新雅中国史八讲》（甘阳、侯旭东 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