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顾颉刚与钱穆的学术情谊

【核心提示】顾颉刚与钱穆是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两位历史学家，虽然二人学术路径不尽相同，成名时间与处世方式亦有差异，但同样生长于江南的书香门第，同样对历史研究汲汲以求，同样的笔耕不辍，使他们在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相互扶持走过了十几年，二者既遇，惺惺相惜，为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顾颉刚与钱穆是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两位历史学家，虽然二人学术路径不尽相同，成名时间与处世方式亦有差异，但同样生长于江南的书香门第，同样对历史研究汲汲以求，同样的笔耕不辍，使他们在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相互扶持走过了十几年，二者既遇，惺惺相惜，为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慧眼识才 崭露学界

顾颉刚与钱穆何时初识，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我们认为可能在1929年4月15日，即顾颉刚至苏州中学演说之时。当时正在苏州中学执教的钱穆已拜读过《古史辨》，其于顾氏大名早有耳闻，面见之心甚为殷切。加之顾氏的演讲题目为《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对象即为“史学同志”，醉心史学的钱穆肯定不会错失良机，一睹风采。顾颉刚又在4月23日的《顾颉刚日记》中记载了与钱穆等人同席餐宴，钱穆能作为邀宴之主，看来二人已是相识，只是并未留下深刻印象。

1929年7月，东吴大学陈天一偕顾颉刚造访钱穆，顾氏见其《先秦诸子系年》手稿，求携返家中细读。隔数日，顾颉刚将行，钱穆回访，已翻读过手稿的顾颉刚认定其为研究历史的难得之才，坦诚建议“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并主动向中山大学推荐，亲赴“三元坊，访汪校长，商请宾四到粤事”。

钱穆赴粤一事终究未能成行，顾颉刚即转而向燕大积极推荐，邀钱穆为《燕京学报》撰文。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驳难《新学伪经考》，顾颉刚称赞此文“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阅读校对，详作笔记，最终将此稿发表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后又刊登于《古史辨》第五册中）。正是此文的发表使二人有了实质性的交往，不但让顾颉刚了解了钱氏对今古文的态度，听到了新的声音，更让钱穆真切地感受到了顾氏海纳百川的开阔胸襟，多年之后亦慨叹：“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同时，该文的发表实现了对风靡一时的今文经学的震荡，引起热议，经此一事，钱穆得以进入学界并渐融主流。

1929年9月，顾颉刚返燕京大学，在其再次推荐下，钱穆于1930年9月出任燕大国文系讲师。钱穆初至燕园，顾颉刚百忙之中抽身为之接洽。共事时日虽短，但二者往来甚密，遂使初来乍到的钱穆不致感到寂寞，直称：“初到所遇皆生人，惟晤佑荪绍虞及颉刚，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除了在生活上多加照顾，顾颉刚爱才心切屡次索稿，钱穆由此发表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文章。顾氏还曾申请将《先秦诸子系年》编为清华丛书，此事虽未果，亦足见提携之意。

始入大学任教，钱穆颇感不适，不满一年，决辞燕大。顾颉刚于是又力荐其去北大授课，并在1931年3月18日写给胡适的信中介绍钱穆说：“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钱穆亦回忆说：“1931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待余赴平后，清华又来请兼课。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钱穆又以治先秦诸子闻名，颇合当时北大史学研究偏重先秦的趋势，于是谋得此职。

从1931年到1937年，钱穆一直在北大授课，顾颉刚也长期待在北平，二人的交往从未中断。在生活上他们是挚友、互相关照：顾颉刚滞留他处时，请托钱穆代为授课；钱穆著作既成时，顾颉刚为其出版四处奔忙；顾颉刚经济困难时，钱穆予以相助。在学术研究中，他们又相互学习。在顾颉刚的引导下，钱穆亦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史学研究会”里有他们的身影；“读书周刊社”的宴席上，他们谈古论今；《史学月刊》的刊行，有他们积极的努力；“禹贡学会”的成立，他们筚路蓝缕。

烽火岁月 感情弥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顾颉刚作为学术领军人物，因曾组织文化界人士发表抗日宣言而被列入日寇围捕名单，于是他决计离开北平，将手中事务一一交予可信任之人来负责，禹贡学会则交予钱穆与张维华、赵肖甫。不久，北平危急，为躲避战火，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避至昆明，组为西南联大，钱穆亦跟随学校南迁。顾颉刚亦于1938年10月抵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再次聚首，二人往来依旧频繁。此间，顾颉刚依然关注钱穆的学术动向，经常阅读其著作，特别对《先秦诸子系年》爱不释手，尝云：“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羡甚，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

1939年9月，顾颉刚至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力挺钱穆入所。钱穆亦应顾氏之邀，但为其《国史大纲》稿付印及侍奉老母，通函顾颉刚请假一年。顾复函允假，薪水照发，且嘱托钱穆主编《齐鲁学报》。这段时期，二人关系并未因遥隔千里而有所疏远，钱穆一番“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的“老友之言”让顾颉刚获得极大的精神力量，将其视为进退齐一的战友，在遇到困难时坚定己心放出豪言：“看能把我打倒否？并能打倒宾四与诚之否？”两人情谊由此可见。

1940年10月，钱穆至成都履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事。顾颉刚再次为其打点一切，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二人朝夕相处，在生活上更加亲近，于所中事业可谓尽心竭力。由于顾颉刚在研究所内的权力受到限制及掣肘，遂生离齐之心，意将执管之权渐交钱穆。是年6月，顾氏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并至中央大学兼课，钱穆告之：“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 顾颉刚赴渝后，钱穆力劝其回校，但顾氏心为形役，自此二人再也没有在教学岗位共事过。

天各一方 互不忘情

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与钱穆久断音讯。顾氏对钱穆的学识仍怀有敬重，更渴望通过阅读其文章而寻求心灵的契合，在《顾颉刚日记》里，常有他点读钱穆著述的记载：1953年11月25日，从《先秦诸子考辨》中集材；1955年9月28日，点钱穆《古本纪年辑校补正》；1955年10月19日，看钱穆著《三百年学术史》；1958年7月14日，意欲购买钱穆在香港重印的《先秦诸子系年》等。

1988年，顾潮、顾洪（顾颉刚的女儿）等为了出版《顾颉刚读书笔记》，曾托人与钱穆联系，当时钱穆的身体虽然每况愈下，但仍然十分关注此事。顾潮回忆说：“《顾颉刚读书笔记》能在联经出版公司顺利出版，是离不开钱先生夫妇的大力帮助的，我们真是由衷地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