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宫本一夫：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

本文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所主办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座课程——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的讲座纪要。本次讲座由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座教授宫本一夫先生主讲，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聚焦于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宫本教授以西方起源说这一观点为依托，借用农业的发展传播，引出青铜文化的发展传播路径，并对传播路径中所涉及的考古学文化及社会变迁进行分析，论证了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观点。

讲座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农业的发展传播与农业性质的划定。宫本教授先引用了农业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和传播路径，然后再针对东亚农业进行具体阐述。他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东亚农业以中国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以北种植粟和黍为主，以南则以稻为主。东亚农业的出现发展与气候密切相关，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阶段，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然后又分析其社会性质，长城以北属于牧畜型农耕社会，长城以南属于农耕社会。农业的不同，社会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使用的陶器也不一样。

为什么要先讲述农业和社会性质呢？因为在此后的青铜器文化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中，二者是互相关联的。宫本教授也举出了实例，在蒙古国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磨盘和磨棒，对其进行化验分析，发现有粟的残留痕迹。这是东亚农业发展传播的证明之一，并且与青铜器文化传播路径也存在关联，这将在下文有所论及。

第二部分主要是青铜器文化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宫本教授指出，关于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出现过程，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说法：一是中国本土说；二是西方传入说。中国本土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学术界的追捧，其中以唐兰等学者为代表；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以安志敏等为代表的学者支持的西方传入说也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在这之后，梅建军和李水城等学者也支持该观点，到如今，多数学者认为中国青铜器是从西方传入的。宫本老师也对西方传入说持肯定意见。

他指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应为土耳其及黑海沿岸，经由欧亚大陆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再传入中原内地地区。这一传播路径共有两条。第一条是偏北的路线，其从土耳其及黑海沿岸出发，经过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从欧亚草原北部的森林地带，经蒙古高原中部向内蒙古中南部扩展，是为北方的青铜文化；另一条路线偏南，不过都是从同一起源地出发，经由位于欧亚草原地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区，传入中国西北地区。中国北方和西北的青铜文化又逐渐传入中原地区，逐渐向南方地区扩张，范围不断扩大，甚至传播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还影响了川藏青铜器文化。如何证明这些观点与看法呢？宫本教授从多方面解释阐述了其正确性：

第一，例如对蒙古出土的11个不同地点遗址的古人类头骨、牙齿的锶元素和墓葬形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墓葬均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墓葬，属于商晚期到西周这一阶段。其中M1与M20的锶元素值完全不一样，M1属于蒙古人，而M20应属于欧亚人，两处墓葬的形制差异也较大，从而得出文化的传播与人类迁徙有着重要关联的结论。

第二，宫本教授又对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文化的编年表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遗址做了介绍，因为这些遗址所出土的青铜器与北方青铜器形制具有相似性，二者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研究青铜器传播发展路径的重中之重。

第三，宫本教授还从不同地区文化出土的铜矛形制做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在蒙古等北方青铜文化区出土的铜矛一共分为a、b和c三类，但是中国出土的铜矛类型（主要出土在青海、甘肃和陕西等地）中b类占绝大多数，a类和c类比较少，可以推测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不过在中国境内出土的铜矛已经不再作为武器使用，安阳地区出土的铜矛也已经具有了中国化的特征，同样也可印证青铜器的传播和它的传播路线以及青铜器在中国的本土化转变，并逐渐出现创新。

第三部分则是对中国青铜器文化区内的典型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宫本教授着重提到四坝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其中四坝文化出土有典型的北方青铜器，四坝文化位于西北地区，主要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陶寺文化则出土有铜铃和其他青铜容器的残片，其中铜铃与陶寺文化发现的陶铃一致，推测铜铃是模仿陶铃制作的，另外，铜铃在龙山时代便已经传播发展到长江流域；而石峁文化也有青铜齿轮形器的发现，此外还发现了石范——而铜铃以及酒器等青铜容器的出现，正是中原地区的独特创新。关于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宫本教授还进行了进一步介绍。

在石峁遗址和外贝加尔区发现了亚腰形墓，同时还出土了相似的蛇纹陶鬲，二者都位于北方青铜文化区，只不过一南一北，也印证了传播的路径。而关于陶寺文化，则主要是前面宫本教授简要提到了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三种文化时期青铜器分布范围的变化，由西北扩散到中原和山东地区再到整个北方地区。总之，这些遗址的发现和其中青铜器的出土也可以证实青铜器文化的传播。还同时可以证实在塞伊玛—图宾诺文化的影响下，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的诞生之路的形成。

宫本教授解释道，正是因为新石器时代的制陶技术的经验积累，在二里头文化2-3期，青铜器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中国在夏代也进入了所谓的“青铜时代”。除了制陶的技术与经验，还有石范和陶范的发明，使得可以铸造出更加精美复杂的青铜器。接着，宫本教授对此次的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

（1）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的第1期，在阿尔泰形成了阿凡纳谢沃青铜文化，这与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铜器、青铜器的出现有着某种联系；

（2）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第1期末到第2期初，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将铜器、青铜器冶金技术经由蒙古高原传播到中原，作为需求方的中原即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则根据当地的需求和自我意向而选择了不同的冶金对象；

（3）陶寺文化中冶金技术技术革新也是在当地的制陶技术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影响了此后二里头文化发明铸造铜爵等容器的技术。青铜文化出现这种差异的背景，是由社会结构的差异及社会进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与长城地带到欧亚草原地带属于牧畜型农耕社会不同，中原地区属于纯粹的农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