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造办处旧址发现面积最大遗址区，再现古今重叠型建筑

清宫造办处旧址位于故宫外朝西路内务府以北、右翼门外西北，慈宁宫东南区域。明初记载阙如，性质不详；明中晚期该处被认为是司礼监经厂直房所在地，为存储日用纸札书箱的地方；清初将养心殿造办处部分作坊挪设于此，故称内务府造办处。造办处为宫中专司内廷交办承造各种器皿之处，下设馆、处、作、厂等诸多作坊，并一直沿用至民国年间。

现造办处旧址区域的清代建筑几乎无存，现有建筑多为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因工程需要新建的红砖瓦房、工棚、厂房等，后期又增建隔墙将造办处分为南北两区，北区现主要作为故宫修缮技艺部办公区使用，南区现为地下文物库房的通道使用。

一、工作缘起

2020年10月，故宫博物院启动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故宫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16〕1921号）中的批复意见：“工程实施前，应进行必要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查明建筑布局和结构，进一步确定建筑形制，最大限度保护建筑布局及其形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院修缮技艺部与院考古部密切配合，建立工作联络协调机制，由考古部组成考古队并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二、工作目标及方法

本年度发掘区域位于造办处旧址东南部区域，对现场实行围挡封闭式管理。采用探方发掘法，布设10米×10米探方10个。由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对现场出土文物分类登记，统一入库管理，对于需要特殊保管的文物、特殊保护的遗迹由专业的文保技术人员处理后保管。根据发掘情况及发掘阶段对遗址进行适时数字化记录和三维建模，全面采集遗存信息，保留完整遗存信息。至2020年12月底开口面积1000平方米，按期完成年度遗迹的清理、记录、测绘、影像采集、样品提取等工作。

三、主要发现

迄今已发掘清理出建筑遗址、排水沟、灶、大型建筑基础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砖瓦等建筑构件及陶、瓷、铜、铁、玻璃、骨等质地的遗物。

（一）清代造办处建筑遗址

清代造办处建筑遗址位于新中国成立后建筑的水泥地面下，在拆除水泥地面及垫层后即暴露。目前发现多处建筑墙基、散水、地面、排水沟等遗迹现象，分属不同的小型建筑或院落组群。其中较为完整的建筑基础位于发掘区的南部，坐北朝南，仅存建筑四周台帮基础及周围散水。通面阔10.8米、进深5.4米，内部可见有南北向四列残砖碎瓦砌筑的独立磉礅，砌法粗糙，推测为面阔三间的带砖砌台基的建筑，建筑明间前檐还残留有半块垂带踏跺的燕窝石。

排水沟遗迹位于建筑遗址西侧，南北走向暗沟式，底部和两侧均用残砖砌筑，盖板用旧石构件改制而成，沟内宽0.25米、深0.41米，沟底打破明中期垫层砖面。从与建筑址的关系和结构考察，应为清代造办处院落内的排水沟。

在发掘区东南部发现一座砖砌的小型残灶，在紧贴后墙的室内地面下砌筑，由灶门、灶膛组成，灶门底部为整砖垒砌，向下成坡面便于投柴；灶膛为碎砖砌成的椭圆形，内填充大量灰渣。灶膛北端为两壁砖砌、底部掏挖形成的灰坑，坑内出土大量的碎玻璃片、青花瓷碗（盅）、陶器（缸）、铜质钟表配件、铁器、木炭、动物骨骼等遗物。从出土的铜质钟表配件中可分辨出钟表机芯和西洋人物剪影片等类，从青花瓷器风格看，属清中晚期民窑产品。

从上述建筑类遗迹可见，此类建筑开间和进深均狭小，基础工艺粗糙，不使用灰土，仅有拦土墙基，大多无独立磉礅，台基亦不明显，部分建筑周围发现有“一顺出”散水砖，结合房址周边的地层中填埋的大量布纹灰陶瓦残片，推测这些建筑基础所属多为清代小型硬山布瓦顶值房类或作坊类建筑。其中部分建筑基础打破下层明中后期垫砖层，另外一部分则利用晚期废弃堆积作为垫层砌筑基础，因此这些建筑之间存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的情况。此外，房址内外发现数个灶的遗迹，并在附近发现多个垃圾填埋坑，伴出大量动物骨骼、民窑陶瓷器、碎砖瓦等遗物，足见当时此区域频繁的较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

（二）明中后期垫层砖面

在发掘区范围内的清造办处建筑基址下及周边区域发现大面积错缝平铺的城砖面，砖层表面及砖层下均有白灰，白灰垫层厚且坚实，其下还铺垫较纯净的黄土或灰土垫层。根据紫禁城内以往同类遗迹的发现，可确定此垫层砖面为明中后期铺设，但上部尚未发现明确的同时期建筑基址，而这种垫层砖既有可能是建筑范围内铺设，也有可能用于院落地面的铺设。在发掘区内还发现有几段疑似明代建筑的墙基，但多数被清代造办处建筑基址叠压并打破，性质暂不明。

（三）明早期大型建筑基础

在遗址区南部偏东处距现地表深1.70米目前发现四座大型砖砌体，为南北向两列、东西向两排等距分布，各砖砌体中心间距均为11米，体量一致，结构相同。其中，东北处的砖砌体在早年曾被扒拆并被晚期灰坑所打破，暴露出清晰的内部结构及形制。该砖砌体整体呈方柱体状，平面边长为南北4.45米、东西4.4米、残高1.6米。该砖砌体由下而上层层垒砌，白灰勾缝，各层用大城砖回字型错缝陡砌成“蓆纹”状平面，其下部再用数块石板错缝平铺成一石板垫层，平面范围略大于砖砌体。在石板垫层东部边缘向下解剖发现有数根横、纵排木叠砌的桩基承托，是一个由桩基、石板垫层、砖砌体构成的建筑基础。

此外，在砖砌体东侧1.15米处还发现一南北向砖砌墙体，宽1.1米，东侧边为“一顺一丁”垒砌，西侧边多为残砖，墙体南北端均延伸出发掘区外。在墙体和砖砌体之间有致密坚硬的交替夯筑的碎砖粘土夯层。有两座砖砌体被明中期垫层砖面直接叠压。根据2014年在慈宁宫花园东院发现的类似做法工艺并结合地层关系可判断，此类砖砌体为紫禁城内典型的明初大型宫殿磉礅遗迹，磉墩东侧的墙体应为宫殿建筑基础的组成部分，但受限于目前的发掘范围，该建筑的整体范围及性质尚待进一步证实。

（四）元代遗存

在探方T0105内现地表下清理出一座晚期灰坑，开口径2.2米，打破清造办处遗址及明中期垫层砖遗迹。该坑上部填埋有丰富的建筑构件如砖、灰瓦片以及瓷器、动物骨骼等，根据瓷器特征判断，为清内务府造办处时期回填的堆积坑。而在该坑底部距现地表深约2.5米处发现一遗物堆积层，出土较多的绿琉璃构件、沟纹砖、花纹砖及碎石板等，目前清理至3.2米深仍未及底，且堆积范围向南北延伸出晚期灰坑范围之外。

经初步清理，出土的绿琉璃构件有脊兽和角兽残件、鸱吻（鸱尾）部位残片、绿琉璃勾头（瓦当）及绿琉璃滴水（重唇板瓦）等，均为红陶胎，绿釉为低温铅釉，剥落严重；还出土数块模印花纹砖残件，纹饰有龙纹、卷草、花卉等。从这些建筑构件上龙纹的形态及典型的“三爪”造型，结合元上都、元中都、元大都及紫禁城内等已发现的元代遗物特征来看，此堆积层遗物均属元代。

四、初步认识

此区域是迄今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元明清）的遗址区，是近年来紫禁城考古的重大收获，也是紫禁城古今重叠型建筑考古的重要实证。

（一）对清造办处建筑的平面布局、建筑结构、建置功能等有了新的认识，证实清早期舆图标注和近现代以来的复原研究均认为的多重院落式格局，也为进一步了解清造办处历史沿革及宫廷造作匠人的生产生活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关于造办处，文献及档案多有记述。《日下旧闻考》载：“……造办处掌成造诸器用之物。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慈宁宫之茶饭房一百五十有一楹为造办处。四十八年，复增白虎殿后房百楹。……” （《日下旧闻考》第四册卷71，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三十年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匠，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四十七年奉旨，养心殿造办处匠役人等，俱移于造办处。”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八百八十六·内务府二·官制·养心殿造办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雍正元年，设六品库掌一人。又奏准，造办处立库，将炮枪处、珐琅处、舆图处、自鸣钟处俱归并造办处管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一千一百七十三·内务府四·官制·养心殿造办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述文献的记载，结合此次建筑遗迹的发现，可看出造办处设立之初，作坊密集、规模较大。有清一代，其功能、建筑格局不断变化和调整，改建、拆建、增建等时有发生，清代不同时期建筑遗存共存，建筑变迁远比文献记载复杂。而此次相关遗物的发现，也印证了文献和档案记载的珐琅处、自鸣钟处等功能设置。因此，此组清代遗存的发现对于造办处旧址建筑格局复原、功能、营造工艺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补证文献、舆图、画作和影像等记载的不足。

此外，在部分遗迹中发现大量动物骨骼、民窑系陶瓷器产品、灶坑等，或为我们了解造办处匠作艺人的生产生活状态，深入认识造办处历史乃至宫廷史有着重要意义。

（二）明早期建筑基址磉礅是紫禁城内目前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清晰、建筑工艺最精湛的磉礅，也是国内明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大型磉礅的形制、布局更新了我们对明初建筑基址规模的认知，同时，也对学界聚讼已久尚无定论之燕王府、永乐西宫及紫禁城外朝西路建筑格局和历史变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和新思路。

（三）发现的元代遗物堆积层意义重大，再次证实紫禁城内元明清层叠型遗存的关系及演变规律，进一步完善了紫禁城考古的方法与手段。而元代遗物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元大内及元明之际宫殿建筑变迁提供了新的线索，同时也为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以往在紫禁城内此区域发现的同类遗物是否与其有关联？另一方面，文献之明初“燕用元旧内殿”“毁元旧都”“御旧宫，撤而新之”等记载反映的史实是什么？而对于元大内位置及历史变迁、元大内中轴线及与明清紫禁城之关联、元宫城建筑结构和工艺等研究也提供了新的材料。

（四）元明清层叠型建筑遗存的发现及其反映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紫禁城考古的内涵、理念、方法与手段，也为宫廷建筑考古的方法探索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将促进并明确以考古实证材料建立建筑考古的史料文本，完善以考古材料揭示建筑历史变迁的阐释手段。

基于上述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工作将着重于以下几方面：

（一）厘清造办处区域元代遗存、明代建筑基础以及清代建筑遗址等不同时期遗存的叠压、打破关系，全面了解遗址区内各个时期不同建筑遗址的布局、结构、营造特点及始建废弃时代及其相互关系。

（二）根据明初建筑磉礅的分布规律，计划以最小发掘面积扩展范围，进一步揭露出明初建筑基础磉礅的分布位置及建筑布局。

（三）扩大元代遗物堆积层的清理，进一步寻找与堆积层密切联系的遗迹现象，究明元代遗存的性质。

（作者：故宫博物院考古部 徐海峰 吴伟 赵瑾）

来源：“中国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