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明：我的父亲王国维

在上海的工作

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年，主要是帮忙编书、做研究、写书。

据蒋君章先生的回忆，上海哈同花园的正式名称是“爱俪园”，园内设有“仓圣明智大学”。

蒋先生说，开学仪式时，王国维先生排列第三，校长在最前面，其次是教务长和王国维先生等重要教习。他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王国维先生的大名。

他说，王先生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标记。

在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然艰难，父亲著作却颇多，渐受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外国学者与父亲也常相往来。

1918年，父亲拒绝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不愿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仓圣明智大学担任经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有意延揽父亲，也遭到婉辞。

1919年4月，罗振玉自日本返国，父亲与伯希和（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探险家，也是敦煌盗宝的始作俑者）、罗振玉等在上海会见，论学为乐。日本人狩野直喜将他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录得的敦煌残卷数篇，提供给父亲，父亲因此得以发表许多有关敦煌残卷的文章。当年10月，父亲开始为乌程蒋汝藻编撰《藏书志》，其后又为《浙江通志》撰写文章，生活相当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学再度托请马衡代邀父亲前往担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亲再度拒绝。或许当时父亲仍为蒋汝藻编写《藏书志》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亲才答应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通讯导师，不必前往北京任职，可以在上海继续编书写作。

父亲为蒋汝藻编《藏书志》的工作，到1923年结束，仓圣明智大学也在这一年解散，父亲遂返回家乡，作短暂的停留。

辫子二三事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一次，母亲事情忙完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不少人，被北大的学生剪了辫子，父亲也常出入北大，却安然无恙。原因大概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又都是仰慕他、爱戴他的。况且一条辫子并不能代表他的一切，所以没有人会忍心侵犯他的尊严。

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之种种行事，而怀念着清代皇室，也是实情。至于有人说他关心及同情复辟派，以及向罗振玉汇报消息，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之书信集中，或许可窥见一二（如在民国六年，即1917年六七月间致罗的书信）。但在同书194、195页，即民国六年6月30日致罗函中谓：沈曾植（浙江嘉兴人，清末大儒，其父为曾国藩老师）北上参与复辟活动，其家人对父亲伪称赴苏。以他们间私交之深，尚加隐瞒，可见父亲与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并无关联。热衷或参与政治活动之说，更属无稽。

近来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极力强调父亲的死为“殉清”及“尸谏”。其言论的根据是父亲的遗折，但是遗折却是罗振玉所伪造的，理论的据点，建立在虚无的事物上，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溥仪后来也知道遗折是伪造的，罗继祖引了溥仪一句话：“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他还添了一句：“这话倒是说对了。”不知他指的是“字”还是“遗折”本身。

其实罗振玉与父亲，在学术上成就方面，两人齐名，而在人品方面，却褒贬各异。其中也有不少是凭个人的好恶，信口开河，甚或加以渲染，使身为长孙的罗继祖，不得不借两人间的共同点，找出接近、类似之处作对比，从而替乃祖辩解。

父亲对仪表，向来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除布鞋外，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

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他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外表的一部分，自日本返国后，任何时期他如果要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但那绝不是他所希望的。从他保守而固执的个性来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自然的事。这或许是他回答母亲的话的含义吧。

　休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只要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会提前替他准备钱。

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他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我们，一个大了，一个接着来，倒也不寂寞。

在清华时，最小的六弟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因此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型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谁一呼叫，它就跳到谁的身上。

父亲有空坐下时，总是呼一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他用手抚抚它的长毛，猫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后来这只猫不见了，母亲找遍了园内各角落，又怕学生捉去解剖了，四处托人询问，始终没有踪影。

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颐（以手托下巴）横卧在大殿中，人与他一比，就显得太渺小了。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其他印象，已无迹可寻。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回想起来，謦欬犹自在耳，昔日儿辈，已满头白发了。

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来源：当代文萃 201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