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南金：北京及周边地区文物古迹考察琐记

#头条创作挑战赛#小瓜按：本文为北大文研院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文物古迹考察活动的游记。三次考察主题各异，分别围绕明清时期北京五顶庙、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以及京郊的万佛堂、金陵、大石窝和琉璃河遗址等展开。大家可以看看，这样可知道那些学术名家的在老北京的旅游攻略，自己下次去北京也可以按照人家的路线走走。

一、五顶庙及金中都

金中都故址位于北京城区西南部，平面呈方形，其东南角在永定门外四路通附近，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复兴门外皇亭子，西南角在凤凰嘴村。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展而成。进入元代，与北面新建的大都城相对，金中都城作为旧城继续使用。明清两代北京城则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易，金中都城逐渐淹没于历史。

五顶，即围绕明清北京城的五座以方位命名的“娘娘庙”：东顶庙、西顶庙、南顶庙、北顶庙、中顶庙。所供奉的“娘娘”指碧霞元君，其身份有几种说法，多认为是东岳泰山神之女。碧霞元君的崇拜是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盛行的一种民间信仰。由于北京作为都城的特殊地位，其宗教活动除了有大量民众的参与，还能常常见到宦官、宗室、官员的身影。不同时期，五顶庙的说法并不固定，就一般认识，西、北、中三顶还有遗存。西顶庙位于西四环蓝靛厂西顶路，北顶庙在北四环水立方南，中顶庙位于南三环西铁营中顶庙街。

相对于对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等的关注，本次考察的两个主题要“冷门”一些。一个主题是金代都城，一个是明清地方信仰的庙宇，两个主题看起来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除了民俗层面，五顶的信仰与历史还涉及政治、宫廷等问题，其分布也与城市规划的思想有所关联；相对地，除了城市规划与布局，对于金中都的理解还可放到地方社会的视野下。同时，历时性的观察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北京历史。

五顶庙主题

10月22日早8:30，学者们自静园二院出发，从北向南依次考察了北顶庙、西顶庙、凤凰嘴金中都西南角城墙遗址、金中都鱼藻池遗址、中顶庙、金中都水关遗址（辽金城垣博物馆），下午返回。

9:00左右，考察团抵达了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北顶庙前。北京市规划委的同志们与考察团在此汇合，他们为本日的行程提供了诸多便利，和学者们一起考察，增进对北京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北顶庙的主体建筑正在修缮，绿布遮蔽了殿宇的外观，但这并不影响学者们的考察热情。大家围在一起，听鞠熙老师介绍五顶庙的相关情况。

鞠熙老师专注于民俗、宗教领域的研究，系统整理过北京地区的寺庙碑刻，对于五顶和碧霞元君信仰有所关注，为大家带来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她的分享，囊括了前辈学者的认识与自己的见解。鞠熙老师强调应重视不同时期五顶庙位置与性质的差异。她讲道，五顶庙的说法在明代出现，各庙本有自身的庙名，由于地理位置、规模等因素，被配上“某顶庙”的称呼。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五个“某顶庙”，主要源自明代《帝京景物略》的说法。但五顶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帝京景物略》所说的南顶庙，在弘仁桥（今通州马驹桥附近），而清代南顶庙则位于今大红门南顶路；又如安定门内曾有一座中顶庙，但今已不存。从碑刻材料来看，西顶庙、中顶庙等受到了朝廷的重视，而北顶庙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鞠熙老师认为，不同阶段，理解五顶、碧霞元君信仰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明代五顶庙大多与宦官机构相关，万历时期围绕李太后的宗教史事也与五顶有联系。至清代，碧霞元君信仰则很可能与康熙帝、痘疫等问题有关。此外，较晚阶段的香会、走会制度则是理解地方社会中五顶庙性质与功能的关键。

10：20左右，考察团来到了西三环的西顶庙。在此学习的一位道士为我们简要讲解了这里的概况。明万历时期，李太后捐资，神宗赐名洪慈宫。天启年间，魏忠贤又支持了这里的重修与扩建。入清后，康熙曾至此进香，赐名广仁宫，并立碑盛赞碧霞元君的灵验。此后又多次举行宗教活动，并赐经赐物。其后的乾隆帝、道光帝、咸丰帝等都御驾至此。西顶庙中部的工字殿是极具特色的建筑，类似紫禁城的武英殿，平面呈“工”字，就是规模小了些。王军老师、鞠熙老师补充道，这样平面布局的殿宇，在北京现存的寺观建筑中，也属稀见。参观结束，大家在工字殿前合影留念。

下午在中顶庙，大家就存留的几块碑刻展开讨论，有些学者关心碑文中提到的官名与地名，有些学者则仔细观摩了百子图的图像，也有些学者对香会的运作模式产生兴趣，还有学者伫立于修缮一新的中顶庙内，仰望四周环绕的高层居民楼，感慨于沧海桑田。在《百子老会》碑的百子图前，鞠熙老师讲解了清初痘疫、康熙帝避痘、碧霞元君庇佑孩童几事，加深了大家对清初碧霞元君信仰流行的理解。李零老师则从干支相配的角度解释了五顶庙的空间分布。干支相配，有四分和五分两种做法。四分，即东、西、南、北，分为四方，比较简单。五分，又加一个中方（即戊己，属土），通常是放在中央的位置，但如果中宫被占或无法放置，就得安置在申未之间（即西南方）。五顶庙的布局正合此说，东、西、南、北四顶分居四方，中间被紫禁城占了，就只好将中顶庙放在西南角了。李零老师早年曾到过中顶庙考察，当时这里还只是个菜市场，庙门的石额置于地上，碑刻砌于墙内或埋在地下。这次重访，他感慨万千。当年李老师曾在此留下阅读《百子老会》碑的照片，二十多年以后李老师故地重游，留影存念。

金中都主题

关于金中都遗迹，主要由王军老师为大家作讲解。鱼藻池是金中都的太液池遗址，位于宫城内，金中都中轴线（约在今西二环白纸坊桥东北侧，南北一线）以西，类似于后来明清北京城的北海、中海、南海；凤凰嘴城墙遗址是金中都西南角的遗存；水关则位于中都城南垣上，上世纪末进行了考古发掘，后在原址修建了辽金城垣博物馆。

西顶庙参观结束，已近中午，考察团临时改变线路，直奔金中都西南角的凤凰嘴，当地文管所的老师已在此等候。在院子里，凤凰嘴的城墙残垣坐落于西，东部是“丰台碑林”，矗立着附近收集来的十余通石碑，有墓碑，也有庙碑，还有几件神道石刻，包括石人、石羊、石马。王军老师分享了附近考古发掘的情况，绘声绘色的讲述让大家仿佛置身于金中都的街巷之间。学者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阅读碑文和欣赏石刻上，其中几件精美的神道石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邓小南老师和渠敬东老师建议查清楚石刻的来源，判断出原来墓葬的等级或墓主身份，这是合理保护这批石刻的基础。

考察中，王军老师不仅介绍了金中都的概况，还详细讲解了金中都在更晚阶段的变迁，将金中都放在更长时段以及地方社会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打开一幅金中都复原平面图，王军老师强调古代城市街巷的连续性，他说“房子好拆好建，道路则不容易更改”，因而我们还能在明清北京城南城西部的街巷布局中看到金代坊市的影子。到了元代，北边兴建新的大都城，与南边的金中都城形成了双城格局，两城之间的交通便十分重要，今天前门外的很多东北-西南向的斜街，正是那一时期交通线的遗留。

凤凰嘴参观结束，考察团在附近就餐。饭后，考察团来到鱼藻池畔，但这里荒废多年，据称附近居民都觉得鱼藻池荒废可惜，不如改造成公园。考察团在护栏外隔墙凭吊。只见护栏内近景是荒草漫地，远景是杨树林。树林间，从某一排树开始，突然矮下去了，那里便是鱼藻池的池子所在。王军老师自辽代瑶池一直讲到当代的“宣武青年湖”，让大家在荒草萋萋、群楼环绕的空地旁，遥想当年金章宗射柳、赐宴时的盛景。有学者找出鱼藻池的资料，在里面还有一块侯仁之先生所立的纪事碑，大家凑在一起阅读了录文，只可惜当日未能见到原物。

当日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在金中都水关遗址考古发掘点基础上修建的辽金城垣博物馆。馆方热情地接待了考察团，讲解员为大家逐一讲解藏品。在石刻展厅，有金代吕徵墓表、辽代耶律敌烈墓志、金代皇陵石栏板等珍贵文物，两壁的展板也内容丰富，详细介绍了金中都城墙遗存、北京境内的辽金古塔、金代皇陵、金代八大水院等主题。

结束辽金城垣博物馆的考察后，大家赶在日落之前，回到了燕园。

二、元大都

元大都始建于世祖至元四年（1267），十一年建成宫城，十三年建成大城。忽必烈在位期间，大都城规模基本成形。大都城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城市，是历史时期较晚阶段最为重要的都城之一，其城市规划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并一直影响到今日北京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元大都之行，也接续了前次金中都的考察。

10月29日早8:30，考察团自静园二院出发，依次参观元大都路总管府、元太庙、海子桥和澄清闸、元万宁寺、中心台、白塔寺、万松老人塔、元社稷坛、天宁寺辽塔，于傍晚返回。

9：00左右，一行人抵达了元大都路总管府故址附近（今鼓楼东大街东公街），北京规划委的同志们与大家汇合。据《析津志辑佚》：“前有大十字街，转西，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谯楼。”这条文献记述了元大都鼓楼、中心阁以东的主要建筑，其位置相当于今天鼓楼东大街路北，文献的叙述次序自东向西。这条路上的元代建筑与历史，王璧文、朱偰、侯仁之、徐苹芳等前辈有过很多论著。可以说，这条长度仅1公里左右的大街，是元大都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大十字”的中心在今交道口路口，早先叫“角头口”“大都路角头”，即大都路总管府衙署东南之十字路口。据徐苹芳先生考证（《元大都路总管府址考》），大都路总管府东至安定门内大街，西至小经厂胡同，南至鼓楼东大街，北至分司厅胡同。这里明代改为顺天府衙，规模较元代大都府明显缩减，只保留了中央的厅堂建筑，其余部分为民宅侵占。如今，原址还有“顺天府大堂”存留，是一座单檐悬山顶、面阔五间的建筑，体量硕大。

在大堂内，王军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前辈学者在“古今重叠型”城市研究中一个较重要的观察视角，即通过晚期的街道形态来复原早期建筑群的四至（以赵正之、徐苹芳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拿大都路总管府来说，明代顺天府衙仅余前者的中心部分，而前者的东、西故址则为民宅侵占，其间自然而然形成的道路曲折不直。当日走访的各个元代“大院”，多多少少都存在类似的状况，这一观察视角被学者们不断提起和验证，印象一遍遍加深。

唐晓峰老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元大都中轴线的研究概况。来自故宫古建部的朴世禺老师则讲解了这里的梁架和柱网特征。

10：00左右，考察团到达朝阳门内的元太庙故址附近。据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所示，元太庙北至南门仓胡同，南至烧酒胡同（非今同名道路，原路约在今临汾市驻京办东西一线），东至豆瓣胡同，西至工匠营胡同（非今同名道路，原路在史家小学西侧南北一线）。这一带紧挨二环，变化很大，建了很多楼，能够让考察团凭吊的地点是清代恒亲王府遗存，大致相当于元代太庙的南部（在今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局内）。王府曾经很大，现在保留的两进院落是王府的东南偏院，局领导为此次考察提供了很大帮助，热情地介绍了院落的变迁。局领导提到，早年在拆除王府建筑时挖出不少倒扣带眼的大缸。众人不解，王军老师的学生补充道，这可能是一种加固地基的方法，也有利于渗水，但比较少见。

元太庙遗迹难寻，在故址缅怀的同时，这处清代王府的故事也引起考察团的兴趣。这处府邸最早的主人是清太祖十三子辅国公赖慕布，康熙年间分给皇五子允祺，这便是《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注的“恒亲王府”。由于爵位世代降袭，恒府的后代搬出，这里又分给了嘉庆第三子惇亲王绵恺。绵恺逝后，道光第五子奕誴过继为嗣，袭封惇亲王爵。惇亲王府的许多成员在近代史上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惇亲王奕誴的儿子辈，次子端郡王载漪是义和团的支持者，庚子国变中的主战派，最终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被指为祸首。奕誴的长子贝勒载濂等人也是义和团的拥护者，以致联军入北京城时，惇亲王府遭到了洗劫。奕誴的孙子辈，大阿哥溥儁曾是慈禧定下的皇储，最终也因庚子国变而被废黜。民国时期，前清宗室、遗老所结书画会社——松风画会，主要成员溥雪斋（溥伒）、溥毅斋（溥僩）、溥松窗（溥佺）、溥佐都是出自惇府，时人称四人为“一门四杰”。走在王府的院落间，往事过眼，感慨不少。

王府屋内，悬挂着一幅北京地图（年代有争议），唐晓峰老师对此很感兴趣，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他在多伦多见到的另一幅地图，两幅地图中都标明了各胡同口的“堆拔”，是最基层的巡逻点。

11：00点，考察团来到万宁桥（在今地安门外大街上）。桥两侧有四个镇水兽，其中一件还是元代旧物，上有至元题刻，可惜以现在的角度很难看清，需等河道结冰，从河内一侧观看。李零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述一年前的冬天在冰上观看此处元代题刻的经历。在元代的“海子”湖畔，大家拿出提前备好的元大都复原平面图，唐晓峰老师介绍了大都水系的基本情况，强调大都城的规划与水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关系紧密。海子、太液池贯穿元大都中心部位，元代大内位于太液池东畔，离宫性质的兴圣宫、隆福宫位于西畔。宫殿夹湖而建，是大都规划的显著特征之一。海子与太液池两片面积很大的水面，前者供漕运、百姓用水，后者则专供皇城用水，水源有别，河道规划各成系统。

大家一路向北，步行至明清鼓楼下，走进东侧的草厂胡同。这一带是元代大都城的中心地带，是讨论“中轴线”绕不开的区域。王军老师新著《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李零老师近作《北京中轴线：万宁寺、中心阁与中心台》都着力于这一区域的研究。在胡同中，大家站立两侧听王军老师仔细介绍了既往对于元大都“中轴线”的不同认识及诸家依据。在王军老师的带领下，考察团来到一户已经腾退的院子中，听王军老师讲述自己的最新发现。草厂胡同十二号是清代、民国万宁寺故址，虽为民宅侵占，沦为大杂院，但仍可辨出关帝殿、大雄殿、菩萨殿等房屋的旧样。清代、民国万宁寺（也称万灵寺）承继元代大天寿万宁寺之名，但规模大大缩减，仅是元代寺址的东部。元代万宁寺是成宗、宁宗的原庙，中心阁也在此范围内，是判断元大都鼓楼、钟楼、中心台等许多重要建筑位置的参照点。考察团中的李零老师、唐晓峰老师、王军老师，及熊长云、危文瀚、朴世禺老师等，都曾多次至此踏查，纷纷与大家分享了考察见闻。

12：30，大家抵达阜成门内的白塔寺（妙应寺），短暂参观。而后至西四路口南侧午餐，窗外的马路对面就是元代万松老人塔。万松行秀禅师是金元之际的一位著名高僧，逝后由弟子们建塔于此。附近的砖塔胡同即因此得名。在《乾隆京城全图》中，这座塔被划入贝勒永恩府内，位于府邸东北角。永恩承袭康亲王爵，于乾隆年间奉敕重修该塔，今日可在塔身看到这次重修的题刻。在80年代的保护工作中，发现现存的万松老人塔，是一座清代包砖后的密檐塔，原先的元塔包于塔心。现在，万松老人塔院被辟为专注北京历史文化的书店——正阳书局。

元代社稷坛、元明清白塔寺、明代朝天宫范围示意图，范围依据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地图采自1936年《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

下午2：00左右，考察团再次参观白塔寺。白塔寺是俗称，元代称大圣寿万安寺，是世祖、裕宗原庙。元代万安寺的范围很大，平面呈长方形，根据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标注，其南界至今阜成门内大街，西至今宫门口东岔，北至今安平巷，东至今白塔寺东南十字路口。明代，白塔寺改称妙应寺，规模缩减，仅存西部白塔前的狭长地带。饭前的参观，便只是明清白塔寺这个“狭长地带”；饭后再次回到白塔寺，目的是考察元代万安寺的其他部分——那些被民宅侵占、逐渐变为街巷的区域。我们沿着白塔寺东夹道南口向北，这里是明清白塔寺的东界。查阅早年间的庙宇调查记录，胡同一侧是白塔寺墙，另一侧的民宅间夹杂了许多小庙，藏经殿、方丈院、千佛殿、净土殿，从庙名能够感到这些寺庙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坐落在元代万安寺故址内，不免让人想到这些小庙与白塔寺的关系。继续向北，白塔寺东夹道有一段几十米的“羊肠小道”，曲里拐弯，窄处仅容两人并排。再向北，胡同陡然变宽，东西走向的苏罗卜胡同在此汇合——就快要到元代万安寺的东北角了。

东西向的安平巷，既是元代万安寺的北界，也是元代社稷坛的南界。据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元代社稷坛平面呈长方形，南界在今安平巷，西至今福绥境胡同北段，东至今翠花街、庆丰胡同，北至今翠花街1号院附近。元社稷坛的规制，在《元史·世祖纪》《元史·祭祀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明代此地改为朝天宫，仅保留中部主要建筑，其南北界基本未动，东、西界分别缩进至今东廊下胡同、西廊下胡同。白塔寺西侧的宫门口东岔、宫门口西岔之“宫门口”即指朝天宫的正门；东岔、西岔是元社稷坛、明朝天宫前的甬路。

“宫门口”西南侧有一高楼，略显老旧，但规矩的布局和庄重的外观着实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座楼叫福绥境大楼，也叫社会主义大楼，用人民大会堂的余料建成，系“大跃进”时期的产物。考察团绕楼一周，在大楼正门前驻足观看。宫门口的馒头很有名，也是欣赏白塔的最佳位置之一，买馒头、拍照片，大家向着最后一站——天宁寺辽塔驶去。参观过后，结束了本日的行程，回到燕园。

三、京郊房山文物古迹考察

第三次考察，接续前两次考察的主题，地点集中于房山区西、南部，依次考察了万佛堂和孔水洞、金代皇陵、十字寺、大石窝和玉皇塔、琉璃河遗址。第一次考察我们走访了金中都的相关遗迹，此次考察的万佛堂和孔水洞是自唐幽州、辽南京，以至金中都远郊的一处重要寺院遗存；金代皇陵则是金中都周边高等级墓葬最为集中的区域。第二次考察主题是元大都，而此次考察的十字寺在元代是一座景教寺院，闻名遐迩；大石窝是元、明、清的宫廷主要采石场之一。本次最后一站——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早期的燕都，被誉为“北京城之源”，十分契合三次围绕北京城市史考察的主题。

11月5日早8：00，学者们自静园二院出发，开启第三次北京考察。

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9：10左右考察团到达了第一站——位于河北镇万佛堂村的万佛堂和孔水洞。房山文保所金超所长专程来为大家讲解。孔水洞是一个天然溶洞，后于洞前依山筑砖石墩台，中辟券洞，洞内出水。考察时可见清水自洞内涌出。有关孔水的记载，最早见于《水经注》“圣水”条，也见于隋代《隋州郡图经》“防水”条。孔水洞内有隋代摩崖造像，也有金代题记，但由于洞内水深，都无缘见到。在孔水洞内，唐代开元间有投龙、璧的活动，曾立有《大房山投龙璧记》，原碑于清代被贝勒奕绘（女词人顾太清之夫）购得，现只有拓片传世。上世纪80年代，孔水洞干涸时，出土唐代金龙7件，是投龙活动的实物遗存。

万佛堂位于孔水洞洞口上方，建于万历十七年，是一座面阔三间的无梁殿。殿内的石刻《法会图》铺满西、南、北三壁，长23.8、高2.47米，由31块长方形汉白玉石组成，浮雕佛、菩萨、伎乐等，据称总数万余尊。在南壁的一块汉白玉石上有“大历五年”的题刻，被造像打破，可知造像年代应是在此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指出，此处可能是已知唐代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区最早的文物古迹遗存。考察团的成员走进万佛堂后，就被石刻的精美深深吸引。殿内光线不足，大家纷纷打开手电筒补光，三两一团，聚在三壁石刻的不同角落观看、拍照。

万佛堂周边还有辽代花塔一座、元代密檐塔一座、以及元明碑刻等。此前，韩笑老师曾随赵世瑜老师至此考察。本次考察前，他准备了万佛堂周边的碑刻录文，供大家阅读。立于花塔下方的元代大德元年《重建龙泉大历禅寺碑》记述了万佛堂村寺庙的营建始末和发展历程，自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建庙，到元代重修，对于理解万佛堂和孔水洞的历史十分重要。众人在路上便已阅读录文，见到原石，备感亲近，围在一起识读原碑文字。

随后，众人来到花塔前，花塔南面（正面）辟一券门，北面（背面）的相同位置则是一个假门，作“妇人启门”形式。邓小南老师在此为大家介绍宋辽金时期“妇人启门”的相关研究，以及这一图像所代表的含义。

10：50左右，考察团抵达了车厂村九龙山下的金代皇陵。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北京后，金朝以中都为首都。两年后，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同时将列位祖先的灵柩自上京迁至大房山。陵区内埋葬始祖以下十帝、太祖以下五帝，有行宫、离宫等附属建筑。大房山金代帝陵在九龙山下，四周群山环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集中了十余座帝陵，与同时期绍兴南宋六陵的情况有相似之处。金朝灭亡后，金代皇陵仍旧被后世以前朝帝陵保护。直至晚明天启年间，为镇压东北后金的“王气”，朝廷信风水阴阳之说，拆毁了金陵，并在陵址上建关帝庙以厌胜。入清后，则又恢复金陵的常祀，并重建了金太祖睿陵和金世宗兴陵两陵的地面建筑。明代毁陵、清代重修，都造成了对金代帝陵原貌的破坏，为今日认识金代陵寝制度造成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金陵主陵区不断有零散文物发现。2001、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此地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与有重点的试掘，确认了金陵主陵区的整体布局，清理了主神道、殿宇基址、睿陵墓室等重要遗迹。

在金超所长的带领下，考察团依次参观了碑亭基址、主神道、明代关帝庙基址、金睿宗景陵碑、金太祖睿陵墓室与清代重修墓冢、金世宗兴陵清代重修墓冢。神道遗址保存了一段石踏道，文管员打开了保护石踏道的玻璃门，学者们纷纷进入参观。对于其上满饰雕花的栏板、两侧的石坐龙，有学者强调金代石雕艺术与蒙元的关系。明代关帝庙基址是天启毁陵的实证，位于太祖睿陵墓室正前方，现今地面上还能看到殿宇基址包边的石材。金太祖睿陵的墓室，有彩钢板大棚保护。其外，立有一通“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石碑，碑额无字，碑文涂朱、描金。这块墓碑于上世纪80年代出土于太祖睿陵墓室西南侧。

彩钢板大棚内是太祖睿陵的墓室，于本世纪初得到清理。睿陵墓室是岩坑竖穴，岩壁的凿痕未曾修整，坑底整齐摆放了四口石椁，与中原的葬制有明显的区别。苗润博老师在太祖石椁（复制品）旁，从海陵王建大房山陵区、迁祖宗棺椁的动因说起，为大家讲述了金陵营建背后与政治文化相关的史事。邓小南老师则从中原传统葬制和女真旧俗的角度，讨论了金陵墓室在这两方面所体现出的特征。

此后，考察团的部分成员前往了十字寺遗址。集体吃过午饭后，考察团向大石窝进发。

大石窝镇附近的浅山，是元明清时期宫廷采石的主要地点。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处遗址在高庄村附近。早在《水经注》中，已有“圣水又东径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这里的“玉石山”，今址尚难以考证，不过足以说明这附近产石是由来已久的传统。金代皇陵的神道遗址、元大都的营建、明代十三陵的石构、明清紫禁城内的建筑等等，都被确定使用了这里出产的石材。明代在这里设置了太监机构进行管理，附近的历代碑刻数量可观，很多都与采石活动有关。

开山取石后会留下一个大石坑，日久积水，加上地下水的涌出，便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水体清澈，似翡翠色。考察团有幸请到了当地的石作技艺传承人宋永田先生。大家站在湖泊旁的高地上，俯瞰整个采石遗迹。只见对岸的崖壁，中部一小段平面呈锯齿状，两侧更长的崖壁平面呈直线。据宋先生介绍，中部呈锯齿状的一小段，是明清时期采石的遗留：当时技术有限，只能一段一段开凿，一部分一部分取石，留下如今的样貌。而两侧呈直线的大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机械化取石作业的结果。再看崖壁剖面，一层是一层的颜色，一层是一层的纹理，在地质学者口中，它们各有学名；在老石匠口中，它们也各有俗名。不同层位的石材有不同的用途，部分还有使用级别的区分。考察团的学者们纷纷走到岸边，以更近的距离观看崖壁，更显壮观。

在距离采石遗迹不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单间仿木石构小庙，庙后有大树一棵，一庙一树孤立原上。小庙的文保名称是高庄村山神庙。宋先生在这里将自己对于石作技艺的传承、非遗的保护、古代文化的现代意义等等问题的看法娓娓道来。考察团成员们听得入迷，时而爆发笑声，时而发出感叹，最终以大家情不自禁的掌声结束。老石匠指着山神庙上的石构件感叹道，过去的人手艺真是好，打一对一米多高的石狮子，重量差不过四两。“过去人心里干净”，他说，“现在写那么多保护的文章，不如实实在在地照过去老法做一套，手艺才能传承。”最后，站在最外面的摄影师任超为大家合影留念。

下午4：30左右，考察团抵达了最后一站——琉璃河遗址。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王晶老师热情地带大家参观了博物馆以及最新出土文物的库房。在库房内，王晶老师介绍了最近发掘的概况，并将典型器物摆放桌上供大家观摩。考察团成员纷纷就自己所见与王晶老师讨论。夕阳西下，大家来到了本年度发掘的现场，站在探方隔梁上考察琉璃河遗址，结束了本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