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搞“严打”，看了没人再敢干坏事，连当“临时工”都危险

明太祖朱元璋国家治理峻刑模式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刑与礼，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和管理的两种重要手段，讲究“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即所谓“慎刑”思想。

但“国无纲纪则乱，无法则无国”。所以历代执政者在大力提倡“为政以德、正己修身”的同时，从没有放松、放弃“依法制国”，即便孝文帝刘恒、唐太宗李世民这些驭国高手也是这样。

尤其在积重难返的乱世之秋，实施严厉的刑律，往往能收到奇效。晋人葛洪《抱朴子·疾谬》便称，“民间行之日久，莫觉其非，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这就是《汉书·刑法志》引《洪范》所说的，“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所谓“峻刑”，即严刑、重刑，所谓“乱世用重典”也。

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青睐峻刑。

在明朝，传统的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轻刑”、“慎刑”国家管理思维发生变化，朱元璋主张“明刑弼教”，重道德的同时不轻刑律。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复我中国先王之治”。

峻刑治国，成为朱元璋的治国主体方针，“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更定《大明律》，其简于《唐律》，严于《宋律》，中国古代法系由此进入了最成熟期。

朱元璋对害民之事，诏告天下。违者，无论亲友、功臣，毫不宽恕。曾亲手刺死犯酒禁的开国将领胡大海之了胡三舍。只要犯法，不论贵贱亲疏，一律治罪，即便是皇帝女婿都不放过。

进士出身的欧阳伦，于洪武十四年（1380年）娶安庆公主，当上了驸马爷。但他“数遣私人贩茶出境”，牟取暴利。朱元璋弄清实情后将之赐死。

明朝建国之初，社会矛盾突出。朱元璋采取宽猛并用的两手治国策略，1980年代流行的口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与之如出一辙。“宽”对黎民百姓，宽以待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奖开荒，抑豪强。

在政坛官场，朱元璋则采取“猛”的一手，尤“重典治吏”。

明初，朱元璋一直坚持“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行“猛烈之治”。虽然《大明令》条款已相当完备了，但朱元璋觉得不够“吓人”，又编定《大诰》，开展“法外和刑”，进行“严打”。

比如，在官衙随便增加编制、安排临时工的“有司滥设吏卒”行为，正常情况下依律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诛”，不只单位领导倒霉，当事的“临时工”竟要处死——明朝的临时工很危险；至于现代一度出现的“吃空饷”现象，在明朝时一旦败露，当事者必死无疑。

朱元璋当过和尚，峻刑也用在宗教管理上。对不好好念经，近女色的“僧道不务之风”行为，依律“僧道娶妻”条款，就是打80大板后令其还俗，但朱元璋下令“弃市”。

宋元之时入刑的“陵迟”处决死囚方式，被朱元璋发挥到极致。

不只如此，朱元璋还发明了非常行刑方式，手段极其残忍。如“铲头会”，据《明朝小史·洪武纪》（卷一），朱元璋在打下天下后，“恶胜国顽民窜入缁流”，他实施“严打”，他把这些明朝流氓小混混抓起来，几十人挖一泥潭，将他们埋入泥中，只露一个头在地面上，然后“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看了铲头会，没人再敢干坏事！

朱元璋峻刑根本上为了国家太平，江山永固，他希望杀尽贪官，故对贪官用刑残酷，动辄“剥皮实草”。

朱元璋规定，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后，再将皮剥下来，里面填上草，挂于官府公座两旁边，以警示官吏。导致当年因贪污被剥皮实草者，布满衙门两旁。如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有人告北平二司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税粮，结果杀了几万人。

类似这样的严惩事例，不绝于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政治目的和最终治国目标，但在一定时间内还是起到很好效果的，明朝官场由此“干净一百年”。《明史·循吏传》（卷二百八十一）中有这样的评价：“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朱元璋的峻刑治国模式，后来为什么不行了？这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