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诗萤：浅论盘龙城灰烬沟遗迹

灰坑与灰沟，一般泛称所有的坑状及沟状遗迹，其用途并不相同，包括：垃圾坑、水沟、人工渠道等等；由于多数的灰坑与灰沟用途普通，不具重要意义，一般少有人研究，但有些灰坑与灰沟则具有特殊意义与用途，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即属此类。

盘龙城发掘报告中将灰烬沟遗迹独立于灰坑和灰沟之外，显然发掘者认为这是较为特殊的遗迹，且此类遗迹在盘龙城遗址内并非孤例，于杨家湾和杨家嘴都有发现，时代也不一，一为五期，一为六期，可见得是基于某种固定且持续需要的用途，而在这段期间中建造了不只一处遗迹。

笔者曾于2013年在盘龙城遗址发掘时，发现类似现象的遗迹，因而注意到这遗迹的特殊性与研究价值，翻找考古报告并进行整理和比较后，更是认为灰烬沟遗迹不但属于冶铸遗迹，并且在冶铸遗迹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拟由分析此遗迹的情况着手，推测此遗迹的用途，并由此出发，讨论其他遗址中与灰烬沟遗迹用途相似的遗迹。

（１）杨家湾之灰烬沟遗迹

图一　杨家湾六期灰烬沟遗迹平、剖面图（以《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一六四，杨家湾盘龙城六期灰烬沟遗迹平、剖面图修改而成，本图完成于2015年）

根据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报告，杨家湾灰烬沟遗迹属于盘龙城六期文化遗迹，是盘龙城遗址的晚期遗迹。遗迹为不规则长条状，全长约30米，可分为沟底、沟壁、沟内灰烬层、沟面（图一）。

沟底深浅不一，起伏不平。

沟壁则在灰烬沟遗迹西段出现，使用黏性强的灰黄土和红黄土焙筑而成，东段则直接利用生土或黄土台。

沟内灰烬层则分布于整个沟槽内，主要是黑灰土，包含大量木炭屑，并且发现三处按一定规律堆放的陶缸群。这些陶缸群内外均堆积黑灰土夹木炭屑，其中一处为底朝上的陶缸群，另外两处则发现残存陶缸缸底旁放置石块，起到支撑缸体的作用。在其中一个缸片上附有长方形小铜渣，而在灰烬层中则发现一块长条状的铜器残片。

沟面则是迭压于沟槽内黑灰烬土上的堆积层。[1]

（２）杨家嘴灰烬沟遗迹

图二　杨家嘴灰烬沟遗迹平、剖面图（以《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二三一，杨家嘴盘龙城五期灰烬沟遗迹平、剖面图修改而成，本图完成于2015年）

根据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报告，杨家湾灰烬沟遗迹属于盘龙城五期文化遗迹，呈不规则长条沟槽状，南北长27.5米，最宽处达5米，地处北高南低的坡地，可分为沟底、沟壁、沟内灰烬层、灰烬坑（图二）。

沟底方面，有铺一层以黄土为主的黄红砂土，土质较硬，似乎经夯筑。此层包含物有缸、鬲、尊的残片。

沟壁方面，主要分布于北段的西壁，沟壁为黑灰土，剖面为坡状，两侧高中间低，上被灰烬层迭压，土质较硬。

至于沟内灰烬层，主要是黑灰土，土质松软，厚薄不均。

灰烬坑是发现于灰烬层中的坑型遗迹，此处共有两坑，形制大小相当，南北向排列，间距1米。一号坑坑底平坦，内积满黑灰烬土，包含大量木炭屑和少量红烧土块，坑内放置坩锅两件、陶缸一件，出土铜刀、残铜片、铜渣等。两件坩锅中间放置石块相隔。缸内遗留少量木炭屑和陶片，缸底亦有石块支撑。二号坑则为不规则的梯形，坑内包含黑灰烬土，发现陶缸、缸残片、石块，并且在陶缸附近发现铜片两块，和铜渣一块，陶缸缸底亦有用以支撑的石块。

另外在杨家嘴的沟外亦发现有一片灰烬堆积，除了黑灰土外，夹杂红烧土颗粒，每层包含一些陶片，包括缸、鬲、盆等，另还有少量碎铜片和熔渣。[2]

（３）小结

从这两个遗迹所显现出的现象可知灰烬沟遗迹主要的现象除了如其名般，是填满黑灰烬的灰沟之外，还可以发现沟里包含红烧土，以及有着成群的陶缸、坩锅，且陶缸、坩锅的底部有着用以支撑的石块，此外在陶缸与坩锅的周围或内部，以及黑灰烬土中，可能包含铜渣及铜器残片。若根据发掘情况照片（图三），可见灰烬沟遗迹的陶缸和坩锅保存相当完整，正放的陶缸和坩锅底部有放置石块以供支撑的情况。

图三　盘龙城杨家嘴灰烬沟遗迹K1内陶坩锅出土现场（原图为《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图版一○三，1号图）

为何时代不同的两处遗迹有着相同的现象？笔者认为是由于灰烬沟遗迹遭到废弃时，陶缸和坩锅仍维持原来使用的情况放置，且二处遗迹使用的目的相同，才导致两处时代不同的遗迹现象出现相同的情况。

至于灰烬沟遗迹的用途，笔者认为与青铜器铸造有关，黑灰烬土与红烧土的发现是为长期燃烧木炭的结果，特意加固焙筑的炉壁可耐高温，厚实的陶缸与支撑石则与操作青铜器铸造相关，铜渣与铜器碎片则是铸造过程的残留物，不过实际的用途要与同时期相似的遗迹互相比较后方能肯定。

灰烬沟遗迹所显示的不单是一处与青铜器铸造相关的场所，更是当时制造青铜器的技术一环，掌握青铜器制造技术的遗址方可发现类似遗迹，笔者认为通过相似遗迹的比较，更能还原灰烬沟遗迹的面目。观察灰烬沟遗迹的现象，该遗迹壁上会使用黏土焙筑，内部则堆积充满木炭屑的黑灰烬土，里面会有着陶缸、坩锅，以及支撑用途的石块，并且包含铜渣，有可能出现陶范或石范。以下便整理出同时期其他遗址发现的灰坑或灰沟中，与灰烬沟遗迹相似的遗迹。

（１）盘龙城文化[3]

石门皂市遗址发现一座熔炉，底部为含炭黑灰土，炉膛推测为椭圆形，炉膛内出土大口缸残片，熔炉周围则有许多炉渣，此外熔炉旁有数块大石头，发掘者认为可能与熔炉的操作有关[4]。由熔铜炉的剖面图（图四）可以看出，熔炉内部包含红烧土碎块。

图四　石门皂市遗址T39熔铜炉剖面图（1.红烧土碎块，2.高火侯烧土，3.低火侯烧土，4.黄灰土，5.残存底部，6.含炭黑灰土）

荆南寺遗址中的夏商时期遗存，H216也与灰烬沟遗迹包含物相似。H216为一处不规则形状的灰坑，坑壁陡，坑底平，填土为黑灰色，杂大量炭末、红烧土、陶片，遗物有包括缸在内的其他陶器，还有石块、铜鱼勾、铜碎块、兽骨等[5]（图五）。

图五　荆南寺遗址H216平、剖面图（原图为《荆州荆南寺》，图五一，夏商时期H216平剖面图）

此外保存良好的南关外铸铜遗址中残存许多遗迹现象，可由这一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当时的铸铜方式。

南关外铸铜遗址中与灰烬沟遗迹较为相关者，应为南区铸铜场地，下层二期的“残熔铜炉壁块堆积坑”（图六），编号C5.3H302，为一处椭圆形圜底坑，坑内除了其他陶器外，尚有着陶范、熔铜坩锅、红烧土块，以及熔铜炉壁的残块，炉内壁残有铜薄锈层[6]。此外，可能相关者尚有C5H38，为一椭圆形浅灰坑，坑内填灰土，出土与铸铜相关的坩锅残片、陶范碎块、砺石、木炭、红烧土块、铜炼渣等[7]。

图六　南关外遗址残熔铜炉壁块堆积坑平、剖面图（原图为《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一九四，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南区铸铜场地二里岗下层二期熔铜炉壁块堆积坑C5.3H302平、剖面图）

另外北区铸铜场地也发现“熔炉残底”（图七），炉坑内残存铜炼渣、红灰烧土炉壁残块、木炭屑、黏有铜炼渣的大口尊坩锅碎块、红烧土残块等。发掘者认为由炉内堆积可知熔铜的顺序为先放木炭，次置陶坩锅，再燃烧熔炼炉，最后融化铜块。除了熔炉遗迹，北区铸铜场地C9H175可能也与灰烬沟遗迹有关，该灰坑为不规整的椭圆形平底浅灰坑，坑内填深灰土，坑中与炼铜相关的遗物，包括炼铜坩锅、铜炼渣碎块、红烧土块、木炭块等[8]。

图七　南关外遗址熔炉残底平剖面图（原图为《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二〇四，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北区铸铜场地C5T21内二里岗上层一期熔铜残底平、剖面图）

（２）吴城文化

吴城遗址III区与IV区发现较为集中的冶铸遗迹，发掘者认为这代表吴城遗址的青铜冶铸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冶铸遗迹共有七个，各个冶铸遗迹的现象不一，但基本上均包含与冶铸无关的陶器碎片与各种工具，笔者推测这些冶铸遗迹在废弃后或许均作为垃圾坑之用，是以包含和冶铸无关的遗物。

1974QSWT13Z1为圆形坑（图八，1），是黑灰土与红烧土相间的堆积，坑壁附有红烧土高台。坑内除了多种陶器外，另出土大量的炼铜渣、木炭、炼出的铜块，应为熔铜之用，但从出土大量的石范看来，应也具浇铸功能。发掘者认为此遗迹不见坩锅，是因为与中原冶炼技术不同的缘故，不过笔者认为1974QSWT13Z1出土的陶缸即可处理铜液[9]。

1974QSWT6Z2为不规则三角型坑（图八，2），与1974QSWT13Z1相似，皆有一处高台，坑内堆积也是黑灰色土，并且含大量的烧土块、木炭。除了陶片之外，出土遗物中有着与铸铜相关的石范、铜渣、木炭，以及陶缸残片[10]。

图八　吴城遗址冶铸遗迹1974QSWT13Z1、1974QSWT6Z2平剖面图（1.1974QSWT13Z1，2.1974QSWT6Z2）（以《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图四九，冶铸遗迹平剖面图修改而成）

1974QSWT6Z4坑为不规则长条带状坑，无土台，坑内堆积几乎成炭灰的灰土。除了包含各种陶片、瓷片外，陶器中也有缸，此外，出土许多石范及大量铜渣[11]。

此外较接近灰烬沟遗迹者尚有1974QSWT6Z3，虽然既无土台也无陶缸，为不规则椭圆形坑，坑内堆积灰土，含大量烧土块、木炭粒，以及陶器、生产工具，另有许多与铸铜相关的石范，伴出铜渣、木炭[12]，不过也不排除1974QSWT6Z3为丢弃废料的垃圾坑。

其余冶铸遗迹均缺少土台与陶缸、红烧土，虽有着石范、铜渣遗物，堆积黑灰土，但笔者倾向认为其余冶铸遗迹为制造青铜器废料的垃圾坑，而非冶铸遗迹。

（３）小结

此一时代较早掌握青铜技术者为盘龙城文化与吴城文化，因而能够发现与灰烬沟遗迹相似遗迹的遗址，均出自此二文化。

根据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所拥有的特征，可以发现在南关外遗址与石门皂市遗址所发现的相似遗迹，均被称为“熔铜遗迹”或“熔铜炉”，说明发掘者普遍认为这类遗迹是熔铜炉或者有熔铜的用途。而吴城遗址方面，报告中通称为“青铜冶铸遗迹”，彭明瀚先生亦认为这种青铜冶铸遗迹即是所谓的熔铜炉，并且认为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中也有类似的遗迹[13]。

但由发掘较完整的南关外遗址可以看出，即使均为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遗址，包含物也相似，但其用途并非完全相同。南关外遗址中也有许多灰坑包含灰土、铜渣、陶范、坩锅，却被发掘者认为只是垃圾坑，除了遗迹位置相较浇铸土台遗迹为低，方便丢弃铸铜产生的废弃物之外，笔者认为这些灰坑缺少红烧土的堆积，也是一个原因。

铜渣、陶范、坩锅可以丢弃，黑灰土也有可能是因为靠近熔铜的位置，因燃烧木炭的烟雾而造成，但是红烧土的产生则需要经常受到火焰炙烧，才能留下痕迹，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将荆南寺遗址、南关外遗址，以及吴城遗址的部分灰坑列为与灰烬沟遗迹相似的遗迹中，这些遗迹应与被确定为熔铜遗迹者有相似作用。

观察南关外遗址与吴城遗址同样具有熔铜遗迹特征的灰坑，南关外遗址的灰坑缺乏作为熔铜遗迹应有的炉壁；而吴城遗址较明确为青铜冶铸遗迹的1974QSWT13Z1与1974QSWT6Z2所拥有的土台，也不见于1974QSWT6Z3与1974QSWT6Z4，笔者认为这些包含物相似的遗址可能使用方式上还是不一，或许是青铜铸造中不同工序的遗迹。

尽管笔者已列出许多与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特征相似的遗迹，并且这些遗迹均被发掘者认为与熔铜、青铜冶铸有关，但笔者认为仅由其他遗址的情况就确定灰烬沟遗迹的用途并不妥当，因此关于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之用途，笔者任为尚需就盘龙城的灰烬沟遗迹本身的情况做探讨。

（１）灰烬沟遗迹用途探讨

关于灰烬沟遗迹的用途，我认为可以由灰烬沟遗迹中的陶缸与坩锅的用途来解决。目前徐劲松先生等学者针对陶缸与坩锅的模拟实验，证明了在此时期大量出现的尖底陶缸（表一中A、B型的陶缸）可以用来熔铜，以及浇铸青铜器[14]；以杨家嘴灰烬沟遗迹K1中保存的陶缸和坩锅为例，可以见到K1中的陶缸与坩锅（表二）的确属于可用来浇铸青铜器的型式，即陶缸内侧底部皆是尖而弧的，可保温铜液，陶缸底座向外突出，方便倾倒铜液，且K1中坩锅多层缸壁的结构，或许即同于模拟实验中涂抹草拌泥内衬的陶缸[15]。

此外，除了发现用以浇铸的容器，在两处灰烬沟遗迹的陶缸与坩锅内部或附近，均发现青铜器碎片、铜渣，且其填土黑灰烬土包含有大量的木炭屑，另外在杨家嘴的灰烬沟遗迹中还发现了红烧土块。以上多种现象共同出现，并非巧合，笔者据此合理推断，灰烬沟遗迹为盘龙城遗址中之熔铜遗迹。

A型

B型

表一　大口缸A、B型（由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图一，《考古》2005年第7期，修改而成）

杨家嘴灰烬沟遗迹K1

陶缸坩锅

PYZT115:3

PYZT115:4

PYZT115:11

表二　杨家嘴灰烬沟遗迹K1陶缸与坩锅

认为灰烬沟遗迹与青铜器制造有关并非笔者创见，豆海锋先生的《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即指出，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为与青铜铸造相关的遗迹，并且认为仅是用来熔铜的遗迹[16]，笔者赞同豆先生的说法。

先民多数是先在矿山附近将铜矿炼成粗铜后，再将这些粗铜运至铸铜工坊，工匠将粗铜再度熔化后，方可进行浇铸的动作。铸铜工坊多存在于掌握技术的重要聚落，盘龙城遗址显然为重要聚落，灰烬沟遗迹为熔铜遗迹相当合理，但笔者认为仍有可补充的部分。

由陶缸的用途与青铜冶铸相关的情况看来，即使陶缸在熔铜之后可以暂时保存铜液温度不致凝固，但仍然不能维持太久的时间，而需要尽快将铜液进行浇铸的动作。若是灰烬沟遗迹仅用来熔铜，那么熔铜之后，即使必须得将盛满滚烫铜液的陶缸或坩锅移至远处另外处理，因为铜液有可能冷却凝固，或者在搬运途中发生倾倒溅洒的意外，因此笔者认为灰烬沟遗迹的附近可能有浇铸青铜器之场所。在灰烬沟遗迹中的陶缸及坩锅旁发现的铜器碎片或铜渣，应该即是当时在灰烬沟遗迹附近进行浇铸之后遗留的产物。

此外尚须注意的是，杨家嘴灰烬沟遗迹的沟壁虽然较为坚硬，但是似乎与杨家湾灰烬沟遗迹遭到刻意焙筑的情况有所不同，杨家嘴的灰烬沟遗迹沟壁土质是黑灰土，而并非杨家湾灰烬沟遗迹的沟壁使用较黏的灰黄土与红黄土焙筑而成的情况，然而二者间其他的遗迹现象却极为相似，也许只是建造方式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区别，时代较晚的杨家湾灰烬沟遗迹则在前人的建造技术上有所改良。

（２）灰烬沟遗迹的比较

既知盘龙城灰烬沟遗迹的确为熔铜遗迹，则可和其他熔铜遗迹互相比较，而不会造成不同功用遗迹间比较的情况。由先前举出的例子可以知道，其他熔铜遗迹的情况不一，因此笔者以下分别描述：

石门皂市遗址的熔铜炉遗迹是和灰烬沟遗迹最为接近者，保存较为完整，且内部也仅出土大口缸片，在铜熔炉旁边出土的石块可能亦作为支撑石之用。

荆南寺遗址灰坑可能还有一些疑问，虽然其坑壁陡且坑底平，但坑壁并没有明显描述，不过其包含物和灰烬沟遗迹类似，且荆南寺遗址的确也有青铜器出土，笔者认为也许与杨家嘴灰烬沟遗迹相同，属于较早的炼铜遗迹。

南关外遗址的南区铸铜遗迹残熔铜炉壁块堆积坑，应为熔铜炉遗迹，在这遗迹附近，还有许多与铸铜相关联的遗迹，附近3米处有白灰面地坪，2米处有铜锈面分布密集区，4米处则有铸铜场地土台[17]。尤其铸铜场地土台出现在熔铜炉附近，更证实笔者的猜想，即熔铜炉附近会有着铸铜之地。这个残熔铜炉壁块堆积坑中也有着陶范出土，是否就近操作浇铸，或者熔铜炉兼具烧制陶范的作用，尚须研究。H38包含物虽然相同，但是否真为另一个熔铜遗迹仍然未知。

南关外遗址的北区铸铜场地熔炉残底遗迹，则更加明显地得知陶坩锅能够熔铜的事实，虽然此地也缺乏陶范，但发掘者认为，此处遗迹没有发现陶范，更可证明此处为熔铜炉[18]。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虽然缺乏陶范，但有可能与熔炉残底遗迹一般，单纯只用来熔铜而已。H175包含物相似，位置又居于铸铜场地中部，很可能为另一个熔铜遗迹，但由于缺乏炉壁出土，尚需研究。

吴城遗址的冶铸灰坑Z1、Z2则与其他地区的冶铸遗迹稍有不同，为一个圆形坑中再置一个土台，其土台的用处目前尚未明朗，虽然豆海锋先生认为这土台的用处可能与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中的支撑用石块用途相似[19]，但笔者认为由灰坑剖面图看来（图八），应该不是支撑用途。Z3与Z4缺乏吴城遗址熔铜遗迹应具备的土台，虽然包含物相同，但无法确认使用方式上是否相同。此外，吴城遗址的冶铸遗迹似乎均无对炉壁的描述，是否与其熔铜炉本身建造手法有关，尚需研究。

（３）小结

由这些与灰烬沟遗迹相关熔铜遗迹的比较，可以看出以下要点。首先，吴城文化的熔铜遗迹与盘龙城文化的熔铜遗迹存在差异，吴城遗址的熔铜遗迹有着其他遗迹没有的土台，显然其技术并不相同。事实上在吴城报告中发掘者也认为吴城遗址冶铸技术可能较为独特，由于此地并未发现类似坩锅的厚壁陶缸，“或许是因为江南多铜矿石混木炭合炼，采用与中原不同的冶铜方法所致”[2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南关外遗址的南、北区铸铜场地均保存相当完整的铜锈面层，但与此相反，青铜器数量更多的盘龙城遗址却未发现类似的遗迹，而冶铸技术独特的吴城遗址也缺乏此种遗迹，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南方的气候与埋藏条件有着密切关联性。

长江流域气候温湿多雨，土壤为酸性土壤，且古代经常发生洪水，可能造成铜锈面层的保存不易，但也不排除是尚未发现此种遗迹。盘龙城遗址目前尚未发现陶范，可能也和南方的特殊气候有关，细查盘龙城遗址发掘时的情况，可以看到有许多未能取出的陶缸，这些陶缸皆已化为泥，与土壤合而为一，仅能从土色上看出陶缸的残迹，过去学者多认为是因为此地陶缸烧制技术不足，火候过低所致，但既然此地已能制造高温硬陶，又岂会出现火侯不足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可能和南方气候有关，经过多次洪水而无法保存其原形，陶范可能也因此和陶缸一样化为泥，而难以被发现。

此外，除了盘龙城遗址之外，其余的熔铜遗迹皆是灰坑，仅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为灰沟，似乎有所差异，但由杨家嘴灰烬沟遗迹的平剖面图可以看出，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其实是由灰坑串联而成，用以熔铜的陶缸则放置于灰坑中央。

杨家湾灰烬沟遗迹的灰坑较不明显，然而由遗迹中共有三处出现较为集中的陶缸群看来，或许是由三个灰坑所串联而成。将灰坑串联起来的情况目前仅于盘龙城遗址灰烬沟遗迹发现，也许是该地独有的技术。不过笔者认为，杨家湾灰烬沟遗迹三处灰坑也许有不同作用，由第一处陶缸群摆放情况看来，第一处的陶缸群为底朝上，当时制造陶缸的方式正是口在下而底朝上，而第一处陶缸群也没有发现青铜残渣或残件，笔者认为第一处陶缸群为烧制陶缸的场所，其余两处摆放方式相同，应皆为熔铜场所。

图九　盘龙城二期龙窑平、剖面图（原图为《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图四八，王家嘴盘龙城二期Y1平、剖面图）

图十　盘龙城三期龙窑平、剖面图（原图为《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图五五，王家嘴盘龙城二期Y3平、剖面图）

最后一点，杨家嘴的灰烬沟遗迹位于缓坡之上（图二），这种利用缓坡建筑长形窑炉的技术，笔者认为和当时的龙窑（长形陶窑）建筑技术关系密切。由盘龙城遗址所出土的二期龙窑Y1（图九）可以见到，其最低处是窑头[21]，最高处是窑尾和排烟处[22]；而三期的龙窑Y3（图十）也是类似的建筑方式[23]。而吴城遗址1986QSWY6亦属龙窑（图十一），窑头亦较窑尾低[24]，“烧结程度的差异表明窑尾温度高于窑头，并能产生一定的抽力”[25]，可见当时的龙窑已具备后世龙窑的功能。由灰烬沟遗迹的建筑方式可知，其设计应是基于更加提升窑温的目的，与龙窑建筑异曲同工。

图十一　吴城龙窑平、剖面图（原图为《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图四七，1987QSWY1平、剖面图）

盘龙城发掘报告中由于特意将灰烬沟遗迹独立描述，给予笔者发现问题的线索，显然当年发掘者们早已注意到灰烬沟遗迹的性质特殊而重要，不同于普通垃圾沟或水沟，详细拍下发掘时的照片并且独立描述之，显示其重视程度，在当时长江中游的青铜文化面貌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可谓高瞻远瞩。

由各地遗迹的比较中可知，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的确与青铜冶铸有所关系，并且很可能即是熔铜炉，或与熔铜相关的遗迹，笔者认为将灰烬沟遗迹称为熔铜遗迹亦无不可。灰烬沟遗迹其中一个特征为包含物单纯，且由其放置的情况可以看出，灰烬沟遗迹仍保持着当年使用时的原貌，可能是在废弃后直接掩埋，不作垃圾坑之用。和其他熔铜遗迹相较，其他的熔铜遗迹内部的陶缸或坩锅皆已成碎片，无法得知其摆放于熔铜遗迹中的情况，以及陶缸下部以石块支撑的情况。

自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被发现以来，陶缸的用途一直是个重要议题，虽然已有科学实验证明尖底陶缸可用来熔化铜块，但是由于其底部突出的特殊设计，使得不易平稳放置，容易倾倒，虽然有助于浇铸[26]，但在实际使用上，先民究竟是如何支撑这种陶缸也是一个问题，灰烬沟遗址的发现无疑地提供我们解决此一问题的钥匙。

此外，盘龙城遗址的灰烬沟遗迹的面积与其他熔铜遗迹相较，面积更大，其他熔铜遗迹多数长度都在5米之内，杨家湾灰烬沟遗迹遗迹全长约30米，杨家嘴灰烬沟遗迹全长约27.5米，是当时熔铜遗迹所罕见。是以笔者认为灰烬沟遗迹是相当有价值的发现。

最近几年盘龙城遗址的发掘中，也有出土类似的遗迹，一样是充满黑灰土的灰坑中，发现完整的陶缸，坑附近亦有大石块出土，笔者认为很有可能也是同样的遗迹。在当时制造大量青铜器的情况之下，发现多个炼铜炉遗迹相当合理。

盘龙城遗址作为重要遗址，自开始发掘以来，往往多有使人惊奇的重要遗迹遗物出土，灰烬沟遗迹的发现显然也是其中一项，必须对其更加重视。到目前为止，已有许多学者论述盘龙城遗址的青铜器为本土制造，笔者想藉由探讨灰烬沟遗迹说明，灰烬沟遗迹也是盘龙城遗址拥有制造青铜器技术的证明之一。

后记：此篇文章得到陈贤一先生的指导和补充，根据陈先生的说明，已有西方学者指出灰烬沟遗迹规模虽大，但的确可以用于熔铜。当初发掘杨家嘴灰烬沟遗迹时，其整体沟壁皆有相当明显的人工堆筑痕迹，并且均抹上白膏泥，可看出是特意筑成，而并非只是比较坚硬而已。陈先生认为，杨家嘴灰烬沟遗迹呈南高北低，即是因为炼铜炉的低处用来送入柴火，而高处则是用以排烟，在灰烬沟遗迹的南边高处还发现许多陶片，这和盘龙城遗址所发现的陶窑排烟口发现许多陶片有着相似的遗迹现象，更可证明灰烬沟遗迹的高处即是用来排烟，以及灰烬沟的使用情况。

谢辞：本篇文章得到郭静云先生的指导，以及陈贤一先生、张昌平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228－230。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页316－318

[3]此概念约等同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于笔者的硕士论文《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中提出（邱诗萤，《汉北青铜文化之兴起：从石家河到盘龙城》，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5年7月），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应属同一文化，并且文化代表性遗址为盘龙城遗址，因此更改命名为盘龙城文化。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页191

[5]荆州博物馆编着，《荆州荆南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44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页318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页322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页332

[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页84

[1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页84-85

[1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页86

[1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页86

[13]彭明瀚，《吴城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10月，页136。

[14]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考古》，2005年第7期，页80－81。

[15]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页80、81

[16]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页326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页318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页329－330。

[19]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页326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页84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页84、86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页87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页97－100

[2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页82

[2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发掘报告》，页82

[26]徐劲松、李桃元、胡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与用途，页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