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序

作者： 郭立新 历史考古与上古文明

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对于群体身份认同、政治道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经常被意识形态化。相应地，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只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利，而是由来以久，源远流长，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的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大多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所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很早就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发生了疑古与信古的争论，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

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除了古书辩伪工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意识形态中，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中，在释古的具体实践中，被搁置于一旁。

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对上古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走向有很大影响：信古重新成为主流，考古学被定位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的辅助学科。

1917年，王国维利用小屯出土甲骨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这一研究给后世留下两项重要遗产：一是提升了国人认定文献所载三代历史为信史的信心，二是其所倡导的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大行其道。具体到夏商研究，便出现以文献为主导、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学术论证与认识演绎过程：“既然商代历史和《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已为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夏代世系也非虚构。事实上，这已成为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这样的共识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勿宁说是一种情结。”（许宏《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页4）

既然认定文献可信且夏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可以依据文献所载夏的活动范围来寻找到夏的遗存。虽然传世文献并没有具体指出夏在何处，但因后时代国家的中央地点，影响了后人对先秦传世文献的认识，将“夏”视为最早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夏文化。在此背景下，看起来无论在时间与空间都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二里头遗址便被认定为“夏”文化，郑偃(即通常所谓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则依据同样的逻辑被认定为早、中商都邑。今天，这样的观点已写进教科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历史“情结”和定见。

百年前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历史学互不可缺的两只手，所以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准确的历史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也表达得很清楚：用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材料，了解文献哪些部分符合史实。今人治史，虽然无不将二重证据法奉为圭臬，却将“二重证据法”的主证和辅证关系翻转过来，把王国维的“补正”，基本上读为“补证”，即把地下材料降为配合和证明书籍所言。

实际上，受过史学训练的人都应该知道，考古材料才是一手史料，是直接见证古人生活的遗迹，在复原研究中应该作为主证材料；而文献往往只是二手史料，大多经过后人加工而带有后人自觉或不自觉之意识形态目的，在论证中仅居于次要和辅助的位置。但是，在学术实践中，研究者却经常忘记这一常识，而热衷于用一手的考古材料去附会二手的文献记载，这种状况使上古史研究经常变得类似于西方的圣经考古：仅仅通过考古发现和发掘来印证古史记载的正确性并丰富和补充相关论述而已。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如历史教条主义、历史意识形态的长期积淀框限研究者的视野；以及考古材料的残缺性、难读性，与文献记载的完整性与故事性之间所导致的张力和倾向性。

当前某些考古研究者可说是集两种极端的取向于一身。一方面，小心、保守地对待考古材料。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处理和解释表现得极为谨慎和小心，非常重视经验、观察和能够直接感知的信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所指意义较为确定的方面，如特别强调类型学的分析；而对不确定性所指以及思辩性话题则经常抱持犹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却经常远远超出考古材料所能论证的范围而大胆地说话。在用考古材料复原历史时，要么出于对历史文献的信心，要么急于对所发现的模棱两可的考古材料寻求确定性解释的迫切心情所推动和激励，而表现出一种激进的态度，动辄将所指意义原本极具弹性的考古材料与较为明确的文献记载进行直接关联，以合理化、明确化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在这种研究实践中，所谓二重证据法，演变成了以意义相对明确的二手文献为主导，而意义相对模糊、可选解释余地大的一手的考古材料，其作用仅只是论证和补充文献所载而已!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实践还潜藏着另一个风险：研究者总是习惯性地将新发现的材料与先前发现的同类材料进行类比，以确定这些材料的性质与归属。这种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形成这样一个认识与研究的逻辑过程：即用先发现的材料和先有的认识去定位和定义后发现的材料；考古学的认识史，首先是一部发现史；先有的发现和认识左右后来的发现和研究。

在此情况下，考古学的认识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古发现的历史所主导和层累地造成。田野考古工作先挖哪里，后挖哪里，在哪里投放更多精力和资源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对考古学的认识都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影响田野工作开展的先后次序及学术资源投放力度的因素往往很复杂，很多时候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的考量，其他如国家意志、行政因素、时代因素、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以及其他各种历史偶然性都在其中起作用。就此而言，当材料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认识上的反思，对于考古学的健康发展是多么重要！

孙隆基先生指出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大中央主义心态，在文明起源的探讨上，具体表现为"黄土带的迷思”、“中原主义”。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郑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达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蛮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所以，不难理解的是，当初主要为了解决上古史研究中的悬疑而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其最初最主要的发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得以开展，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首先在中原地区最先建立起来：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些考古学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并成为全中国相应时代考古材料籍以比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标杆（孙隆基先生将其称为“中央时区”）。这种做法也无形中在考古学科建构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一元中国史，并且将“中原”限定以郑州洛阳为中心。虽然，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长城燕山地带等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一大批早期城址、大型聚落和墓葬的发现，使新石器考古学界已经突破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以郑洛中原为中心的固有观念的局限。为此，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则称之为重瓣花朵结构，费孝通先生总结出多元一体的模式。这说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新石器领域，大家对于中国文明源头的多样性已有共识。但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观念和一元历史进程，仍主导着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早期的多元和三代的一体似乎变成一种新的教条。

考古类型学是当前考古界最经常使用的断代方法。此种方法通过探讨同类器物或遗存之间的演化逻辑，籍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地层学依据作参考，器物演化逻辑是完全可以颠倒的，即在一种视角下被视为最早的，在另一种视角下或可被看成是最晚的。西南中国和越南有关铜鼓的类型学研究即为著名的例子，中国学界一般将万家坝型视为铜鼓中最早的亦即最原始的类型，而越南学者则普遍将其视为东山铜鼓的衰退类型，是一种晚出的形式。所以，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类型学比较时，可能有直接的地层学依据，结论相对有效力。当在大范围内应用类型学进行比较，且地层学的证据变得薄弱时，其结论往往很难令人信服而易走入误区。这种断代方法为下面的现象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在三代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动辄将考古材料对标中原，且以郑洛中原为中心而认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在郑洛中原出现早；而在郑洛中原地区，在一元史观主导下一定要将可能同时并存的多元历史主体纳入到先后有别的单线历史框架中。这使得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带有意识形态和先定论色彩：将郑洛中原地区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定得早，而将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主动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观。可是，这种年代学结论经常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龃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界普遍更愿意相信类型学所做的年代分析，而无视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或选择性应用碳十四年代或简单否定之，而不是细致深入讨论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应用规则等。

反思当前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成果和一般认识，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内在的矛盾，一些流行的认识有背于常识。如，一般将二里头视为夏，二里岗和殷墟分别代表了商代早期和晚期，但是，实际上，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考古学家为将夏商分界划在哪一期而争讼不已，为何一定要将这种高度同质的文化区分为夏和商两种不同的文化呢？同时，它们与殷墟材料之间却相当异质，殷墟似乎突然出现在那里，很难将其与二里岗视为同一个国家。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与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黍作、粟作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约化生产模式，而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对社会形成和组织方面的影响能力，一直不如稻作。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还是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稻作起源和发展于长江流域，相应可以推论，以稻作为基础的原生文明应该源于长江流域，却为何一定要将位于稻作北界，主要实行稻粟混合生计的郑洛视为文明起源地？其实，黄河流域作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适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长。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

在此背景下，郭静云教授所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打破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常识”和定见，给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颇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披古阅今、中外比较的宏大视野，跨越历史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诸学科之间鸿沟而融为一体，运用并以问题为中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并凭借其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避开了诸多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而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顺着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给出初让人错愕细，思中却足令人信服、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郭静云教授早年修读世界文明史和艺术史，并对古埃及文明深入钻研，由此形成其对早期文明的比较视野，并且依靠田野考古经验，发展通过一手资料分析和复原历史的整合式研究；后来研习甲骨金文和楚简等出土文献，主张以出土文献对照古代经典，倡导经典形成学研究，并对中国古代信仰形成和发展的结构过程有着浓厚兴趣，由此奠定其在先秦文献和古文字学领域的深厚基础。常自言曰，其兴趣是为已经不会说话的古人说话；在其眼中，中国历史的脉络，有两个重大转折点，一是殷商，二是秦汉；秦汉以后无“古人”；她顺着历史的脉络，一路往前走：从秦汉出发，过两周，一度驻留于殷商，再将目光前移，一路追寻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方成此书。

在郭静云看来，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所以，后人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故事，大多经周人纪录，其后又经过汉人，特别是东汉人的有意识地大规模编纂和加工，方始成形为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所以，郭静云认为，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各地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黄帝、颛顼、蚩尤、尧舜、禹汤、文武等故事亦类似。传世文献描述出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历史的神话，与其它没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之间，有一项关键性的不同：在于其所表现出的文明及国家之自我意识，对国族的形成、成长、胜负、英雄及贼寇的不同理解。现存文献中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是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而战国、秦、汉的文人们，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来影响这些故事最后成书时所展现出的形貌。”“所以，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无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国'天下一统'的意识形态。”

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与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只能将先秦文献当成譬喻性的描述，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内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在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结构关系，而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作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郭静云认为，三代研究中，对历史上的“中原”这一关键历史地理空间概念存有误会。她认为应该回归到“中原”概念的本义：所谓中原，指的是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是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到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经汉江连到鄂湘江汉、澧阳和洞庭平原，以构成宽阔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其范围在河南，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并到达郑州。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将之称为“中原”。又从这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江下游才是这一大农耕区域的中心。

中国原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长江中、下、上游均为不同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发源地，但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了国家大文明。该地区自旧石器晚期以来，至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发展一脉相承至青铜时代早期；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交换贸易网络和连城邦型式的国家，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三苗和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直至距今3400年以后，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或谓“楚商”、“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统一了系统化的祭礼结构，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如果说长城见证了东亚历史舞台上，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和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历史，在这种历史格局中，总可见来自北方草原的游战族群南下侵犯南方农耕族群。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故事，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以来便开始了，其时兴起于亚州草原地带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侵夺，而黄河中游地带正好处于这一南北界线上，二里头和郑偃即为南方农耕文明抵卸侵夺的北部据点。但是，这一防线最终被源自北方草原、掌握马车技术并以军权立国的殷商王族所突破。后者最终在殷墟建都，占据中原，开始定居生活，并将其固有传统与南方以先楚为主的文明成就融合，借用南方原生文明已有的部分文字符号，配合其自身语言并加以系统化，形成甲骨文字。殷商实为东亚最早的帝国，既是东亚早期各地文化成就的集大成者，同时亦开启了东亚文明的新阶段。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在郭静云看来，这本书所探索的是历史，而不是“作者的观点”，是在放弃任何预设的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搜集所有的资料，循着资料走而得出的自己原先没想到的结果。之所以没有被主流观点所引导，跟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方法论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白纸方法，忘记一切“常识”，不用任何预设或成见。作者认为，研究“问题”只能始于对材料的观察。理论、范式或任何解释模型不等于事实本身。如果一开始就只认定一种认识框架，然后只在这个框架中获取材料、观察思考，其结果只会自我强化这一框架，以致臻于荒谬而不自觉。所以，从着手研究始，历史真相的探路人要对任何理论或观点都无偏向，甚至忘掉所谓的常识和教条，不做任何预设，近乎从一张白纸开始。

所以，在着手研究伊始，作者从未想过能获得“新意”，甚至出书之前两年还不知道，资料会让其目光最后落到长江中游；亦不能像有些人以为的“只是挑选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在先。只是严谨跟着资料走，不断看资料和跑田野，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东南西北中，统统都尽可能收集和阅读；不断从资料中读出新的认识，一条条线索汇聚在一起，综合起来，否定或肯定，相互冲突或相互支持，最后才豁然开朗。

2.从一条材料不允许说任何话。如果说单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会说话，所以保留很多研究者能随意解释的空间；但是，如果将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较，系统思考，它就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对确定地事实，排除很多错误的假说。所以，自着手研究始，尽量搜集所有资料，从无先知的角度比对，让资料自由表达自己，在此基础上思考、寻找其内在关系，以图复原立体的社会生活与历史脉络。所以研究起始时无法知道结果，也不排除研究失败的可能性。并且：一手资料为先，其它为后。考古才提供一手资料，文献是从后代撰写者的角度来叙述。用考古材料证明文献的作法只能加强神话，无助于近一步了解史实。

郭静云说，研究伊始，她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里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只有从考古看出新路之后，才惊讶地发现，文献纪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这历史的蛛丝马迹。现在站在阳光中审视迷宫的形成，可知今日之夏商历史和神话的形成，至少经历了四重遮蔽和扭曲。首先，殷周王族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其政权的正统性。其次，西周晚期至先秦时代形成的历史记载，将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记录而留下录者所处时代和个人主观性的烙印。再次，秦汉以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传世文献经典化的过程再次扭曲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思想史的秦汉鸿沟。最后，当代学术从后期文献看历史和决定文明的中央区，产生新的神话并写到教科书里。

3.从微观到宏观。一些宏观研究极少考虑到不同文化的细节，而“魔鬼”总在细节中，所以作者重视详细比对每一小材料，从内在了解不同文化后，才用宏观的角度观察大历史过程。

4.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方法。本书很多观点，其实已有前人从零散不同的角度看出，惟此作者才有前人所建构的基础。但为什么之前很少有人完整地探索？在郭静云看来，这原因在于现今专门学科分工日渐加深和分歧，使得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对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能力。在现今考古学里，研究史前尽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的知识，而历史是一脉相承的长河，不宜切断；也不宜只限于区域研究，不看周围情况。

郭静云指出，孔子“编”《春秋》, 而并不是“创造《春秋》”, 他谨慎地采用手里的史料,合编在一起，而并不以自己的成见或目的安排它。吕不韦的作法恰恰相反: 不是合编客观的史料,而建构"天下历史"。传统一直强调学孔子，但实际上学吕不韦比较多。不过学孔子的理想还在，最好不要忘记它。她并非“颠覆”或“建构新论”，只是将很多零散的史料和前人发现归纳一系统而已，并加强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支）。

本书提出东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无论在时间还是规模上，都不亚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提出这一文明的基础实为稻作农耕，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指出了方向。本书所复原的历史，可以说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清晰呈现了中国文明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围绕本书观点，也许在某些细节上仍有可商榷之处，也许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也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证实，但笔者相信，本书主要观点在未来必将成为学界共识，本书必将成为大学课堂先秦历史和考古的必修读本。这将是一本跨时代的、对于中国上古史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很多学科往往都有一些累积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所谓“成见”，这本书充分展示了如何利用一手资料研究真问题，超越学科成见的过程与魅力。考古知识建构的重要途径是进行各种维度的比较。考古材料的实物特性使得比较的维度和标准非常多元，且纳入比较范畴的材料来源易受学科、地域和研究者视野的限制。在当前的学科实践中，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先发现的”定义“后发现的”，先求同后求异，这样易使后人的认识受前人引导而层累造成。本书中，作者超越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和比较，以其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以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为参照，顺着材料本身给出的线索而一路前行，寻找历史真相。

最后，本书展示了当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的广阔前景。作者认为，由于现今专门学科日趋分歧，使得从事学术研究者逐渐失去了对问题进行全面性研究的能力。这些学科的区分，并没有增加每一门学科的精确性，反而使之更加零散，从而使研究者感到迷惑。诸如考古学、器物学、文献学与历史地理等专业学门，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独立、彼此互不相干的学科，反而都是研究历史及人类学的方法，皆是重要的历史及人类学的研究“工具”。返观现今过度区分专业的潮流，使得每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研究问题加以描述，而无法剖析问题内在的原因，以及其背后的意义。一切学术研究的伊始，皆系由设置问题开始，并非仅仅在于设置出问题后就可以结束。当一个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现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企图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而且每种问题皆需搭配不同的学科方法和知识，方能探究其问题背后更多隐含的真义，如果因害怕接触非自己专业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无法期待能得到精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