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波斯建筑艺术及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

伊朗古称“波斯"。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伊朗进行长达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

在语言方面，波斯语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际交际语，许多波斯语词汇借入汉语。在宗教方面，波斯火袄教、景教、摩尼教相继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宗教产生重大影响。

在工艺美术方面，波斯玻璃、金银器、织金锦（波斯语nasij）及其制作工艺不断传入中国，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物质生活。

殊不知，波斯建筑艺术也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将结合中国考古发现和2012年伊朗实地，介绍波斯建筑艺术及其对中国古代建筑之影响。

亚兹德的火袄教寂静塔

在世界五大宗教中，火袄教（Zoroatrianism）是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波斯。火袄教建筑和艺术成了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艺术争相模仿的对象。火袄教徒死后禁止火化和土葬，因为火是神圣的，而埋葬尸骸会污染土地、教徒死后，尸体要送到山顶上的寂静塔天葬，让猎狗或鹰鹫啄食，然后把遗骸放入纳骨器存放。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入侵伊朗高原。波斯火袄教徒大批逃亡印度西海岸，迁居孟买。留在家乡的教徒大部分人改奉伊斯兰教，只有一少部分仍坚持信仰，继续实行天葬。

1979年，伊朗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天葬。此后，所有火袄教徒的遗体均葬在寂静塔前墓地里。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火袄教圣地和寂静塔成了历史文化遗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我们去亚兹德的主要目的，也是造访火袄教圣地。伊朗导游轻车熟路，带我们穿过一座小山下荒芜多年的火袄教村落，然后脊上山顶，凭吊火袄教寂静塔。从外观看，寂静塔颇似欧洲中世纪圆形城堡，塔内中心区域有一口停放遗骸的圆井。举行葬礼时，先将尸体放在塔内石头铺设的地面上，让猎狗或秃鹰啄食尸肉，尸骨经烈日晒干后，再投入圆井内，最后将遗骸装入纳骨器存放。

公元前247年，帕提亚部落首领阿萨息斯（Arsacids）在波斯东部起兵，最终杀死塞琉古王朝总督，结束了希腊人对波斯长达百年的统治。帕提亚人以尼萨（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为都城，全面复兴波斯文化，西方学者谓之“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则以帕提亚开国君主阿萨息斯之名称为“安息”。

在火袄教寂静塔艺术的影响下，帕提亚帝国的波斯工匠兴建了许多圆厅宫殿。1967年，前苏联学者普加琴科娃（G. A. Pugachenkova）在土库曼斯坦旧尼萨古城发现一座公元前2世纪的帕提亚风格的宫殿，内有圆厅遗址，与亚兹德的寂静塔非常相似。

公元前1世纪末，波斯贵族冈底菲斯（Gondophares）入侵中亚，割据犍陀罗（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但名义上仍属于帕提亚帝国，史称“印度-帕提亚王朝"或"冈底菲斯王朝”。波斯人对犍陀罗的统治长达百年，公元1世纪末灭于贵霜王朝。帕提亚人统治犍陀罗时，波斯火袄教建筑艺术对中亚佛寺，乃至新疆佛寺均产生重要影响。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G. C. Marshall）在巴基斯坦的锡尔卡普遗址发掘的犍陀罗佛寺，就有帕提亚建筑风格。这座佛寺长约70米，宽约40米，寺中有一帕提亚式圆厅殿堂。

公元2世纪，帕提亚艺术风格的佛寺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直至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米兰绿洲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 A. Stein）在米兰发现的MII佛寺遗址，就采用帕提亚艺术风格的圆厅形式。此外，米兰MII佛寺也有帕提亚式圆厅，只是圆厅内未建佛塔，与旧尼萨古城帕提亚圆厅遗址如出一辙。正如斯坦因指出的米兰绿洲佛寺的圆厅源于帕提亚宫廷建筑，米兰壁画的作者用佉卢文书写榜题，那么这位画师应当来自犍陀罗地区。

随着中亚佛教艺术的东传，帕提亚艺术对西域艺术也产生一定影响，20世纪初，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发现过一件帕提亚风格的木雕建筑构件，上有格里芬守护花瓶浮雕图案，现藏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帕提亚风格的石浮雕建筑构件，上有狮形格里芬守护花瓶形象，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尼雅出土的木雕建筑构件年代稍晚，约在公元3~4世纪，那么这件异国情调的木雕建筑构件无疑是在帕提亚艺术影响下产生的。

伊朗高原的坎儿井

古代波斯文明的重要中心在伊朗南部，居鲁士大帝陵墓、波斯波利斯王宫、帝王之谷、伊思法罕城伊玛姆清真寺、波斯诗人哈菲斯陵墓等名胜古迹皆分布于伊朗南部。结束波利斯王宫考察后，我们来到该王宫遗址西北7公里的帝王之谷（Nagh-i Rustam），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四代君主全在这里的悬崖峭壁开凿陵墓，包括大流士、阿塔·薛西斯一世、薛希斯和大流土二世陵墓，故称"帝王之谷"。

帝王之谷的悬崖呈赭红色，古波斯王陵开凿在面向东方日出方向的山崖上，用楔形文字镌刻赞颂火袄教主神的铭文。其中四座陵墓下方有大型浮雕，或展现薛西斯一世从主神阿胡拉·玛兹达手中得到皇冠的宗教仪式：或描绘波斯王骑在马背上鏖战疆场，得胜而归；还有一幅表现战败的拜占庭皇帝跪在波斯王脚下的受降仪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帝王之谷半山腰有一座石头砌筑的方形建筑，据说是火袄教圣坛。在这个圣坛下面的山谷中有一排古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的坎儿井，绵延数公里，将远方高山雪水引到帝王之谷。

从德黑兰到亚兹德考察途中，车窗外经常浮现绵延不断的坎儿井。由于高速公路上无法停车，只能走马观花。在亚兹德水博物馆考察时，终于见识了波斯坎儿井的"庐山真面目”。伊朗地处沙漠干旱地区，绝大多数河流是季节河，不能全年供水。波斯人便在地下挖井渠，名日kariz（井渠），在亚兹德西约5公里的喀尔克有伊朗最古老的坎儿井，距今3000年，长达71公里。伊朗呼罗珊省的冈巴德（Gonabad）坎儿井也有2700年的历史，主井深达360米，全长45公里，至今仍为40000人供水。

在历史文献中，坎儿井始见于公元前7世纪亚述碑铭。在波斯爆发的一场战争中，亚述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派兵破坏了乌拉尔图王国的坎儿井，并将这项水利工程推广到亚述帝国全境。近年新发现表明，坎儿井主要是波斯人发展起来的，但是发源地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称作qanat（井渠），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现的阿勒·艾因坎儿井，始建于铁器时代（约公元前1250~前300年）。

阿拉伯人发明的这项水利工程，首先在伊朗高原生根开花，随着波斯人的扩张，坎儿井传入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今阿富汗）和犍陀罗（今巴基斯坦），中亚伊朗人谓之kariz（井渠）。尔后，坎儿井又沿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喀什和吐鲁番。维吾尔人称坎儿井为kariz，来自波斯语，说明新疆坎儿井属于波斯系统。在西方，坎儿井随罗马人的扩张，传入约旦、叙利亚和北非。后来，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传入西班牙和摩洛哥；最后，随西班牙人的殖民活动传入美洲。

波斯人还在坎儿井下建冰窖（波斯语Yakhchal），上建通风孔和风塔。我们在亚兹德水博物馆参观了坎儿井下一处冰窖，在地下第三层，冰窖中心有一蓝色釉陶砖砌筑水窖。在我们下榻的亚兹德宾馆（Moshir al Mamlik Hotel Garden），有一个从坎儿井通风孔导入冷气的空调设备——风塔，充分显示了波斯人的聪明才智。

早在汉代，中国就有坎儿井，《史记·河渠书》称作“井渠”。《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宣帝时，“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三国孟康注曰：“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换言之，这项水利工程有六口竖井，井下通渠引水。”王国维评述说，“今新疆南北路通凿井取水，吐鲁番有所谓卡儿水者，乃穿井若干于地下，相通以行水。

伯希和教授以为与波斯之地下水道相似，疑此法自波斯传来。余谓此中国旧法也。”伯希和在《评王国维遗书》一文承认，公元前世纪末西安一带有坎儿井之类的渠井。又说：王国维“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如前所述，早在公元前1000年，阿拉伯人就发明了坎儿井，随后古波斯人推广到伊朗高原。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历山大东征中亚，曾经下令在撒马儿干城兴建坎儿井。中亚是古波斯帝国东方行省，当地人称坎儿井为karëz，说明属于波斯系统。这项古代水利工程技术显然不是从中国引入中亚的。

吐鲁番现存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修筑，目前未见汉唐时代的坎儿井。不过，吐鲁番出土文书提到高昌古城附近有“胡麻井渠”。《武周载初元年（690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提到“一段一亩（部田三易），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渠西麴文泽，南渠北曹粟塠”。这件文书还提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荒、西荒、南荒，北张阿桃……说明唐代吐鲁番有“坎儿井”。黄盛璋认为，新疆坎儿井与中原关中井渠风马牛不相及，维吾尔人对坎儿井的称谓源于波斯语karëz，说明维吾尔人坎儿井属于波斯系统。

唐代洛阳端门外的擎“天枢”

中国人对波斯的认识是从鸵鸟开始的，晋人郭义恭《广志》记载：“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鸵鸟是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特产，经波斯传入中国。唐代列为帝陵神道石象生之一，史称“鸾鸟"。《新唐书·西城传》记载，吐火罗国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瞰铁，俗谓驼鸟，当时目为神异，上遣献于昭陵。”这一年，萨珊波斯亡国，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于651年在木鹿被一个磨坊主谋杀。其子俾路斯逃亡至长安城，任右武卫将军。波斯残余势力在吐火罗国（今阿富汗西北）建流亡政府，试图复兴萨珊波斯。

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波斯景教徒阿罗憾在洛阳宫城端门外主持铸造了一个地标性建筑——天枢。《阿罗憾墓志》记载：“族望波斯国人也。显庆年中（659年），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绩可称，名闻口口（西域），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又为则天大圣皇后召诸蕃王建造天枢。”这位名叫洛阳出土唐景教徒墓志说的"阿罗憾”，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僧首“罗含”。从时间看，这位显庆年间来华的波斯景教僧实际上来自吐火罗国的波斯流亡政府。

关于唐代洛阳城天枢的兴建，《资治通鉴》卷205记载：“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工人毛婆罗造模。太后自书其榜，曰 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有所不同。

其文曰：“长寿三年（694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 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唐尺有大小两种，礼仪建筑用小尺（约30厘米），那么这座青铜八棱“天枢”，直径3.6米，高31.5米（或27米）；底座为周长51米的铁山，环绕青铜蟠龙和麒麟，堪与古波斯帝国波斯波利斯百柱宫的擎天石柱相媲美。

关于唐代洛阳天枢的艺术来源，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隋代虞弘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人，在北朝年间一度“检校萨保府”，执掌袄寺及西域诸国事务，卒于并州，隋开皇十三年（592年）下葬。据我们考证，墓主人应该是魏晋隋唐时期活跃于山西太原一带的稽胡，或称“步落稽"，墓中汉白玉石椁采用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由椁顶、椁壁、椁座构成。椁顶歇山项形制，三开间。椁座下四周各垫两个兽头，面部朝外，背负椁座。椁壁上浮雕刻有墓主宴饮、狩猎、出行、宗教仪式等内容。石椁浮雕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颇具波斯火袄教艺术色彩。在墓室中出土2根完整的八棱石柱和3根残八棱石柱，4根有浮雕花卉，1根仅有彩绘，花纹相同，可与墓中出土的五个莲花石柱础相配石柱高131~132厘米，石柱础高15~16厘米。

2006年5月，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城角村发现一块唐代景教经幢残石，起初落入文物贩子手中，在公安机关介入下，才回归文物部门。这个石经幢与山西太原虞弘墓出土八棱石杆相仿，仅存原经幢的一半，碑文刻于八棱石柱上。棱柱残高为60-80厘米，每面宽为14~16厘米不等。经幢上刻有飞天守护十字架图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后者记述了经幢的来龙去脉。唐元和九年（814年），景教僧人清素与从兄少诚、舅安少连及义叔等人，在保人参与下在洛阳县感德乡柏仁里买了一块地，为死去的母亲修墓，并在墓前立此经幢。

和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碑的波斯景教徒不同，洛阳景教石经幢的竖立者是从中亚布哈拉和撒马儿干来华的粟特景教徒，如洛阳“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此外，这两个大型景教纪念碑的造型截然不同，长安景教碑采用中国传统石碑的艺术造型，而洛阳景教碑则模仿波斯景教僧阿罗憾在洛阳宫城端门外主持铸造的八棱青铜天枢。

1993年，西安市公安局在破获盗车案时，发现一批古代青铜蟠龙铸件，龙体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这批青铜蟠龙铸件拼接后，为两条交错屈曲的蟠龙；全长24米、宽1米、高0.4米，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收天下之兵器，聚之咸阳，铸编钟，置宫廷中，高三丈，钟小者皆千石也。这条青铜蟠龙出土地点和铸造年代皆不明，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品说明认为是秦始皇在咸阳所铸编钟底座。然而，秦始皇在咸阳所铸编钟并无青铜龙。我们认为，这个庞然大物很可能是波斯景教僧阿罗憾在洛阳所铸“天枢”底座的青铜蟠龙。

神龙元年（705年）以来，中宗、睿宗兄弟相继当政，恢复唐朝国号，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睿宗之子唐玄宗即位后，才大刀阔斧地解决武则天时期遗留问题，并于开元二年（714年）销毁天枢。这座矗立洛阳城的纪念碑式建筑长达20年之久，尽管一朝化为乌有，但是对唐代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开元年间，中国佛教寺院突然出现一种新型纪念碑式建筑——石经幢。一般由幢项、幢身和基座三个部分组成，主体是幢身、刻经文、佛像等。例如：福建漳州石雕经幢建于唐咸通四年（863年）；浙江海宁盐关镇安国寺有三座唐代石经幢，分别建于唐会昌二年（842年）、四年（844年）和咸通六年（865年），上海松江石经幢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有两座石经幢，一座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另一座建于唐乾符四年（877年），河南郑州开元寺有一座尊胜陀罗尼石经幢，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六月十日立。江苏无锡慧山寺（今惠山寺）山门前，有唐乾符三年（876年）所立陀罗尼石经幢。

就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石经幢是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天护陀罗尼经幢，立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天户村（图16），这些唐代石经幢普遍刻有陀罗尼经咒，显然与唐代密宗在中国各地的传播直接相关。由于印度和中亚不见这类石经幢，其艺术来源一直不十分清楚。东汉墓前始神道石柱，如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柱、东汉桓帝永兴二年芗他君石柱。后者原立于祠堂内，柱身呈正方形，高1192厘米，宽33.5厘米；石柱四面刻人物、动物画像，前面上半部刻文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江苏丹阳六朝帝陵流行圆形神道石柱，如梁文帝建陵神道石柱，柱身略带收分，刻瓦楞纹，柱头石额上刻文字。洛阳出土景教石经幢首次披露，唐开元以来突兀兴起的佛教八棱石经幢应是受波斯景教艺术影响，模仿武周天册元年（695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撼在洛阳宫城端门外主持铸造的八棱青铜天枢。

波斯是伊斯兰教诞生后第一次传播的地区之一，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后，直接采用波斯帝国建筑传统和方法，甚至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波斯建筑艺术的扩展和进一步演变。一些城市如巴格达，是以萨珊波斯王宫菲鲁扎巴德为范例建设的。实际上，曼苏尔雇佣来设计这座城市的两个工程师努巴克特（Naubakht）和马沙尔赫（Mashallah）分别为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和来自伊朗呼罗珊的犹太人。波斯艺术风格的清真寺采用八面体砖柱、大拱廊，以及砖券顶“伊万式”拱门。

从伊思法罕赴亚兹德途中，我们参观了这样一所清真寺，名叫“纳茵清真寺”。据伊朗导游介绍，这是一所公元8世纪由火袄教堂改建的清真寺，寺内建有地下室和方形庭院。从外观看，这座伊斯兰建筑下半部分呈正方体，上半部分呈八面体，顶为穹隆式。寺内有八面体、圆形两种石柱，前者是原来火袄教堂之旧物，后者为伊斯兰时期改建的。我们在亚兹德还参观了另一所火袄教堂改建的清真寺，外观与纳茵清真寺相同。

众所周知，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波斯火袄教、景教和后来兴起的伊斯兰建筑传承了近东古文明，那么唐代洛阳城端门外的八棱青铜“天枢”、洛阳景教八棱石经幢皆肇源于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美索不达米亚造型艺术，并对唐开元年间兴起的中国佛教石经幢产生重要影响。

1307年2月10日，元成宗暴病身亡，中华文明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据《元史·秃剌传》记载，“秃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孙也，少以勇力闻。大德十一年（1307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潜谋立安西王阿难答，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称制，中外汹汹。仁宗归自怀孟，引秃刺入内，缚阿忽台等诛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锡金印，以绍兴路为其分地。”如果安西王阿难答政变成功，登上皇帝宝座，那么中国以后的历史将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元成宗的两个侄子皆掌兵权，一个是海山汗，镇守阿尔泰山的北部；另一个是爱育黎拔力八达，驻成怀孟（今河南境内），成宗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赶至大都，自称监国。

他们迎立海山汗为帝，是为元武宗（1308——1311在位），伯岳吾皇后卜鲁罕、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人被簇拥到大都（今北京），刚称摄政，还没有当成皇帝就双双被擒。随后，阿难答从元大都押解到元上都附近斩首，伯岳吾皇后在政变失败后亦被处死。

20世纪初，西方考察队在元上都附近发现一座元代初年的清真寺，故称“忽必烈的紫殿”。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四卷介绍说：“约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1260~1295年），上都附近建有一座形制颇奇的砖砌穹顶无梁殿。从西方学者本世纪初所摄一张珍贵图片上，可以观察到这座建筑的主要特征；方形平面的砖砌体，中空，墙面正中辟有凹廊拱门，其上檐高于墙体其余部分的檐口；拱门为双心圆类券；穹顶较低，穹冠上有砖饰入塔刹状；墙面有拼砖饰带，但未见琉璃瓷砖镶嵌痕迹。

显而易见，这些特征都是10~13世纪中亚伊朗突厥式伊斯兰教殿堂的典型形态所特有，这座建筑被称作，忽必烈紫殿（The Violet Tower of Kubilai han），推测为元初的一座皇家礼拜殿或某色目权贵的玛扎。忽必烈紫殿可能是迄今所知我国境内最早的伊斯兰建筑实例。”元上都在内蒙古东部正蓝旗和多伦县之间，附近并无元代清真寺遗迹。不过，距离元上都不远的河北沽源县有一座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当地人称为“萧太后的梳妆楼”。从西方学者绘制的草图看，西方学者所谓“忽必烈的紫殿”就是沽源县的“萧太后梳妆楼”。

199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对萧太后梳妆楼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这个遗址竟然是一个长140米，宽74米的元代陵园。梳妆楼内是一座元代古墓，在地下2米左右发现一长体竖穴砖石墓，墓内并列三具棺木，中间棺木极其独特，从整体看像半截松木横卧其中，在三分之一处竖立锯开，内挖与人体相当的凹槽，死者置于凹槽中。东西两个棺木与现代棺木类似，但是西边棺木出土后仍崭新如初，棺底有两层，上层有类似北斗七星的七个圆点棺底全用青砖砌成，上铺一层枕木，棺与棺之间均用砖墙相隔，并有木条相衬，然后用铁条箍紧，上覆大青石。

三名死者为一男二女。死者服饰华丽，身穿元代蒙古族特色的质孙服和织金绵，腰挎等级很高的龙纹盛金银带，还发现朱书梵文咒语及其图案。墓中还出土铁剑、古钱币、铜印等若干珍贵文物。笔者在《松漠之间》一书首次提出，这座与众不同的蒙古皇族墓实乃元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阿难答之墓。阿难答在上都被斩首后，按照穆斯林礼仪，葬在上都附近。我们之这样认为有三个证据：第一，该墓葬具采用蒙古皇族才能使用的独木棺。明初叶子奇也说：“元朝官（棺）裹，用椀木二片，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桑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显然，萧太后梳妆楼内元代大墓的独木棺就是史书所言蒙古皇族葬具。

第二，这座元代大墓地面建筑采用伊斯兰艺术风格的拱北建筑，而蒙古皇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只有阿难答一人。

第三，这座元代大墓的墓主身穿颇有皇家气息的织金锦五爪龙袍，2011年夏，我们在沽源元代大墓考察时，所有文物已送到河北博物馆保存，只见到墓主人所穿织金锦龙纹辨线袄、同穴陪葬墓出土织金锦鸟纹辨线袄，以及织金锦顾姑冠桦树皮残片的照片。后者当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绊丝上蒙古皇妃的顾姑冠相似。

据说这座元代大墓男性独木棺内还发现一件龙纹銮金银带饰，亦表明墓主人身份为非同寻常。阿难答死于至大元年（1308年），其墓上拱北建筑是中国境内目前所见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之一。

元大都的“伊万式”城门

2012年伊朗之行，最令人震撼的是古代波斯王宫砖券顶大门、波斯人称之为“伊万”（Iwan），源于巴列维语Ban，伊万是萨珊波斯王朝建筑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来被引入到伊斯兰建筑中。中国古代城门采用“过梁式”木制结构，也即门洞顶部为粗大木梁，门洞呈方形，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绘汴梁城门。古波斯宫殿大门则完全不同，采用砖券顶拱门。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安全起见，元顺帝诏令大都各城门外增筑瓮城。《元史·顺帝纪八》记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1969年拆除北京西直门箭楼时，发现其中包筑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门。据门洞内元代题记，这座瓮城门建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说明元顺帝诏建元大都各门瓮城以前，这座城门已动工修建。这座瓮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瓮城墙体表面敷以小砖；城顶地面铺砖，估计毁于明初徐达筑城。

瓮城顶部正中偏西有两个小型蓄水池，池上覆盖凿有五孔的石板，是向水池注水的入口。水池旁有一流水沟，分三个漏水孔，穿过瓮城项部而向下到达木质城门扇之上，这项设计是防止敌人焚烧城门的灭火设施。瓮城土台上原有砖砌门楼，平面类似于明清北京城东直门方形瓮城门楼，其他城门则为半圆形瓮城。遗憾的是，元大都和义门没有保存下来，如今只有北城垣一线残留元大都北门的瓮城土台。傅熹年曾为元大都和义门绘制过一张复原图，但是他按照瓮城门洞将和义门也复原作砖券项门洞，则不一定正确。

据考证，“元大都城门洞仍为唐宋时期的‘过梁式’，木制结构，即门洞顶部为粗大木梁，门洞呈方形。瓮城门洞因建于元末，工程技术水平已有较大发展，所以门洞结构是‘砖券式’，与明清北京城门洞大致相仿。但门洞顶部砌的四层砖券，只有一层半与左右支重墙衔接，说明当时技术还不够熟练。可以认为，元代正处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由唐宋向明清的转变时期”。那么，元大都和义门应该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城门相似。

2011年，我们与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一起到元上都考察。他在元上都考古调查长达17年，近年发表了相关考古报告。据魏坚介绍，元末红巾军纵火焚烧了元上都明德门，现存遗迹是焚烧后重新修筑的。这座城门修筑得十分草率，利用了伊斯兰墓碑和废弃的宫殿建筑石构件，一展元朝残兵败将之穷途末路。元代明德门采用唐宋时代“过梁式”木制结构，故被红巾军纵火焚烧。有鉴于此，明清北京城改用“伊万式”城门，极大增强了城门防火能力。波斯建筑艺术之东传，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中国与波斯建筑分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古波斯建筑以石块和琉璃砖为主，采用圆形城圈、圆形建筑结构、穹隆屋顶；中国古代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采用方形城圈、方形建筑、三角屋顶，从考古发现看，中国与波斯建筑艺术的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景教、伊斯兰教东传而展开的。波斯建筑艺术借助于中亚佛教艺术的东传，对新疆佛寺产生过间接影响。

唐代波斯景教僧阿罗憾仿效波斯艺术在洛阳宫城端门外主持铸造的八棱青铜“天枢”，与山西隋代虞弘墓出土波斯艺术特色的八棱石柱、唐代洛阳景教八棱石经幢如出一辙，成为唐开元以来的中国佛教石经幢争相模仿的对象。元帝国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又一个黄金时代，波斯人的建筑理念又随伊斯兰教东传中国。河北沽源阿难答伊斯兰式陵墓，元大都和义门“伊万式”瓮城门，为我们研究波斯建筑艺术传入中国提供了诸多重要实例。

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