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领导干部如何过“紧日子”

在茨坪革命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卧室右间是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餐室，朱德、陈毅有时也在这里用餐。当年，红军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经常吃的是粗糙的红米和缺少油盐的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靠野菜充饥，“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当年井冈山流传的这首歌谣，正是红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苏区时期，为应对财政困难和巩固红色政权，党和苏维埃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节约运动，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过许多深刻论述。

瑞金时期，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但他生活却十分简朴。一次，毛泽民参加闽赣省委会议到深夜，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叫起来，邵式平笑着说：“泽民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肚子都要造反了。”毛泽民则笑称：“不行呀，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

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除了严把“财政出口”，在衣食住行上毛泽东同样严以律己带头节衣缩食，为了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支援前线，毛泽东每天改吃两餐，节约一餐口粮送红军。按规定毛泽东可点三根灯芯，但他只点一根灯芯，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工农武装割据系列文章。

周恩来身为红军总政委也从不搞特殊。有一次警卫员卢正标在他的菜里加了点盐，周恩来发现后说：“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从心里感激！可是我不要特殊照顾。”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同样身体力行地开展节俭运动，一次正值午饭时间，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找刘少奇汇报工作，发现刘少奇正在吃用清水煮熟的番薯叶。此外，红军高级指战员带头执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军长和伙夫待遇一样，每人每天只发0.05元的伙食钱。

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日益激烈，苏区财政经济状况严重恶化。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编辑部向全体苏区军民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各级党组织掀起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苏区中央政府各部带头压缩40%以上的行政经费。中央机关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潘汉年、陆定一、毛泽覃等23位同志响应节省运动给《红色中华》报的信提出：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中央政府各部在“节约总会”推动之下，召开大会并一致通过六项节省规定：“一、从即日起每日每人节省一个铜板，特别是劳动部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将每天一角钱的伙食费减为九分钱，并且还要每日每人节约一个铜板；中央国民经济部则提出每人每日节省大洋一分。二、不上馆子，不吃小食。三、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纸张笔墨灯子灯油有一定的规定，晚上不办公时三人共用一盏油灯看书报；起草文稿利用油印废纸，不需写小字时都用差等毛笔。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各乡建立一个菜园，自己种植蔬菜。六、坚决开展‘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制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制度文件，通过建立严厉的制约和监督制度，从源头上防止奢侈浪费现象发生。

1933年冬起，家住苏区本地的干部，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自己从家中背米去办公，留下“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佳话。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和粮食部联合发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号召，机关人员或减少饭量、节省菜钱，或自备伙食、减少支出，最大限度节省粮食。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发动下，群众也积极参与“节省三升米”运动，短时间内捐助了大量的粮食和现金。整个苏区迅速掀起群众性节约高潮，“勤俭节约光荣、奢侈浪费可耻”成为苏区的新风尚。

（本文根据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官网、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官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厉行节俭的苏区经验》等相关内容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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