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时代彩陶的艺术浪潮
彩陶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自前仰韶时代开始,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便日益密切。从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更出现过以庙底沟仰韶文化彩陶的传播为标志的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整合过程,把黄河、长江和西辽河等地区联系在一起,密切的交流使得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在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文化特征上具有了重要的共同点,各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得到了有力加强,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周边地区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是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彩陶因时间的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高22.6厘米,口径38.2厘米1957年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出土
此彩陶盆呈红色。敞口鼓腹,下腹内收成平底。外壁下半部素面,上半部饰黑彩的涡纹、圆点纹与弧线三角纹等图案,构成组合变化十分复杂的纹饰带。图案强调深黑彩与浅色地之间的明暗对比,运用柔美的曲线进行绘画,以多样化的图形元素进行排列组合,打破等分与对称布局手法,实现图案旋转与流动的韵律和节奏。彩陶盆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标志型器物。庙底沟类型以精美的彩陶花纹著称,除了少量蛙纹和鸟纹外,大量是以黑色圆点、钩叶、弧边三角及曲线组成的带状纹饰,有的还带有红、白底色,有行云流水、无穷无尽的意境。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黑彩纹样之间的空白区域也是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空白与圆点、线条等配合又构成了一支支争相绽放的绚丽花朵形图案。无论黑彩形式怎样变化多端,总能在浓墨重彩之间找寻到花朵或枝叶的痕迹。研究表明这些主要的花卉纹应是由鸟纹发展而来。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写实风格的鸟纹逐渐演变成抽象的几何形,这些几何形纹饰又构成了复杂的花卉图案等。晚期彩陶盆上的纹饰更是摆脱了早期的对称格式,成为活泼自如的动态图案。这些花朵形象一般被认为是当时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中,陶器的90%为红陶,以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斜沿罐、釜、灶等为代表,纹饰包括绳纹和彩纹。彩纹大部分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图案富于变化。这是一件有代表性的彩陶。
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
此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新石器时代前期·仰韶文化长24.8厘米,高15.6厘米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此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壶身形似菱角,顶部有杯状壶口,两个圆环形器耳分列于两侧肩部。在壶口下方、器耳之间的壶体侧面以黑彩绘制网格纹,网格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等。陶壶造型由仰韶文化常见的小口尖底瓶转化而来, 基本是将纵向的瓶身横置并稍加变形,将瓶口移到壶身的中央,再将本位于瓶身两侧的对称双耳移到壶身的肩部而成。
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尤其是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大量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些地区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从事这些复杂的活动离不开舟船的协助。远古时期舟船均为木质材料,容易腐烂,很难看到完好的实物。长江下游地区出土过独木舟及少量船桨等,资料多不完整。船形彩陶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马家窑文化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此彩陶盆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人物的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斜向饰物,头饰与下部饰物分别向左右两边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每一组中最外侧两人的外侧手臂均画出两根线条,好像是为了表现臂膀在不断频繁地摆动的样子。
舞蹈者形象以单色平涂手法绘成,造型简练明快。三组舞人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脚下的平行弦纹,像是荡漾的水波,小坡盆宛如平静的池塘。欢乐的人群簇拥在池边载歌载舞,情绪欢快热烈,场面也很壮阔。关于舞蹈内容说法较多,有认为是远古时期氏族成员在举行狩猎归来的庆功会,跳着狩猎舞;也有认为是氏族成员装扮成氏族的图腾兽在进行图腾舞蹈,舞蹈者头上及身下的饰物,是人们为象征某种动物而戴的头饰和尾饰;更有认为是在进行祈求人口生殖繁盛和作物丰收的仪礼舞等。一般认为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群舞的热烈场面。
新石器时代后期·马家窑文化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5.9厘米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此彩陶罐呈敛口鼓腹的瓮状。口沿外侧有四个钩状泥突形成四系,腹部两侧有对称的环状耳。器表饰黑彩,上腹部有旋涡纹绕器一周,在2个大旋涡纹之间各再绘出2个小旋涡纹, 旋涡纹带以下有一周水波纹带和弦纹带加以承托。整个画面既像水面被雨滴击起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湍急的河水激流涌动而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形式非常繁缛,多用黑色等粗的线条,采取平行、弯曲或交叉等组合方式绘制。比较经典的图案为几何形的同心圆和旋涡纹等,并有大量鸟纹、鱼纹、蛙纹和蝌蚪纹等动物纹样。人们将自然写实的景象逐渐转化为抽象化的符号图形,再以行云流水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可观赏程度妙不可言。此时的彩陶制作早已专业化,有专门的制陶工匠,在很多遗址中都发现密集的窑场以及研磨颜料用的石板、分格的调色陶碟和颜料等绘画工具。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既继承又创新地发展了仰韶文化的彩陶技艺, 从而把中国远古时期彩陶艺术再次推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盛世。
半山类型的彩陶器,多为罐、壶。造型饱满近似球,足内收,腹近直线,由于器型的下半部内收,装饰都集中于上半部。半山类型的彩陶,是在马家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马家窑更丰富;她的繁荣昌盛、雍荣华贵的风格是由饱满器型上的旋动结构的纹饰,黑红相间的色彩,线条的粗细变化,及锯齿纹、三角纹的配合,大图案里套小图案形成的。旋转而连续的结构,使几个大圆圈一反一正,互相背靠,互相连结,有前呼后应、鱼贯而行、连绵不断的效果,显示一种融合、缠绵的气势。与器型共同构成一种雄伟宏大的气势。半山期,是我国彩陶文化的高峰阶段,显示博大、成熟的特色。
马厂类型彩陶,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地,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但较之半山彩陶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单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四大圈肢爪纹双耳彩陶罐
十字纹双联罐新石器时代 马厂类型海东市民和县大塬遗址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 马厂类型高18,口径5.2,通长17.1厘米海东市民和县加仁庄遗址出土青海省博物馆藏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
新石器时代后期·大汶口文化高16.9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6厘米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墓地第10号墓出土
此彩陶背壶呈红色,高领、圆腹、平底。壶的腹部很有特色,一面鼓腹,另一面扁平,两侧各有一个对称的环状耳,鼓腹中部与扁平面相对的部位还有一个带横向穿孔的鼻形小钮。壶面施彩,图案绚丽。先以黑彩描绘出基本的图案花纹,再用白彩在黑彩上勾勒轮廓或以圆点纹饰等进行点缀。图案由上至下分为几个部分,分别形成不同的纹饰带。最顶部位于口沿外侧,绘三个等距离的黑白彩同心圆。肩部由两条平行线构成一个图框,内填多个黑地白彩涡纹。腹部饰大块的三角纹,一正一反交错排列,构成连续的纹饰带。底部绘两道横向平行排列的联珠纹,均为在黑地上添加的白色亮点,对比非常鲜明。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用来汲水,固定在背上,行走时不用担心壶内的水溅出或倾覆。背壶腹部的一侧面加工成扁平造型,扩大了壶身与人体接触的面积,既增加了稳定性,又避免了鼓腹对人体的压迫,在实用性与舒适度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多为红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彩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明器。
图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陈星灿老师专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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