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腰带与银腰带——从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到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

古代腰带不仅具有束腰的功能，也能突显男性服装阳刚硬朗的特点，此外，腰带也是古代等级地位的标志，关乎社会认可的价值与声望。男性腰带尺寸宽大，精致但不过分细巧，加宽腰带尺寸会使得穿着者显得洒脱不羁，皮质腰带的纹路、色彩和金银装饰、珠宝点缀更是男性形象鲜明的标识。从世界各地来看，各种材质的腰带种类繁多，其中金银腰带无疑是等级最高的标志物之一，也具有文化交流传播的意义。本文探讨的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金腰带与青海都兰银腰带就是一例。

一 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金腰带

阿富汗是丝绸之路中心之一，是西方通往东方的重要枢纽，其许多早期艺术品均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统治下的影响。

阿富汗北部的席巴尔甘·提尔雅遗址曾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的城市，1978年，苏联—阿富汗联合考古学家在此处发现了“黄金之丘”。清理了6座墓葬，出土了20000余件黄金艺术品。2、3、6号墓中，出土有西汉宣帝至平帝时期流行的昭明镜，中国的漆碗以及安息银币、罗马金币，说明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往来不是隔绝封闭的。黄金之丘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后几十年里，席巴尔甘距离大夏首都蓝氏城（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约70公里，当时大夏已在北方游牧民族大月氏族占据之下，所以学术界认为黄金之丘墓地主人是公元前175年从河西走廊西迁中亚的大月氏人。

现存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黄金腰带，出土于黄金之丘（TILLYA TEPE）四号墓，长96.6、宽4.19厘米，年代为公元一世纪，在多国巡展中，众多专家对它进行了解读，但诠释各不相同，许多人认为金腰带上骑着神兽的人物是希腊的酒神与阿里阿德涅[1]。（见图一至图三）

参与发掘的俄罗斯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VIKTOR IVANOVICH SARIANIDI）最早进行了全面解读，他认为这条腰带由一条柔软带子和9个圆形浮雕扣组成，带子由8根黄金链子链编制而成，圆形浮雕扣边缘饰心形互锁图案和金珠，背后有标记（可能是希腊文字）。每个浮雕都展示同样的画面：一个手拿大口杯的人物向后斜坐在一个豹子的背上，他的肘放在动物的头上。这些浮雕图案是先分别做出来然后再焊接在一起的。其中5个浮雕扣上的动物方向向右，另外4个浮雕扣上的动物方向向左，这些浮雕扣事先分别制成后再焊接在一起的。其中5个浮雕扣上的动物方向向右，另外4个浮雕扣上的动物方向向左，头尾两个浮雕扣可扣合，用来固定腰带。虽然9个圆形浮雕造型是一样的，但是细节上还不尽相同，比如说动物的造型、动物背上鞍的装饰品和动物尾巴的弧度都不一样，还有坐在动物身上的人物特征也不完全一样。

一般这个人物颈戴项圈，头发束发，但是其中两个浮雕扣上，人物头戴呈神龛形的皇冠，令人想起五号墓中出土的扣子上的狄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的头发。就像希腊奥林匹克神一样，倚骑在豹子身上的人物穿着一件短的束腰外衣，露出他的膝盖和靴子，靴子上有棕叶的装饰。在从左数的第三个浮雕扣上，那个人物拿着一个有两个把手的杯子，这像是在复制酒神节的杯子，就算他没有穿着典型的褐黄色兽皮，但还是能确定他就是狄奥尼索斯，从侧面骑在鞍上并骑在豹子上（类似的造型在马其顿爱琴海西南部的希腊岛屿上，即提洛岛马赛克拼嵌画上也有发现）。

但是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让人又觉得可能不是狄奥尼索斯。这个细节就是这个人的两个手指的姿势：牛奶好像是从“他的”没有遮掩的乳房流出的，并流进了杯子。从浮雕扣上人物的眼神看，像一个典型的女性姿势。这可能是混合了多种造型，包括狄奥尼索斯坐在豹子上，大夏的娜娜女神（Nana）坐在她的狮子上，和多子多孙的生育神的姿势。

另一个疑惑的地方是这个女性的形象，曾出现于在苏萨（突尼斯东北部港市）发现的希腊—大夏时期的陶器上，比黄金腰带的时代更早。同样的还有一个困惑，是在一个浮雕扣上的“狄奥尼索斯”有着细长的脖子，头发的结扣，还有挨着很近的并包裹住的膝盖，都给“他”一种像阿耳忒弥斯（月亮与狩猎的女神）的造型。所以这个人物或男或女的中性造型，现在还没有结论。

不论真相是什么，也不论古罗马的历史学家（Quintus Curtius）说“波斯国王Darius三世的腰带更像是女人的腰带”，而女性的腰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造型，这条黄金腰带本身毫无疑问是男性的象征，只有地位很高的男人才能拥有。制造黄金腰带的工匠或许有希腊血统，或许熟悉希腊神话的艺术。

拜占庭帝国建立后，沿袭希腊罗马手工艺品的风格，特别是艺术工匠擅长做复杂的金首饰，金手镯、金手环、金项链等层出不穷，4世纪，拜占庭工匠创造性将康斯坦丁二世（350～361年）头像镶嵌进勋章式的腰带中，直径8厘米，用金币式圆形配合珍贵宝石，犹如首饰佩带，腰间系戴者既象征着地位，又标志着财富。（见图四）

二 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银腰带

从亚述、巴比伦、阿契美尼德到贵霜、大夏及中亚西域各地发现的奢侈品既有贸易品，更多的是贡品和战利品，而且当时中亚粟特人的城邦小王国互相赠送礼物，或作为外交礼品，或表示对宗主国国王的忠诚，特别是金银腰带属于社会顶层或贵族高官彰显自己地位、维持权威的标志物，工匠们会不断创新迎合高层统治者的欲望，制造出或仿造出高不可攀的罕见腰带。

《北史·西域传》粟特人多诣凉土贩货，大月氏人商贩京师，康国人善商贾。这种记载明确区分了粟特人与大月氏人不同贩运经商的地域，一是凉州一是京师，他们不远万里贩运商货，但实际上哪里需求和利润大，就会贩运到哪里。大月氏人就是迁移到巴克特里亚贵霜帝国统治下的人，他们贩运手工艺品和奢华礼品都是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

史书记载北齐粟特商队与吐谷浑贸易往来被劫掠之事，早为史学界所熟悉。《周书·吐谷浑传》记载魏废帝二年（553年）“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因而中亚商胡完全有可能将金银制品尤其是高级奢侈品运送至吐谷浑王室。

青海博物馆征集的“包金西方神祗人物连珠饰牌银腰带”，宽3.3、通长95厘米，据传出土于都兰吐谷浑墓葬，学者认为其时代为十六国时期或唐代。（图五至图十）

陕西《长安丝路东西风》展览方介绍“腰带用银丝编织而成，上饰有八块包金饰牌。牌饰外缘为联珠纹，内部铸压出西方神祇人物和武士图案，盛行于波斯萨珊时期的联珠纹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放进入中国，成为唐代装饰艺术中非常流行的元素”。实际这不是铸压的图案，而是捶揲出的，每个牌饰连珠上原应有宝石或其他珍贵玉石镶嵌，现在已经脱落殆尽。

仔细观察这件银腰带，首先是以插轴相连的腰带扣，两个神祇勇士手握长柄武器，在半圆拱门下做站立守门状，学者认为这是爱马仕和雅典娜的侧面战士形象，也有学者认为其与大力神赫拉克利斯相似，源自希腊神话故事。然而他们身着希腊罗马武士常穿的短腰裙，显得短小精干，而且他们从肩到胳膊挂有单肩披帛，更符合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勇士的艺术形象。

银腰带共有七个圆牌式连珠纹装饰的人物图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左右相反的四个女神像，女神有翅膀，羽翼下垂于女神背后，显示尊贵地位。袒露双乳，斜坐在卧椅上，手持棕榈枝叶，象征着和平安详、大地和谐。另一类是坐在高腿椅垫上的三个男子，身穿窄肩流苏长袍，是希腊罗马精英智慧之人常穿的服饰，手持棕榈枝，未戴帽子，无蓄胡须，在发型上表现他们的睿智灵感。曾有人认为这种人物穿宽松大裙，其原型为希腊神话中丰产、狩猎、生育、婚姻的保护神阿耳忒弥斯。

睿智男子与羽翼女神的圆牌图案交相替换，形成一圈完整的艺术图案。有人曾推测是否拜占庭古典时期的天使，但是无论是叙利亚传统还是拜占庭传统，都不会将天使明显画成女性形象，特别是上半身裸露并拥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天使形象是不可能存在的。羽翼女神很可能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Nike，因为传统上这个女神的形象特征即为背生双翼。

亚历山大大帝成为希腊北部马其顿王国统治者后（前336～前323年），东征至印度、阿富汗地区，希腊艺术和文化观念得以广泛传播。金银制品及宝石装饰也越来越普遍，“海格力斯结”搭扣是公元前400～前300年的遗物（图十一），这件腰带搭扣用黄金、石榴石和珐琅制作，影响了后世黄金腰带的艺术风格。地中海与中、东、西亚互相联系密切，物质载体携带神祇艺术的文化传播迎合了东方大小统治者彰显身份的需要。伊朗阿契美尼德时期（前6～前4世纪）时，讲究以礼服来识别和区分不同社会阶层，而华丽长袍系上动物图案或神话图案的腰带是非常重要的标识。

值得指出的是，大国向附属小国索要大量的“贡品”，甚至会影响到小国经济结构的逐步改变，尤其是金属物品，不仅运输携带方便，而且工匠可以根据本地需要和喜好重新制作。“贡品”与“礼品”以及“战利品”都具有象征性意义，古代国家和部族之间上层阶层透过互相馈赠礼品来巩固联系，以及作为和平友好的象征，或是效忠宗主国的贡品，或是部族奉献的战利品，也有宗主大国统治者回赠给臣属小国王的礼物，其中蕴涵着不同的皇权与王权的交往意义。

我们无法判定金腰带、银腰带究竟是出自西方工匠之手，还是本地工匠的仿制，也无法判断金腰带、银腰带是不对等“贡品”或双方对等“礼品”，但是其艺术构思的模式肯定来自古希腊、罗马，而且其横轴扣舌与中国汉晋腰带用金银扣具那种括结方式不属于同一类型。

三 中西古道青海南路的见证

古代腰带名目繁多，形制也十分复杂。但总的来看，可分成两类，一类以皮革为之，古称“鞶革”或“鞶带”。一类以丝帛制成，古称“大带”或“丝绦”。也有将这两种腰带统称为大带的。在秦汉以前，革带主要用于男子，妇女一般多系丝带。不过，男子除皮带外，各种丝作“绶带”也是区别等级的标识。

关于金腰带最重要的史料，可见《三国志》注引《魏略·西戎传》，“阳嘉三年时，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海西”即大秦国，是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古称。这条史料记录魏晋时疏勒王向中国皇帝进献了“金带”，虽然不知金带长短、形状，但是告诉我们当时确有外来者向中国皇室送来了以前未见过金腰带。《周书·侯莫陈崇传》记载渭桥之战其有功，文帝解所服金缕玉梁带赐之。同书《李贤传》说降玺书慰劳李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还有周太祖赏赐韩果真珠金带一腰。均说明金腰带极为贵重。

魏晋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人活跃在中国北方草原，他们南下不仅促进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接触交融，而且使得中原社会对珍宝的鉴赏品味发生了变化，既追捧那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器，也开始将西域风格的金银器皿作为人们的宠儿，因而造型优美、制作精美的金银带具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物品。十六国时期，吐谷浑从青海扩张到河西走廊后，该地区并未因动乱而给东西方之路的往来商贸造成不便，相反，吐谷浑控制的疆域内特有的游牧地区物产，通过高昌北凉政权西出中亚，并遣使假道柔然至西域，为东西之路青海道补充了新的活力。

金腰带作为与官服有直接联系的用具，按中国古代“采章服饰，本明贵贱”的传统，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使用。唐朝以后，由于金黄色只能皇家用，民间并没有真正用黄金做的腰带。从西安何家村窖藏中的十副腰带来看，唐代流行于皇家贵族阶层的腰带很大部分都是玉石镶嵌装饰的腰带（图十二）。考古发现出土于墓葬的带饰有长带銙、圆形带版、方形带版、铊尾等金属部件，基本上都是用铆钉固定在革带上。一般来说，“九环带”是统治者常服的标识，而皇帝可以用最高等级的十三环金带。《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开元初，大食“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唐代贡献宝带的外国人很多，唐玄宗就曾以“拂菻金带”赏赐大臣，《唐语林》卷二“郑（此下原阙二字）云：张燕公文逸而学奥……公又云：张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诗云：‘甘露垂天酒，芝盘捧御书。舍丹同蝘蜒，灰骨慕蟾蜍。’上亲解紫拂菻带以赐焉”，这里的“紫拂菻带”应该就是来自拜占庭的金带。

《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安禄山天宝年间密谋反叛时，“潜与诸道胡商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遂令群胡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緋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可见安禄山将“腰带”作为“叛逆之资”，证明“腰带”的地位之重。（图十三至图十五）

宋代朝廷官员的腰带材质和纹样是使用者品级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彰显身份必看腰带。《愧郯录》与《宋史·舆服制》载北宋金带有各种纹样二十七种，“金带六种：毬路、御仙花、荔枝、师蛮、海捷、宝藏。金涂带九种：天王、八仙、犀牛、宝瓶、师蛮、海捷、双鹿、行虎、漥面。金束带八种：荔枝、师蛮、戏童、海捷、犀牛、胡荽、凤子、宝相花。金涂束带四种：犀牛、双鹿、野马、胡荽”。《随隐漫录》载有南宋金带三十二种，“笏头一字、笏头毬绞、排方御仙花、螺犀丝、头荔枝、毬路、海捷、剔梗荔枝、柘枝、太平花、碎草、师蛮、人仙、犀牛、宝瓶、行虎、戏童、宝相、胡荽、凤子、野马、双鹿、方胜、云鹤、坐神、天王、行狮、行鹿、盘凤、凹面、醉仙、獐鹿”。虽然名目繁多，但两种说法都中有一种叫“师蛮”的腰带，其实就是西方牵狮勇士形象的艺术造型。熟悉带制的岳珂自己也在引用《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后写道，“则是金代诸种之外，乘舆大臣又有通服拂菻带之制”。可见“拂菻”腰带是当时流行佩带或趋之若鹜的一种时髦。

当然，古代国家或部落之间掠夺财富也是常规，金银腰带作为财富的一部分也是垂涎三尺的对象。王者的腰带不仅是炫耀财富和地位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拥有、使用昂贵珍宝以便展示王者地位身份的好方式。武官军将也是将腰带作为提升自己地位的标识，遗留的石刻保存了其风貌（图十六）。

从阿富汗黄金之丘大月氏人到青海都兰大墓吐谷浑人，期间跨越过了几百年，但对来自遥远希腊罗马风格的金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爱好与互动，贸易固然是欧亚奢侈品流通的一个原因，但国家贵族和部落上层对这些高档物品的占有追求，特别是贵族阶层赠送礼品和外交贡品，于阗带、骨咄国带、拂菻带等，推动了这类物品的流动，不仅彰显了人物的地位，而且要赢得社会广泛认可的等级身份。当然，也愈发刺激了工匠的技术竞争，金带的制作特别是金丝编织技术以各种动植物或人物雕镂纹饰的精致，不禁使我们想到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六记载的制带名匠张崇“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銙大如钱，灰画烧之，即隐起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隐起纹饰立体雕镂感更强，巧夺天工制造方法，很有可能传自西方。

中外墓葬中多次发现工艺精湛、匠心独运的华贵腰带，不仅是墓主用高档奢侈品显示自己地位，而且作为随葬器物让死者在进入阴间后继续保持财富的持有。古希腊、罗马惯用黄金作为装饰用具，因为黄金被认为是来自太阳的金属，此外还特别喜欢采用花丝、珠化手法。目前人们将阿富汗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腰带解读为来自西方艺术的代表作，对出土于都兰的银腰带解读尚无进展，尽管有人判断是丝绸之路南路“青海段”的物证，也有人说是吐谷浑贵族的贡品或是吐蕃掠夺的战利品，但是对中西之间的风物流动、工艺交错、重叠交流都没有细致对比，过去传说西汉末年王莽的金库——来自西域大夏的金子，秦汉时代的金器源自塞人，隋唐时代的金银器来自粟特，实际上都需要一个来源与发展的联系研究，如果说穿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有多条廊道，那么跨越古代世界遗产的十字路口也绝不只是一个。

作者：葛承雍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