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赵辉：《史前文化与社会的探索》自序

在李伯谦先生的一再催促甚至是命令之下，加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心全意做成此事的执着，让我越来越感到压力，我终于把文集的文稿整理出来了。

2019年底，李伯谦先生就对我谈及打算为考古文博学院的教员们出一套文集的想法，其中有我的一本的计划。对此我当然心怀感激！但同时也很踌躇。原因有二。一是我生性散漫，做过的事全无记录，写过的东西大半没有整理归档和备份，这还是在有了电脑这种工具之后，此前的手写稿，更不知哪里去了。我很羡慕那些做事认真、有条有理的学者们。例如看了张光直先生的《番薯人的故事》，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先生竟然连这些学问之外的陈年旧事都能记得如此清楚，他一定是连中学时代的日记都保留着！对此，我只有佩服的份儿，做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对于出版文集这件事，越发踌躇，越发畏缩了。第二个原因更根本一些。“文革”把我本当用来读书的十年时间消耗到人生的其他方面上了。此后我才进入大学，学考古。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但我心里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选择了我们，眷顾了我们。在这批被耽搁了的一代人中“矮子里拔将军”，我幸运中签了而已。所以，尽管师从苏秉琦先生、严文明先生，并在名师芸芸的北大考古系受业，但先天不足，已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了。所以，学术对于我来说，是条荆棘之路，绝非坦途，能走多远，自己心里清楚。既然没有多少值得自傲的成绩，如今要出文集，我心虚。

不过，转念想，从自己读考古学算起，到今天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了。毕竟这是认认真真的四十多年，哪怕是不为他人，只为自己，也该有个某种形式的自我总结为好。同时也好向我的恩师汇报。文集也许就是最好的形式。出版文集的这件事情又来得恰当其时，把总结一下的想法推向了落实——这要再次感谢李伯谦先生。

动了这个念头后，我开始着手编排事项。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李岩兄和黄可佳、王小娟二位帮我收齐了那些已然散落在各个角落里的文章篇目。从中选出若干，分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社会复原研究和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思考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中的文章按发表年代编排起来。在挑选和编排文章的过程中，把它们重读了一遍，最大的感觉就是早年间年轻气盛、不隐锋芒，近年则圆润平和了不少，或许这就是人生。当然，学术上的肤浅幼稚乃至错误之处更多。但为了忠实于我个人的这段历史，这次编辑出版，除了订正一些明显的错字、别字、脱字之外，其余一概没有改动。另外，按照原来的想法，本打算把一篇接受李新伟兄采访的文字《问学之路》作为文集的代序的。因为这篇文字中包括了我进入考古学殿堂以及此后过程的回忆，也有有关上述三个学术领域问题的思考，看了它，也就大概了解了我的学术人生。但为了服从丛书的统一编辑要求，写下这段文字，权当书序。而把那篇文字放在本书最后，算作总结。

赵辉

202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