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藏玉于墙”的石茆玉器

石峁玉器的辑录大致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见录于清代吴大澂 《古玉图考》。至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石峁多有玉器出土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知。1976年，考古工作者踏查石峁遗址并开始征集玉器、陶器等文物，调查成果公布后，学界就石峁玉器的年代、性质和来源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经过多年的探索，特别是2012年以来石峁遗址持续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使得人们对石峁文化玉器的认识最终明晰起来。石峁文化玉器的器类有牙璋、斧、钺、铲、多孔刀、璧环、牙璧、璜、人头像及玉蚕、玉鹰、虎头等动物造型，以大型片状玉器牙璋、多孔刀、铲及璧环、人头像等为其特色器类。

牙璋起源地点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数量较多的牙璋，根据地层关系推断其处于龙山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牙璋。学界目前多倾向认为石峁文化牙璋的年代较早，中原乃至江汉地区牙璋的出现，是受到了石峁文化的影响。

石峁玉器多为片状器，少数为采用圆雕工艺的动物造型。崇尚扁薄，切割平齐、边棱锋利，片切割技法十分成熟，大型片状器物中央打洼。器物剖切改制现象普遍，许多玉刀、钺、铲由同类器物对剖改制或其他体厚的器类剖片而成，如玉琮等被剖切为方形片状器。一方面反映出玉器作为稀有资源被重复利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石峁先民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以及对玉料的娴熟把控。

就出土状况而言，石峁玉器多出自石砌城垣及重要城防设施的墙体或倒塌堆积、墓葬、祭坛等3种遗迹中。其中，“藏玉于墙”的特殊现象，改变了之前学界普遍认为石峁玉器全部来自墓葬的认识，为玉器提供了新的埋藏背景与意义。外城东门和皇城台门址一带的石墙内埋葬玉器的现象尤为引人关注。这些玉器或发现于墙体倒塌堆积之中，或发现于石块砌筑的墙体之内。根据其出土状况分析，这些玉铲、玉璜、玉钺等器物应是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墙体的。

《竹书纪年》记载“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晏子春秋》也有“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为璇室、玉门”的记载。石峁遗址所见将玉器置于墙体之内的现象，符合上古文献或神话中提到的玉门、瑶台、璇门的相关记载。作为石峁人在信仰层面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石峁外城东门址所见杀戮奠基及墙体藏玉现象，极大地满足了神话中辟邪的心理寄托及“宗教中心”的向心功能，也成为其凝聚周边中小型聚落的核心手段。

属于石峁文化的新华遗址曾发现一座长方形坑K1，其内出土36件玉器，分6排竖直插立，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无刃部者其薄面朝下，器型有钺、铲、刀、斧、环、璋等。K1不能排除作为玉器窖藏的可能性，抑或已承担了祭祀的功能并被赋予了特殊含义。

崇玉用玉是石峁文化圈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石峁文化玉器的玉料主要以蛇纹石、透闪石为主。其中蛇纹石玉器多呈墨绿色和灰绿色，尤其以茶褐色带黑点为典型特征，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种玉器会显出浓烟色，厚处则呈黑色。透闪石、阳起石玉器多呈黄绿色，里面泛着像山水画一样的黄斑。

石峁玉器的年代，除了根据器物本身形态进行断代之外，更多依靠于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关系及测年手段，共同构成了分期的标准。石峁玉器的年代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属于龙山时代的晚期，晚期已经进入了夏代的纪年范畴，所以早晚两期玉器的器形和工艺略有差别。

从玉器的风格上，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影子。比如牙璋，在山东地区和中原腹地都能看到，时代上略有早晚，后石家河文化及再晚一些的三星堆遗址，也发现有牙璋。石峁的鹰形玉笄和石家河的非常相似，还包括虎头的造型，显示出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甚至有些玉琮还带有良渚文化的风格。

石峁文化玉器以其数量庞大，器类独特和玉质迥然成为世界范围内玉器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它在中国古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渐凸显，我们可以认为石峁文化玉器是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作为用玉中心衰落之后，与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鼎足而立的一处重要的史前用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