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考古：石峁遗址那些神秘的石雕

在石峁遗址正在发掘的大台基南护墙墙面基地倒塌的堆积中，已经出土石雕70件，其中21件镶嵌于南护墙墙面，1件矗立在夹道地面，其余散见于夹道内南护墙的倒塌堆积中。根据出土背景，石雕可以分为平面型、塑像型和立柱型，主要雕刻方法可分为浮雕、阴刻、圆雕等；就图案的表现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动物、神兽、符号、装饰性纹样、神面、人面等。其中，动物形图案发现最多，形态逼真、刻画细致，可与真实存在的动物相比对，如蛇、牛、虎、蟾蜍、羊、马等。

有的刻画极为精细，比如蛇的头部可明显分为三角头和椭圆头两种，且细小的眼、嘴均有表现；牛角外表的细横槽以及马的鬃毛、马蹄都有精细刻画；在个别牛眼、虎眼内还发现残留的红色和黑色颜料。神兽形图案主要是指不见于现实中的兽形形象，发现较少，有扁头曲身有鳞者，也有长嘴有鬣者，难以定名，暂以神兽称之。符号形图案常见“X”“O”或眼形，一般单独出现；装饰性纹样多为几何形，连续组成繁复图像或配置于其他复杂图像内，自身的结构特征决定其配合使用的基本性质。

符号形图案和装饰性纹样，可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我”“复形”性质，其代表某种动物甚至代表人的可能性较大。神面和人面石雕是其中特殊的一类，体量一般较大，雕刻最为精彩传神。图案有单独存在的，也有与动物这批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自红山文化以来形成的石雕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其图案题材、表现手法及刻制技艺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组成的“龙”“虎”形象，甚至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的不同类型石雕可能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和功能，目前仍有20余块砌筑于大台基南护墙的墙面或树立在夹道地面的石雕，但这批石雕最原始的位置依然存在着较大的讨论空间。例如，“平面型石雕”可能来自皇城台上比大台基更早的高等级建筑，在建筑被毁弃后，系“旧物新用”，被重新砌筑于大台基石砌护墙墙面；这些石雕也可能最初就是砌筑于大台基护组合出现的，多为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瞪目龇牙，面部狰狞，两侧雕出动物或侧视神面。其中最大者，如11号石雕，长度超过2.6米。

当然，这些推测尚待更多考古研究确认。“万物有灵”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古代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精神信仰和宗教观念。石雕中动物和神兽图案或许具有交通天地的媒介作用，神面和人面或为英雄、祖先、王者、神祇的代表形象，同样具有“万物有灵、交通天地、驱邪守护”等精神内涵，对于大台基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而言，将雕刻这些图案的石雕嵌入墙内，可能是为了彰显“有灵之物”的信仰观念，体现了石峁遗址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

结合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皇城台大台基主要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不晚于石峁文化中、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沿用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被废弃。至石峁文化晚期之后，石砌墙体大范围倒塌，大台基及其相关建筑被彻底毁弃。大约在夏商时期，大台基的倒塌堆积之上堆积了“蛇纹鬲遗存”，当是被来自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人群占据。

近年来，皇城台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显示出作为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这种层层设防、众星拱月般的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同时表明石峁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除了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的作用外，可能还承担着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石峁遗址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其发展高度、复杂程度以及建筑技术，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对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的判断。

本文节选自孙周勇：《石峁 中华文明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