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文物看陕西：变法图强的秦国

战国末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这对秦后来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虽然名列战国七雄之一，但由于此前秦国经历了几代君位的动荡，国力大为削弱，被东方六国视作夷狄，不让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面对“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严峻形势，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继位伊始就下令“求贤”，并且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其变法决心之强烈和真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商鞅。

商鞅本名卫鞅、公孙鞅，系卫国公室后代，后因受封于商，故又称商鞅。商鞅少时便好刑名之学，即好法家学说。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其霸道之策引起了秦孝公极大的兴趣，两人以霸道为题交谈三天三夜。

盛酒器皿。造型和纹饰已完全摆脱西周青铜器的影响，表现了秦人强烈的创新精神和追求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正式开始变法活动。

为了表示推行新法的决心，并取信于民，新法公布前，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都城栎阳的南门，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后，有一个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如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通过“徙木”，商鞅树立了千金难买的诚信，中国历史上也增加了“徙木立信”之典故。2016年栎阳城遗址内首次发现清晰的“栎阳”陶文，使秦都栎阳在考古资料上得到了印证。栎阳城遗址位于西安阎良武屯镇关庄村一带。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面积420万平方米，城墙为夯筑。史载，秦献公二年（前383），秦国迁都栎阳，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迁都咸阳，秦国定都栎阳共二世34年。

出土于云梦秦墓，其中包括大量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前后的法律文献，是首次系统发现的秦律，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职掌、少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从中可看出秦法已达到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二是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运用法律手段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奖励耕织方面，规定凡悉心耕织、多打粮食、多织布者，免除其劳役或奴隶身份；对于那些追求末利、投机经商以及怠于农事而致穷困的人，则将其妻子儿女一起没收为官奴婢。为了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还颁布了《分户令》。在奖励军功方面，颁布《军爵律》，规定有军功者按其功劳大小赐爵，设置了从公士到彻侯等二十级爵位，凡斩敌首者按级晋爵，投降敌人及叛国者处以重刑。

三是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功授爵，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份。同时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

四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主张。其一，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全体臣民特别是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其二，“轻罪重刑”。贯彻重刑原则，加重量刑幅度，对轻罪也施以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强调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反对赦宥，主张凡有罪者皆应受罚。其四，鼓励告奸。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其五，实行连坐。如邻伍连坐，以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之间相互有告奸、举盗的责任，若什伍之中有作奸犯法者，相互负连带责任。

多为官府留下的档案文书，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品(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郡县设置、历谱、乘法表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行政、法律、邮政、数算、典章、制度、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并且内容成套，有一定的系统、格式和体例。通过解剖这些地方行政的文书系统，可以丰富和改变对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

于1980年出土于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木质表面有墨书秦隶，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王命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该法律有关的记事。

战国时期，迫于战争导致的生存压力以及稳定政权的需要，各国先后掀起变法运动，采取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社会生产发展，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商鞅变法既非战国时期最早的变法，也非秦国国内的首次变法，但因其改革的全面性、彻底性以及深入性而成为成效最大、影响最大的变法运动。

商鞅变法以“显耕战”为基本国策，奖励农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

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生铁冶铸、生铁柔化处理和世界上最早的炼钢与淬火技术，引起全社会整个技术基础的巨大变化。铁器的应用特别是铸铁农具开始使用并逐渐代替青铜农具，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特别是随着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秦国的腹地关中很多荒野和盐卤地都变成了良田，使关中成了天下最大的粮仓和最早的“天府之国”。

郑国渠，战国末年秦国在关中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因主持修建者郑国而得名。西起泾阳的泾水河谷，向东经过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最终流入洛河，全长达150千米。由拦河堰坝、引水渠、退水渠、灌溉干支渠、截断小河的横绝工程等各个部分组成，互相配套成龙，构成一个完整的大型灌溉工程系统。它与秦国的另一项伟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一样，都是2000多年前中国水利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标志和中国水利史上的光辉典范。

新法奖励军功，“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使秦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其军队被东方六国视作“虎狼之师”。法令观念的普及，使得“秦民大悦”“乡邑大治”“道不拾遗，民不妄取”，统治秩序得到有力的强化。经过商鞅变法，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同时，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正式把统一天下作为自己帝王之业的目标。用商鞅自己的话说就是“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用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则是：“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可以说，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统一全国的基础，是一次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