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公布的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可谓是最大的赢家。如果确切地说，庙底沟时代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包括南阳黄山遗址，湖南鸡叫城遗址，滕州岗上遗址三个入选项目内涵最丰富的时段均集中于庙底沟时代。这个时期也是我国各地史前走向文明化国家化的时期，中华大地上各地都在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为探索那“早期中国”而努力。韩建业先生这篇文章事业宏大而用功颇深值得一读！

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时期，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所处的新时代即为本文所谓“庙底沟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实力强盛且对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早在1965年，苏秉琦就注意到庙底沟类型“对远方邻境地区发生很大影响”。此后，严文明指出“庙底沟期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时期，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内部各地方类型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加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外部文化影响的加强”。张忠培认为此时是“相对统一的时期”，庙底沟类型（或西阴文化）对周围同期考古学文化产生了积极作用。王仁湘称庙底沟期的彩陶扩展是“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论证，庙底沟时代是在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影响下形成，该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

一

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和豫西地区，时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其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200~3500年。

东庄类型以山西芮城东庄村仰韶文化遗存和翼城北橄一、二期为代表，时代介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绝对年代约在公元4200~4000年。东庄类型是在当地仰韶文化枣园类型的基础上，接受东进的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而形成。具体来说，其钵、盆、罐、瓮等主要陶器兼具枣园类型和半坡类型的特点，尖底瓶的雏形双唇口为仰韶文化枣园类型内折唇口和半坡类型杯形口的结合（图一，1~3）；杯形口尖底瓶和雏形双唇口尖底瓶的尖底特征，绳纹和宽带纹（图二，1、2）、三角纹、菱形纹、鱼纹等黑彩，以及头骨和肢骨成堆摆放的二次葬等特征，都来自半坡类型；素面壶、鼎，尖底瓶的瘦长特征，墓葬基本不见随葬品的质朴习俗等，基于枣园类型；葫芦形瓶、火种炉以及豆荚纹、花瓣纹等彩陶纹饰（图三，1、2）则为新创。总体看，来自半坡类型的影响巨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视其为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其大口勾罐的勾呈鸟首状，暗示该类型或许有崇拜鸟的习俗。东庄类型，大致可以细分为两期，早期以北橄一期为代表，尖底瓶无颈且雏形双唇口的下唇不突出；晚期以北橄二期为代表，尖底瓶出颈且雏形双唇口的下唇较突出。同属东庄类型的豫西陕县三里桥仰韶遗存、三门峡南交口仰韶文化一期等，仅见杯形口尖底瓶而不见雏形双唇口尖底瓶，也不见火种炉，推测东庄类型的核心当不在豫西而在晋西南地区。

庙底沟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底沟一期为代表，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3500年（下限或许更晚），总体是在东庄类型基础上的继续发展，新出的直领釜和灶等陶器则体现出来自郑洛地区的影响。该类型流行鸟纹彩陶，见有鸟形鼎、灶、器盖等。庙底沟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期，北橄三、四期和南交口仰韶文化二期早段代表早期，庙底沟遗址一期和西阴村庙底沟类型主体遗存代表中期，西坡墓葬和H110代表晚期。小口尖底瓶先是上唇圆翘、下唇突出下垂而成为真正的双唇口，然后双唇逐渐尖平，最后上唇几乎消失而变为近于喇叭口，器底则由尖向钝变化（图一，4~6）。葫芦形瓶上部由斜弧向斜直转变，最后变为颈部出棱近似喇叭口。钵和宽沿盆由浅弧腹向深曲腹发展，罐、瓮的腹部由矮弧向深直演变，器和附加堆纹越来越常见。彩陶中花瓣纹逐渐繁复，最后又趋于简化（图三，3~5）；钵口沿先是由宽带纹变为窄带纹，最后彩带基本消失（图二，3~5）。就级别甚高的西坡墓地来看，至少晚期时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已转移至豫西。东庄类型形成以后，就以其极具活力的姿态迅速拓展；庙底沟类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进一步扩张影响。

二

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向周围邻近地区的扩张影响，造成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和空前统一的局势。东庄类型一经形成，就迅速反馈影响关中地区，使半坡类型进入晚期亦即史家类型阶段。陕西渭南史家墓葬、临潼姜寨二期等史家类型遗存，总体上继承半坡类型早期而有所发展，如钵、盆类器向尖圜底、折腹方向转变，小口尖底瓶、细颈壶变小退化等；但不少则为东庄类型因素，如葫芦形瓶以及彩陶中的花瓣纹、豆荚纹等。考虑到半坡类型尚鱼，而东庄类型崇鸟，则此时新出的鸟鱼合体纹不啻为半坡类型和东庄类型融合的象征。这次文化浪潮还一直延伸到关中西部乃至于甘肃中东部，形成陕西陇县原子头仰韶一、二期遗存、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二期遗存等（图二，6、7；图三，6），西北可能已延伸至河西走廊东缘。只是这些西部遗存流行仰身直肢葬而基本不见东部的多人二次合葬，双腹耳罐、双腹耳钵、葫芦口小口尖底瓶、人头形口平底瓶等也具有一定地方特点庙底沟类型向西影响更加强烈，使得关中和甘肃东部由史家类型发展为泉护类型，如陕西华县泉护一期白水~下河一期、扶风案板一期、宝鸡福临堡一、二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三期等；花瓣纹、鸟纹彩陶和双唇口小口尖底瓶（图一，7~9；图二，8；图三，7~9）等典型因素和庙底沟类型大同小异，区别只在鼎较少等细节方面。类似遗存还向西北扩展至青海东部和宁夏南部，西南达陇南至川西北，偏晚阶段彩陶明显繁缛化（图三，10），与关中东部逐渐简化的趋势正好相反，反映出核心区和“边远地区”逐渐分道扬镳。至于汉中地区的陕西汉阴阮家坝、紫阳马家营等遗存，流行釜形鼎而与泉护类型有所不同，当受到过晋南豫西核心区文化的直接影响。

东庄类型同时北向深刻影响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北部和冀西北——狭义的北方地区，形成仰韶文化白泥窑子类型和马家小村类型。内蒙古中南部至陕北北部此前分布着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和石虎山类型，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后岗类型和半坡类型的融合体，此时却变为白泥窑子类型，早、晚期分别以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点F1和凉城王墓山坡下第1段遗存为代表，新出雏形双唇口小口尖底瓶（图一，10、11）和火种炉，钵、盆流行宽带纹（图二，9、10）和花瓣纹黑彩装饰，显然与东庄类型因素的大量涌入有关；甚至早、晚期的尖底瓶口特征正好与北橄一、二期对应，充分显示其与晋西南亦步亦趋的关系。但白泥窑子类型缺乏鼎、釜、灶等，花瓣纹彩陶也较简单，仍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晋北和冀西北此前属后岗类型，此时则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以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存为代表的马家小村类型，宽带纹和花瓣纹彩陶少而简单，小口尖底瓶个别卷沿外附加一圈泥条似双唇口，多数为单圆唇直口。至庙底沟类型早、中期，晋中北和冀西北文化面貌已与庙底沟类型基本相同，而内蒙古中南部仍更多延续此前的风格（图一，12~15；图二，11、12；图三，11~13）。庙底沟类型晚期，由于红山文化的南下影响，冀西北孕育出最早的雪山一期文化，岱海地区形成装饰较多红彩的王墓山坡下第3段遗存，北方地区文化与晋西南的关系日渐疏远。

东庄类型同样东南和南向对河南中南部及鄂北产生很大影响。郑洛及以南地区，此前为大河村前二期类遗存，此时则转变为大河村类型遗存，新出现雏形口小口尖底瓶（图一，16、17）和花瓣纹、豆荚纹黑彩等东庄类型因素，但流行釜形鼎、崇尚素面和红彩带等仍为当地传统的延续，小口折腹釜形鼎的出现当为北辛文化影响的结果，豆、杯等则体现出与江淮地区的文化联系。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此前为仰韶文化大张庄类型，此时则发展为以河南淅川下王岗二期下层、邓州八里岗M534为代表的下王岗类型，新出现宽带纹、豆荚纹、花瓣纹黑彩和多人二次葬等东庄类型因素，小口尖底瓶则多为杯形口。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更加深入，花瓣纹彩陶成为这些地区的典型因素（图三，14~16），双唇口小口尖底瓶（图一，19）和葫芦形瓶也见于各地，只是距离豫西越远越少。但地方性特征仍然浓厚，郑洛地区的河南汝州阎村、郑州大河村一、二期、荥阳点军台一期、巩义水地河三、四期之类遗存，小口尖底瓶更多为矮杯形口，浅腹釜形鼎发达，常见在白衣上兼施黑、红彩，流行成人瓮棺葬，被称为仰韶文化阎村类型。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仍为下王岗类型的延续，以下王岗二期中、上层为代表，扩展至鄂西北的郧县、枣阳、随州一带，流行圆腹釜形鼎，小口尖底瓶多为杯形口，彩陶黑、红、白搭配。偏晚阶段接受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和崧泽文化影响，出现太阳纹、“互”字纹等彩陶图案，豆、杯、圈足碗、附杯圈足盘等陶器增多，与晋西南和豫西核心区的差异逐渐增大。

东庄类型向太行山以东的影响最小，仅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三期、永年石北口中期四段和晚期的H52等遗存中，见有少量黑彩宽带钵（图二，13）、凹折沿绳纹罐和弦纹罐等东庄类型因素，这当与后岗类型的顽强抵制有关。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除磁县钓鱼台、正定南杨庄四期为代表的少量与庙底沟类型近似的钓鱼台类型遗存（图二，14；图三，17、18）外，河北平原大部呈现出文化萧条景象，或许与庙底沟类型进入太行山以东引起的激烈战争有关。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见证了庙底沟类型强势扩张的剧烈程度。

三

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对仰韶文化区以外的东北、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东北地区

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东北向的影响渗透，导致了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兴起。约在公元前4200年以前，东北西辽河流域分布着以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存为代表的晚期赵宝沟文化，其中已经渗透进仰韶文化下潘汪类型和后岗类型的泥质红陶钵、盆类因素。东庄类型形成后向北方强烈影响，形成仰韶文化白泥窑子类型和马家小村类型，其中前者已扩展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后者到达冀西北。这两个类型继续东北向强力渗透的结果，就是使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转变为以内蒙古赤峰蜘蛛山T1③、西水泉H2为代表的早期红山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出现大量装饰黑彩的泥质红陶钵、盆、壶类，尤其宽带纹黑彩钵（图二，15）明确为东庄类型因素。庙底沟类型继续东北向施加影响，不但在冀西北地区留下蔚县三关F3那样与其很类似的遗存，而且使得以敖汉旗三道湾子H1561、赤峰西水泉F13为代表的中期红山文化开始流行涡纹彩陶，那实际上是花瓣纹彩的变体。

苏秉琦先生曾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对中原和东北这种文化联系进行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花瓣纹等仰韶文化因素正是从华山脚下开始，经由晋南、北方地区而至于东北地区，并说红山文化“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碰撞、聚变的产物。但到以辽宁凌源牛河梁主体遗存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已经开始反向对仰韶文化产生较大影响。

（二）东部沿海地区

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扩张影响，使海岱地区刚诞生的大汶口文化的面貌发生一定程度的改观，刺激了江淮和江浙地区文化的“崧泽化”进程，并促进了中国东部区“鼎豆壶杯文化系统”的形成。大约公元前4100年，在江淮地区龙虬庄文化北向渗透的背景之下，海岱地区增加了杯、豆、等崭新因素，从而由北辛文化发展为以山东泰安大汶口H2003为代表的最早期的大汶口文化，东庄类型因素仅表现在兖州王因M2558那样的多人二次合葬方面。约公元前4000年以后，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显著增强，在大汶口、王因等早期大汶口文化遗存中，除多人二次合葬外，突然新增较多花瓣纹彩陶以及敛口鼓肩深腹彩陶钵、宽折沿彩陶盆等庙底沟类型因素（图三，19），这使得大汶口文化的面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不过从其彩陶的黑、红、白彩组合，以及钵敛口较甚等情况来看，与阎村类型更为接近，说明庙底沟类型间接通过阎村类型对大汶口文化产生影响。

约公元前4100年以前，江淮地区为龙虬庄文化一期或类似遗存，江浙地区为马家浜文化；之后在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转变的同时，还出现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龙虬庄文化二期等与崧泽文化大同小异的遗存，本文暂称这些类似遗存的形成为“崧泽化”过程。这些遗存普遍新出现小口鼓腹鼎，有的肩部还饰多周弦纹，当是受到庙底沟类型和阎村类型小口折腹釜形鼎的影响所致。安徽肥西古埂早期H2、江苏海安青墩下文化层、吴县草鞋山T304等所见的花瓣纹彩陶（图三，20、21），以及龙虬庄二期M141的葫芦形瓶等，都更明确为庙底沟类型因素。由此推测，东庄—庙底沟类型尤其是后者的影响在这次“崧泽化”进程中起到重要刺激作用。

（三）长江中游地区

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还向长江中游地区顽强渗透，不但为其增添了新的文化内容，而且使其文化活力大为增强。约在公元前4200年以前，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可分为两个系统。汉江以东的湖北钟祥边畈类遗存，流行高锥足釜形鼎、红顶钵、盆等，实际上与豫西南和鄂北地区的下王岗一期遗存近似，大致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而在汉江以西，则是以湖北枝江关庙山大溪文化一期、湖南澧县城头山一期为代表的早期大溪文化，流行釜、折腹钵、圈足碗等陶器。稍后至约公元前4100年，大溪文化向东渗透，为汉江东部地区增加了大量圈足盘、圈足碗等器类，使其形成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与此同时，东庄类型的花瓣纹彩陶、雏形口小口尖底瓶（图一，18）、小口鼓腹弦纹鼎等因素也进入汉江两岸，见于关庙山二期、城头山二期等遗存。此时大溪文化中新出现的薄胎彩陶杯，也不排除是受到仰韶文化彩陶影响而产生。

庙底沟类型对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其典型因素如花瓣纹、鸟纹彩陶装饰和多人二次葬，均发现于湖北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I期、关庙山大溪文化三期（图三，23、24）、四川巫山大溪遗存等当中，在湖北黄冈螺蛳山M1甚至还随葬庙底沟类型风格的彩陶鼓腹盆（图三，22）。通过这种交流影响，大溪文化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四

总体来看，由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和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区在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即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及泉护类型东部，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双唇口小口尖底瓶、折腹釜形鼎等典型器造型规整大气。向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南侧还包括汉水上中游、淮河上游等），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瓣纹彩陶的造型因地略异，线条迟滞，其中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西北部多双唇口小口尖底瓶而少鼎，东南部少双唇口小口尖底瓶而多鼎，也体现出区域性差异。再向外是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时见正宗或变体花瓣纹彩陶，以及黑彩带钵、折腹釜形鼎、双唇口小口尖底瓶、葫芦形瓶等。这个三层次结构共同体初定于东庄类型，成熟于庙底沟类型，是一个延续达六七百年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其所处的时代构成庙底沟时代。这一文化共同体与东北亚地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华南地区的釜文化系统在边缘地带略有交叉，但总体上自成系统（图四）。

庙底沟时代是社会开始走向分化的时代，稍后铜石并用时代的社会变革和复杂化趋势都于此开端。具体来说，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早、中期，核心区和主体区农业生产工具爪镰和石铲大增，表明农业有长足发展；作为专门武器的穿孔石钺已经少量出现，或许已经具有军权象征意义，暗示战争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聚落中房屋大小有别，成排分布，社会秩序井然，显示当时已有较为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至于墓葬基本不见随葬品，一方面说明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分化还很有限，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平实质朴的表现。我们曾将之后铜石并用时代的此类社会发展模式称为“中原模式”，则此时这一模式已见雏形。边缘区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的同时期墓葬分化显著，尤其玉石器制作水平远高于仰韶文化，似乎在社会发展方面走在前面，这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东方模式”初步显露的反映。但归根结底，这些文化的迅猛发展还是离不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启发。到庙底沟类型晚期，核心区附近的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陕西华县泉护等遗址已经出现二三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和大型墓葬，表明社会已经复杂到相当程度，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但西坡大墓阔大特殊而珍贵随葬品不多，仍体现“中原模式”的质朴习俗。而东部诸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红山文化等，贫富分化、社会地位分化和手工业：分化则愈加显著，“东方模式”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庙底沟时代这个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共同体无论是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究其原因，中原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崛起，大约与距今6000年前后全新世适宜期最佳的水热条件有关。而其强力扩张影响乃至于形成庙底沟时代，则得益于中原所处“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