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晴：最后的斯基泰人——追溯于阗王国社会宗教文化变迁

谈起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人们似乎首先习惯想到物质文化交流，如多民族之间的贸易，或是思想文化交流。而段晴教授认为，历史上真正的交流在于族群的迁徙。中亚原粟特人居住地区的一座座空城、鄯善国领地的尼雅遗址都是族群迁徙的例证。迁徙曾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回望世界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迁徙范围最为广泛的族群就是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塞种人和希腊历史记载中的斯基泰人——他们是一支驰骋于欧亚大陆上的草原民族，具有超强的活动能力，几乎可以出现在所有拥有丰盛水草的地方。直到公元前7到6世纪之交，米底人的兴起才阻止了其扩张进程。

斯基泰人在后世逐渐淡出历史的记载，但他们创造的文明并没有消失。本次讲座，段晴教授以斯基泰人的发展为线索，以于阗语文书与出土文物为主要材料，追溯他们的文明成果与历史足迹，并勾勒于阗王国的社会、宗教与文化特点。首先，段晴教授对“斯基泰人”与“塞人”（或“塞种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斯基泰人”的称谓主要来自古希腊人的记录，例如希罗多德的《历史》；而古波斯人则把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称作“Saka”（复数为Sakas）。1933年，德国考古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雷夫特（Friedrich Krefter）发现的公元前6世纪大流士的奠基铭文中有最早的关于“Saka”的记录。而根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描述可得知，古波斯人口中的“Saka”，就是古希腊人口中的Scythian，即斯基泰人。段晴教授继而指出，中国古书记载的塞人显然与古波斯人对这一族群的称谓一致。

张广达、荣新江于1989年发表的《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一文根据《汉书·西域传》中与塞人有关的记载，得出下述结论：“塞种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域分布很广，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西南经帕米尔高原到克什米尔的罽宾一都是塞人的故地，而且从地理位置上看，天山、帕米尔一带的塞种应属于古波斯磨崖碑铭中的戴高尖帽塞人的范围。”至此，段晴教授进一步指出，斯基泰人是希腊人的称呼，而塞人是中国古代类似古波斯人的对斯基泰人的称呼——斯基泰人和塞人都是对属于不同部落但同宗同源的一类草原民族的称谓。在波斯波利斯遗址（Persepolis）发现的古波斯人的塞人造像中，他们往往戴尖帽子，穿着裤子或连裤袜。实际上，裤子与连裤袜正是塞人的发明。接下来，段晴教授结合考古发现与现存于伊朗的浮雕介绍塞人的历史分布与生活习性，并指出他们在印度西北产生的历史影响。亚历山大攻下波斯帝国之后，在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以及横跨印度库什山脉（包含阿富汗南部的地区）建立了希腊大夏王国。公元前140年之前，塞人主要分布在锡尔河以北地区，后受到大月氏的挤压，南下占领大夏。

从而，在公元前2到1世纪间，包括两河流域在内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希腊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三种势力的角逐。这三种势力被古代印度人视作外来的入侵者，对其影响深远，甚至作为例词出现在语言类作品中。比如公元前150年波颠阇利（Patañjali）对《波你尼经》进行释补所作的《大疏》，在针对原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十四条经文做注释的时候，使用了梵语复合词“aka-yavana-palhava”——三个词语分别表示塞人、希腊人与帕提亚人。在古印度人的著述中，塞人被塑造为恶势力的代表。诸如《摩诃婆罗多》、《林伽往世书》等梵语作品，将塞人描绘成贪婪、强暴、本性恶、充满毁灭之心的负面形象，其中不乏“斯基泰人必然灭亡”的预言。类似的表述甚至出现在汉译佛经中，如西晋时翻译成汉语的《阿育王传》提到佛法未来会灭迹，而起因就是三股恶势力，“一名释拘，二名阎无那，三名钵罗”，他们扰乱百姓、破坏佛法，是未来之世的“三恶王”。

这些描述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所反映的并不是塞人的实际面貌。在公元前1世纪，塞人沿着印度河北上，进入今巴基斯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在希腊人的城邦之上建立了斯基泰人的王国。段晴教授认为，斯基泰人虽然确实在征服过程中做了诸多恶事，但他们也对历史做了有益的贡献，比如积极扶持佛教发展。另外，有历史学家认为，斯基泰人在打败希腊人之后开始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塞王阿泽斯一世（Azes I）时期的朱迪亚尔（Jandial）遗址，其庙宇风格与布局体现了明显的希腊庙宇的特点。塞王也效仿希腊国王铸币，但斯基泰人的钱币在工艺水平上明显不如希腊那么精细。斯基泰人的贡献还包括一种独创的纪年方式，它长期为印度的塞种政权所使用。

贵霜人占领西北印度以后，斯基泰人放弃了犍陀罗一带，在印度中部偏西地区建立了新的领地——西萨特拉普王国。王国虽然是贵霜王朝之下的一个地方总督区，但实行的仍是塞人纪年法。斯基泰人的文化影响尤其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上。段晴教授特别提到，犍陀罗佛教造像是融合了多元文明的艺术，受到希腊、波斯、斯基泰、贵霜的多重影响。我们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希腊与印度文化的结合，必然理解不了造像艺术背后更深一层的人文理念。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斯基泰人金属制品也是体现文明交融的代表：底层的花纹是贵霜人的特色，顶层的图案则是斯基泰人特有的詹波花，人物的衣摆则明显带着希腊风格。总的来说，斯基泰人在印度西北部发挥影响至少持续四百年。那么，活跃在印度西北地区的斯基泰人与地处丝路南道的于阗人有什么关系？

研究者是如何得出于阗语就是斯基泰人的语言这一结论的？根据荣新江教授的说法，曾经在西域流行的各种印欧语系语言都包含在胡语的范围内，因此，于阗语本身属于胡语的范畴。《安禄山事迹》与《旧唐书》记载了安禄山与哥舒翰之间的一次著名的对话。在一次宴会中，安禄山主动向哥舒翰示好，对其云：“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哥舒翰的母亲是于阗公主，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人。这一则对话显示，至少在唐代，中原人眼中的粟特人和于阗人是所谓的“胡人”，他们说的语言是“胡语”，用这种语言书写的文献就是“胡语文书”。但于阗语除了是一种胡语之外，还有更特殊的身份——它是塞人的语言。段晴教授详细讲述了“发现塞语”的过程。

“发现塞语”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于阗语从发现到定名的过程。在于阗语发现之前，学者就认为分属不同部落的斯基泰人用于交流的语言一定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支。但确认古代于阗语就是塞语，古代于阗人就是塞人，则是从事印度学研究的学者的贡献。上个世纪初，印度学家首先发现来自新疆的各种古写本中至少有三种已经消亡的语言，分别为吐鲁番库车地区出土的吐火罗语、图木舒克地区出土的据史德语、丝路南道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于阗语“出世”之后，西欧的印度学学者率先对其进行解读。来自挪威的汉堡大学教授科诺（Sten Konow）最早确定所谓的于阗语实际是伊朗语支的一种。然而，于阗语在被重新认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正式定名，而是被称为北方雅利安语（Nordarische）。1912年，德国学者吕德斯（Von Heinrich Lüders）最早认定曾经在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政权的塞人所说的语言，与北方雅利安语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正式将塞语与于阗语联系在了一起。吕德斯的研究是从对今巴基斯坦以及印度西北地区的一系列石刻、崖刻铭文和钱币铭文的解读开始的，他的结论主要有下述三种依据。

首先，吕德斯发现西萨特拉普王朝发行的银币上出现了“ys”的字母组合，用来表示辅音“z”。这种辅音是伊朗语才有的发音，而在于阗语文书中也存在“ys”在一起发音为“z”的现象。这说明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并不足以证明于阗语就是塞语。随后，他发现于阗语存在大量来自印度语的词语，除了佛教用语外，还借用了很多俗语。例如，于阗语kdana（“因为”）来自梵语krtena；于阗语salāva （“话”）来自梵语samlāpa。吕德斯认为，之所以产生大规模的词语借用现象，是因为这些操持所谓北方雅利安语的于阗王国居民曾经在印度生活过。

此外，他又分析了大量铭文中的塞人人名，并从北方雅利安语中找到了相一致的词或语法现象。基于这三条依据，吕德斯得出了于阗语是塞语的结论。1932年，科诺的《塞语研究》（Saka Studies）正式回应了吕德斯的研究发现。他赞同吕德斯的观点，认为应当将于阗语定名为塞语。考虑到斯基泰语有多种方言，科诺教授认为，应当将其称作“于阗塞语”更为准确。这一成果具有重大意义。斯基泰人虽然曾经广泛分布在欧亚各地，但他们在历史上很少留下“只言片语”，而于阗塞语的发现将和田地区乃至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纳入了斯基泰人研究的材料范围，使得关于这一族群宗教和文化的谜底被彻底揭开。在回顾了这一学术发现的历程之后，段晴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吕德斯的判断进行回应。

根据和田地区出土的文物和汉藏文献，她认为，古代于阗人确实可能跨越了喀喇昆仑山的山口，或者是从阿富汗南部的瓦罕走廊来到塔里木盆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讲述的建国传说也证明于阗王国确实和印度有一定的关联。然后，她从文字材料和出土文物两个角度予以进一步说明。近年新出的文字材料主要有安迪尔出土的KI661号佉卢文契约，它从胡语文书的角度第一次确认了于阗王国的存在；另有两件梵文契约，它们是极其罕见的以梵文写就的世俗文书，意义重大。段晴教授借此回顾了文字的发展历史，指出两地区间文字的呼应。佉卢文曾经是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公元3世纪随着贵霜王朝的衰落，犍陀罗地区逐渐以婆罗谜字取代佉卢文，语言从西北方言过渡到了梵语，一些原本用俗语写就的佛教文献也明显地梵语化了。而在丝路南道的绿洲，佉卢文一直被使用到5世纪，且直到6世纪中期才在氍毹上出现了最早使用婆罗谜字书写于阗文的例证——于阗王国与印度西北地区的文字发展虽然有时间差，但梵语化的趋势是相同的。

接下来，段晴教授分享了出土文物中的类似信息。第一件文物是山普拉1号墓（注：距新疆和田市25公里左右的山普拉墓葬群被认为是斯基泰人或塞人的墓葬）出土的希腊武士以及人头马毛织裤子。考古学家发现，山普拉1号墓是一座容纳了33个成年男女骨架的集体墓葬，墓内的尸体被堆积起来，且都带有明显伤痕——只有两具完整，其余多被砍下头颅。据此，考古学家推测，毛织裤子的主人是在大规模的屠杀中死去的，且尸体的包裹可能十分匆忙，这一条包裹在腿骨上的裤子实际是临时从一幅挂毯上剪下来裁制而成的。已有考古学家指出，裤子上的希腊武士与人头马图案体现出强烈的斯基泰人风格。人首马手持一件乐器，即“萨芬克斯”（salpinx）。这一长管乐器是斯基泰人的发明。

《希腊人的音乐生活》一书中特别描绘了一个吹奏萨芬克斯号的斯基泰人，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头戴尖帽，手持吹奏的长管乐器，可与之相互印证。散落在人首马周围的花是斯基泰人特有的詹波花，这种花样多见于金属制品，如乌克兰斯基泰王大墓出土的黄金护心配饰。金黄色的詹波花在斯基泰人的文化中是所谓天雨妙华的来源，其图案代表天界，如图木舒克九间房遗址出土的天人胸前就有詹波花。段晴教授指出，古代的所有图像装饰都代表着一定的意义，绝不是被随意添加的。接着，段晴教授介绍了一系列带有格里芬图案的文物。

段晴教授认为，除了詹波花，格里芬是斯基泰人用以区分天人和凡人最重要的标志。斯基泰人崇拜上天，与匈奴人一样没有地狱概念，认为人死后都会升天，因此，所有的墓葬中都要放置带有格里芬图案的物品。如著名的出土于尼雅遗址的精绝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臂佩，就是作为一种护身符随精绝王入葬。上面的所谓“青龙”图案，其实正是斯基泰人的格里芬。此外，山普拉1号墓出土了很多“龙纹缀织绦裙”，它们也是斯基泰人的一种随葬品，其用意在于护佑死者的灵魂。由于在中国人眼中，格里芬与龙相近，因此这些绦裙上原被视作龙纹的图案实则抽象化的格里芬扑咬偶蹄兽的图案。

学者们进而发现，和田出土的格里芬图案与塔吉克斯坦墓葬出土的格里芬扑咬偶蹄兽形象最接近，因此他们认为，这部分于阗人不是来自印度西北，而是因为受到塞人的挤压从瓦罕走廊来到了于阗。这些出土文物带有斯基泰人独特的文化符号，证明山普拉墓葬中掩埋的斯基泰人和于阗王室同宗同源；于阗故地的传统与斯基泰人一脉相承，延续几百年而未曾改变。从而，段晴教授从文字和实物两个方面，再次验证了吕德斯的判断，也增强了其说服力。

随后，段晴教授将主题移向古代于阗王国。首先是有关于阗国名的问题。她发现，尽管于阗人确实与塞人同宗同源，但他们似乎从不这么认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于阗语文书一律将于阗的国名称作“于阗国”，将国民称作“于阗人”。唯一的例外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其中将于阗国名记载为“瞿萨旦那”，且敦煌藏经洞的一件卷子确实出现了梵语的“gaustana”与于阗国名的对应现象。她指出，一方面，这件卷子实际是一部从梵语学于阗语的教材，玄奘不仅精通梵语，且是梵语的大力倡导者，因此这一卷子极可能就是由他编写；另一方面，迄今所见的其他所有佉卢文和梵文的卷子都没有出现“瞿萨旦那”这一国名，未免不合常理。

据此，她认为，“瞿萨旦那”应是玄奘的创造，而不是真实的于阗国名。对于于阗王国的社会特点，段晴教授指出，其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人口的依附性，即人人都有归属。在中世纪，人们必须使自己隶属于一个团体才能生存，单独行走的只可能是逃犯或僧侣，而这种依附性在于阗王国表现得特别明显。随后，她以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佉卢文案牍为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一件记载了伏阇信三十八年与伏阇雄十二年两份文书的于阗语案牍，其中最能反映依附性特点的信息是“住于王储领地上的俱布萨李”。它表明，于阗王子拥有自己的封地，且自行打理封地上的事务，其领地内的居民隶属于他。此外，文书中还提到一位冠有“破沙”名号的贵族。他不仅自身拥有属下，其属下也有依附者。另一件出土于尼雅29号遗址的佉卢文文书记载了萨迦牟云和他的恋人妙可因自由恋爱出逃，后返回鄯善故土的故事：马伊利王十三年，萨迦牟云一家被国王作为礼物送给王子功德力，王子给予萨迦牟云封地上的房产、葡萄园、耕地、牧场等，使之成为他的“家人”，与之结成了依附关系。策勒文管所收藏的一件案牍记录了若“家人”（即依附者）偷盗，则由家主做出赔偿的案例，亦是于阗社会广泛存在的依附关系的写照。

除了依附性这一社会基本特点，丰富的文书资料还反映了于阗王国自行铸造货币的经济特征与作为古代丝路交通重要中转枢纽的历史地位。在于阗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波斯等各地来人在于阗进行贸易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历史景象；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于阗定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比较著名的是策勒文管所藏的石汉那人托付婴儿的文书。据文书所记，公元7世纪时，一位因受到阿拉伯人侵略而往中原逃难的石汉那贵族途径于阗，将孩子托付给当地居民。该文书见证了双方所达成的抚养孩子成人、不得买卖和典押的约定，也反映了于阗社会不同族群的人们所发生的联系与交流。至于于阗王国的宗教信仰为何？

段晴教授指出，于阗王国存在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既非佛教，也非琐罗亚斯德教。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于阗王曾遣人向汉使求马，以供祭祀。这说明，早期于阗王国确实有杀生祭祀天神的习俗，而这种习俗既非来自佛教，也不符合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在南西伯利亚图瓦地区发现的斯基泰人大墓中，有陪葬马匹多达200匹，从中可看出古代斯基泰人的信仰与于阗人之间存在的一贯性。于阗王国的宗教实践还反映在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龙女索夫”故事中。于阗王国遭遇连年大旱，于阗王求助高僧无果，最终选择启用传统的宗教仪式“人祭”以祈雨。按照斯基泰人的风俗，祭拜自然神灵唯有用勇士或贵族的血才有效，于是一位居“萨波”（在于阗的官僚体制中，“萨波”是高官，相当于部族首领，地位仅在王之下）之官，名叫“梅里”的大臣慷慨捐躯，将自己献祭于河龙。“龙女索夫”实际是一次以龙女丧夫为托词的人祭祈雨的仪式，反映了于阗王国宗教信仰的两个特点。第一，于阗王室虽然是佛教的庇护者，但可能仍保留着自身原初的宗教信仰；第二，斯基泰人的人祭仪式显然不同于汉文化的人祭，而是要选拔真正的贵族。

虽然斯基泰人有着特别的原始宗教信仰，但后来佛教盛行于于阗社会，于阗王国也为中原佛教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武则天时代，来到洛阳的于阗高僧实叉难陀与义净一同完成了大本《华严经》的翻译。另一位高僧提云般若，翻译了六部短篇经文，其中四部都现存于于阗语佛经中。在和田地区发现的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经卷是建国以来出土的唯一一件首尾完整的于阗语佛经，历史上，它与一位瞿摩帝寺（于阗王国最著名的大乘佛寺）僧人的骨灰一道埋葬。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卷轴装《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公元8世纪，日本孝谦天皇也曾将刻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分藏于一百万座木塔之中以表忏悔。一部经书承载了不同时空下不同人的寄托，值得称奇。段晴教授基于这一于阗语经卷相关研究写成《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