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林沄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林沄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故而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才能切实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林沄认为，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因而，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并进一步加强推动国家动力的研究。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通常依据的资料有三大类：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实例和考古学的发现。前两类资料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只有考古学正在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料，从而推动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

一、五种国家起源的理论

苏秉琦在1986年作《文化与文明》的讲话时说：“什么是文明，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文明火花的爆发有三种形式：裂变、撞击、熔合。关中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和大凌河红山文化的龙结合在一起，便产生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坛庙冢包括玉龙的出现，是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这里用强调“文明的起源”来代替文明形成的标准。用“文明火花的爆发”来代替进入文明时代，似乎有意模糊争论的焦点。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交，苏秉琦确实“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深思着文明起源的过程。在1991年“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讲话时，他明确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到了1993年在和赤峰史学工作者的谈话时，他说：“《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五帝’前期活动中心是燕山南北。”这是他把历史和考古结合起来思考的结果。同时又说：“红山文化时期是古国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则是方国的开始。”这是把他原来的“古国”概念明确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而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古国”。

到1993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建立四十周年和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而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可惜，这个讲话现在只留下一个提纲139～140，142。同年11月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辞中，他继“三部曲”后又提出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原生型、续生型、次生型。这是他对文明起源和中国国家形成过程的更为系统的论述。较详细的展开则见于1994年1月他为《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大型丛书作的序和被推选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名誉主席而提交的论文提纲《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他提出三部曲的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典型遗迹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赤峰北、英金河畔和燕、赵、秦、汉长城大体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垒带(方国)，秦长城和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碣石宫”建筑群(帝国象征)。三者年代距今分别约6000年、4000年、2000年。起点最早，早于中原，故可称“原生型”，在三种模式中最具典型意义。中原地区的国家起源是从北方突破引申出来的。洪水和治水至关重要。考古工作证明沿京广线和陇海路距今四五千年至少有三处洪水遗迹现象：邯郸、洛阳、武功，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唯一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间，与传说中洪水泛滥和禹治水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起于四五千年前。“三代”明显已是“方国”之君。夏商周秦的始祖都与治水事业有关，各有自己的开国史。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应清楚，可称为“次生型”。秦汉帝国解体后一两千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各自的开国史也都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可谓“续生型”。这三种模式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经历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全过程，也就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构成我国文明历史的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

苏秉琦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理论，是他对中国考古新发现结合历史记载勤于思索的宝贵结晶。可是他在提出这一理论后，只有三年多就与世长辞了，来不及作充分的反思和进一步详细的论证。但是他提出的应该在“实践中、在历史和考古结合中”不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就是以完成恩格斯未能完成的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认识的任务，显然是中国考古学者都应该自觉继承的历史责任。苏秉琦把他原先的“古国”分为“古国”和“方国”两个发展阶段后，并没有详细界定两者的不同。他在1985年的讲话中仅指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后来提出的“方国”，也只是笼统地说明“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所以，过分推崇苏秉琦的研究者们，实际上是难以用他的理论来具体分析考古材料的。在苏秉琦生前的最后一年，严文明发表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一文，该文是1995年在日本大阪的“95东亚社会与经济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表明严文明是独立思考文明起源(亦即国家形成过程)问题的。他并不像苏秉琦那样认为黄帝活动中心是在燕山南北，而应该和公元前三千年开始黄河流域进入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相对应。而且，认为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大部分地方的发展水平符合Service和Earle对“酋邦”的概括(包括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主张用中国古代习用名称称为“国”更好，故名之为“原始国家”或“古国”，这显然比苏秉琦的解说清晰许多。而把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的更成熟的国家，包括像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代表的政治体也都称为“王国”。此后，许多考古学家也纷纷用“王国”一名来代替苏秉琦的“方国”一名了。不过，严文明后来把他所说的“古国”的产生年代提到龙山时代之前，即公元前3500年开始的铜石并用时期前段，认为这时五大区块——中原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良渚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都“已经迈出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关键一步”。所以赞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名之为“古国时代”。

在“区系类型”理论上十分虔诚追随苏秉琦的张忠培，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却有独立见解。他在1995年发表了《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此文根据良渚文化玉敛葬情况，认为墓主人有仅掌军权者、仅掌宗教祭祀权者、兼掌两种权力者。这三种人已形成一个高踞于一般民众之上的阶层，所以已进入国家的阶段。而其时军(王)权尚未高于神权，政治上尚未定于一尊，暂可称为“方国”(此定义不同于苏秉琦的“方国”)。并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比较，确定良渚文化年代远达距今5300-5200年，即也在五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嗣后，张忠培在1997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中继续思考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驾于神权之上，还是执神权者聚王权？王权何时掌控神权？是在夏代，还是早到龙山时代？到2000年张忠培所写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概括中国的文明时期为三期五段，即“一曰方国时期，或亦可称为古国时期。此期可分为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和龙山时代或尧舜时代两段。二曰王国时期，夏商和西周存在区别，可分为夏商和西周两段。三曰帝国时期”，指秦汉开始，而把东周大致作为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时期。该文中概括了进入方国时期的六项特征：1.氏族组织已松散。父权家族成为联结单偶家庭的社会基层单位。2.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不同家族在权力、财富和身份等方面均明显分化。居民相应分为穷人和富人，无权者和掌权者，平民与贵族。3.聚落出现分化。技术、财富、军事与宗教及政治权力，乃至对外关系集中于中心聚落，导致部分聚落城镇化。4.祀和戎的发展使专职人员成为社会的权贵，掌握神权和王权的人成为控制国家机器的主人。5.王权和神权同等并立。6.同一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有多个政权存在，并无统一中心。而对尧舜时代则补充了由协商产生主持人的、国与国建立的“国联”组织。

到了2011年在嘉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的开幕辞中，张忠培认为是王权和神权同等并立的国家定名为“神王之国”。到2013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开幕辞中，张忠培特别强调了渭河流域孕育出来的半坡—西阴这支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才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根。这支文化在半坡四期最初成长起来的最初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满天星斗中的一颗亮星。在同时期的诸谱系考古学文化中，无与伦比。而且完整地表述了中国国家形态的“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的四个阶段。在这个讲话中，他已经认为“龙山时代即尧舜时代，很可能已进入王国阶段”。龙山时代的同一考古学文化或族群分属不同王国，夏商王国实行排他性的单一考古学文化国家，西周王国则一周族为主容纳众多考古学文化于一国之内。可分别称之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这应该说比苏秉琦把黄帝时代文明的直根置于北方红山文化地区，并只是笼统分出“古国—方国”两大阶段，大大前进了一步。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之一李伯谦至今仍持“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说。只是把苏秉琦的“方国”改为“王国”。从2005年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来看，当时他认为：“古国是指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型祭坛，表明这时的社会充满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务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支配一切，这是古国阶段的特征。”这和张忠培认为当时是王权和神权并立显然不同。而他认为：“王国是指王权国家，国家的主宰是通过战争涌现出来的军事首领，是军权与王权集于一身的人。在这个阶段，除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也开始产生维护、实行这些权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夏商周都可以说是这类性质的王权国家。”而古国则处于“距今五千至四千年这个阶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文明发展到社会转型期，即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时期。这段时间就相当于考古学上讲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对于五帝，是否真有其人不必太过在意，但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则是完全可信的。这个阶段是一个转型时期，此时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贫富分化与阶级分化愈演愈烈，区域政治中心纷纷涌现，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军权、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开始形成。因此，把龙山时代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李伯谦在研究“古国”时有自己的创见，即从2005-2006年发掘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约距今5300年)墓地后，就破除了古国都是神权至上的旧观点，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有不同模式的新见解。2009年他在《文物》上发表了重要文章。这篇文章中比较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玉器，认为代表三个不同类型。“如果说他们都属‘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同的发展前途，王权国家“因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因而要高于、优于神权国家。仰韶文化从进入分层社会开始，社会上层即选择了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显王权、发展王权的道路，并为后继者所传承，这应该是由仰韶古国创造的文明模式得以发展，数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

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他进一步接触了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聚落的房屋和墓葬，早期大墓M90随葬品竟有56件之多，包括大型石钺5件，大型石锛1件，镯、璜、玦、管、耳珰、饰件等玉器19件，鼎、豆、罐、、壶、盘、缸等陶器26件，有一件石钺上发现有朱绘痕迹；中期也有类似的大墓。他著文称“长江下游地区较其他地区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的这项发现，把社会开始转型的时间提早了300年，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并不是最早的文明曙光。而“到良渚文化时期，作为判断文明形成标准的标志性因素更为充分，其社会发展阶段很可能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方国(王国)’阶段”(2006-2008年良渚文化古城已发现)。他还进一步指出，崧泽文化大墓并没有崇尚神权的表现，“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进的模式却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只是单纯从两者遗迹、遗物的物质形态着眼，而忽视对其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研究，这一重大变化便难以揭示出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之一王巍，自然也是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20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可以作为当前考古学界有代表性的理论总结。他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邦国、王国、帝国，显然受到另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学家王震中的影响。王巍所说的“邦国”是从龙山时代开始的。早于龙山时代的已经有社会层级化现象的考古发现，包括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按王震中的意见属于“中心聚落形态”(相当于“酋邦”)，即属于国家起源之前的阶段，而“邦国”则是进入国家形态以后的阶段了。典型的例子是良渚文化的方形祭坛遗迹和玉敛葬(当然包括后来发现的古城和宫殿基址)、陶寺城址和墓地等。他总结邦国阶段国家的特点是：“①王的出现；②官僚机构已具雏形；③神权具有相当的地位；④阶层分化严重；⑤血缘组织仍然基本保留；⑥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频发，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统治和从属关系。”所以他所说的“邦国”和苏秉琦原来的“古国”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也并不因此否认“古国”的存在。所以在2015年8月由内蒙古敖汉旗举办的红山文化大讲堂上，还是说在“五千年前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四千年前西辽河流域文明出现挫折，开始慢慢接受中原文明影响，开启了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过渡”，即沿用了红山文化晚期是“古国”的说法。

王巍所说的“王国”则包括了夏、商、周三个王朝。他指出这时的国家有六个特点：1.王的权力比邦国阶段有了较大的加强，集军权和王权于一身，有很高的权威。但还要受高级官僚和王族长老的影响和牵制，未达到下一阶段的皇帝那种权威。2.血缘关系仍然较为完整地保存，与地缘组织结合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邑、聚。3.等级制度与血缘关系结合形成公墓与邦墓的制度。4.夏商时期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不很大，周围方国有相对独立性。西周分封制后，王朝控制范围大大扩展，被分封诸侯成为王朝的屏障。5.出现比邦国阶段更为固定的官僚机构，并在西周日趋完备。6.神权逐渐沦为王权的附庸。王巍所说的“帝国”是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之时进入的。王巍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的特点，是思考造成这种变化物质基础，距今四千年左右发生大范围文化兴衰变化的原因，王国为何在中原地区形成等。这类非属“When”、“What”而属“Why”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后应该着力研究的。上面只是考古学界几位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各自作出的理论性结论。显然，要达到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新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而不会自己说话的考古材料又是要由研究者来代它们说话的，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必然像苏秉琦说的那样，要“在实践中，在历史和考古的结合中”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每个研究者应该有经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总结，又彼此能坦诚直率的讨论和争辩，才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切实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研究方法上应重视的问题

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就中国考古学目前状况而言，以下问题应得到充分重视：

第一，由于考古遗存本身的片断性和残存性，以及考古工作并不能一下子揭露每个遗存的全部，要详细说明和比较各个案例，往往会存在很多缺项。以触发了中华文明起源大讨论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为例，当初在1985年苏秉琦曾说：“它们相应的生活聚落猜想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分化，典型的此种聚落还没有发现，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可是，已经过去了30年，还不曾发现过和“坛庙冢”反映的社会层级化能相应的典型聚落，并进行哪怕是局部性的揭露，因此至今缺少可据以分析该文化社会层级化的很重要方面的实际材料，只能根据积石冢的情况来分析社会上出现的等级，这种间接的推想显然是不够坚实的。这么多年来，在田野调查中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红山文化的聚落，却并没有针对性的选择有代表性的聚落群作有计划的发掘，因而只能对年代相对早晚尚不明确的聚落群作逻辑推理来构想“古国”的形成。用这种逻辑推理方法，可以把东山嘴的祭坛遗迹推理为本来三个氏族或部落相对独立，后来融合为不可分割的部落联盟。而把牛河梁遗址推定为“具有红山文化共同体共祖性质的祭祀性质的祭祀中心的出现和神权的独占，是红山文化进入古国阶段的标志”。其实，所谓的“女神庙”因为只发掘了一小部分就回填了，其全貌究竟如何仍是一个很大的谜！和真人大小相近的女神头部是在南北纵长的主室的西壁下发现的，从位置来说不可能是“庙”的主神。由于发掘中只发现了女性特有的乳房残块，而没有男性性征的残件，又加上东山嘴先已发现了多件小型孕妇陶塑，所以牛河梁的遗迹以“女神庙”名声远扬中外。可是，有真人三倍大的人像残件究竟是男是女并无确证，还有其他禽、兽塑像的残件原先的布局如何，也都是疑问。即使真是以女神为主神，究竟是生育之神还是始祖之神，也只有弄清全部塑像及其布局才能作较确切的判断。就目前已有的发现，这座“庙”的性质是无法定论的。其他案例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造成进一步研究的障碍。

第二，目前，部分重要案例的年代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以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为例，苏秉琦在提出“古国”时，是把“坛庙冢”视为一体的。而近来朱乃诚发表文章认为红山文化表现“一人独尊”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见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有中心大墓的积石冢，以及其他地点出《牛河梁》发掘报告所划分的B型筒形陶器的单位。而牛河梁诸地点的下层积石冢(敷石冢)、“女神庙”及“山台”建筑遗址是红山文明形成之前的文化遗存。而以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9号墓为代表的遗存，以及其他以石钺为代表的遗存是红山文明之后的遗存。这样对“红山文明”的认识就会有很大不同。朱乃诚还从类型学上论证了苏秉琦作为“华山玟瑰燕山龙”的核心证据——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根本不是红山文化的遗存，而应该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遗存。这就使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所谓“玉猪龙”(或以为是“熊龙”)也失去了称“龙”的重要依据。那么说这种玉器作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物证也就失去了说服力。

第三，处于不同自然环境下的考古遗存，各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即使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也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因而考古案例的比较切忌表面化和简单化。比如北方山地很早流行石构的祭坛和积石的墓葬，在中原黄土地带就没有这种建筑和墓葬。在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夯土建造的城，在北方地区就出现得晚。如果再考虑石构遗存不易彻底破坏，土木建筑容易被后期活动消灭痕迹，自然就不应该把红山文化的石构遗存推崇到最早的文明曙光的地步。就手工业制品而言，大汶口文化的黑色、白色、橙色的陶器和象牙器所反映的专业化水平和红山文化的玉器反映的专业化水平如何评定高下，也不是可以简单决定的(更何况如纺织、刺绣、竹编、木雕之类的工艺，不可能同玉器一样历久长存)。所以，我们今后在比较各个考古学案例时，应该汲取曾经发生过的表面化、简单化的教训，更全面、周到的考虑问题。

第四，在对考古学物化现象进行分析和比较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力图逐步细化。例如，中国考古学中很常用的把墓葬遗存分等级的方法，出现了这种级差现象，究竟是等级社会？还是分层社会？抑或是阶级社会？这就需要参照人类学的案例和中国丰富的史籍记载，细致考察不同级别墓葬的差异所在，结合与之相关的其他遗存现象，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又如，古代斧钺是军事指挥权的标志，王权又是由军权演变而成的。那么墓葬中出现了斧钺，墓主究竟是一般军事头目？还是军事首领？还是邦国的首脑？还是王国的王？应该和哪些方面的物化现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得到较准确的判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一步步上升到更高的水平。总之，从考古学材料总结中国国家起源过程的理论建设，既需要有计划、有目的的田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重要的是：田野工作应该按照科技考古的新要求获取更多样的资料，而所获资料更应该用新的科技手段取得更多的古代信息)，也需要在不断积累的新资料基础上的认真分析、比较和总结，这当然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理论建设中应加强的方面在理论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力图用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勾画出中国国家起源的方式和道路的特点，决不能躺在摩尔根、恩格斯和现代酋邦或早期国家的已有理论上无所作为，而应不断丰富对国家起源这一世界性课题的内容。目前，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论述推动国家形成的动力方面还应该加强。研究早期国家的著名外国专家克赖森(Claessen)说，向早期国家发展的特点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效应，是多种因素互相影响和强化的结果，他称之为“正反馈”，并列举了以下因素：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战争，战争威胁或者征服，突袭；生产的发展与剩余产品的增加；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社会分层的发展； 一定规模的领土。

我国研究者过去多注意其中的第二、第三、第五项。实际上，就我国流传最久的有关国家起源的文献《尚书·尧典》来看，以下几个问题是应该着重下功夫的：

第一，“敬授民时”。据《尧典》，尧即位后的大事之一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古籍中“人”和“民”往往互相代用，也就是说，尧有向人民颁行历法之举。在古代中原地区普遍从事农耕的条件下，历法是保证农业正常生产和获得丰收的基础。因此，掌控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的专门人才和权力的首脑人物，也就自然会成为多个政治体共同拥戴的核心人物，促成更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夏小正》《月令》成为政书的原因，和历代“奉正朔”的原始意义。因此，已经在陶寺古城中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以及被它触发的天文观测和古历法研究，当然应受到特别重视。今后还应继续发现不同时代的同类遗迹，进一步了解这种“敬授民时”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治水。中国古代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都把夏王朝的兴起和大禹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考古上如何认识夏王朝之前是否有过大范围的洪水，大禹治水的实际地理范围如何，这是确定治水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体起过什么作用的关键所在。近时王巍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总的说来，还只有少数迹象的露头，真相还在推测之中。这需要各地考古工作者在共同的目标下分头关注此事，既要在田野工作中找到不同地点的洪水的证据，又要从宏观地形地貌角度作出科学的推断，才会使“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后世。而对因需要规划和组织大批人力从事公共事业对古代国家形成的作用有更具体的认识。

第三，《尧典》在叙述尧的功德时，一开始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古注，“九族”是指父系家族(或扩大而言为“宗族”)的高祖到玄孙各代的亲属，“百姓”指百官，最后才说“万邦”，可见“百姓”是本邦的成员。我国研究古史的学者多强调在国家形成之初父系家族仍很强固，作为中国的特点；甚至否认恩格斯把超血缘的地缘组织出现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而不明白最早的超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上的政治体，必须有超于血缘联系之上的“百姓”作为社会基础，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试看《尧典》中的“百官”，做司空的禹是姒姓、做后稷的弃是姬姓、做司徒的契是子姓、做士的皋陶是偃姓、做虞的益是嬴姓、做秩宗的伯夷是姜姓，可见只有在本邦中团结了大量超血缘关系的不同来源的族姓成员，才能使本邦有超出于“万邦”之上的实力，成为“万邦”心悦诚服的头头。在考古学上的现象也正是如此，夏、商、周三代的王，在成为王之前，代表其实力的考古学文化都是吸收了多种文化成分而标志着超血缘关系的人群集团的形成。现在很多专家都倾向认为是尧都的陶寺古城遗址，也反映出多种文化成分的汇集，因而也就间接反映了不同血缘关系人群的汇集。因此，直到周代文献中仍反映父系血缘集团的强固，和超血缘关系的人群的不断大规模团聚，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平行不悖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忽略了团聚超血缘关系人群集团的组织能力的重要意义，那将是一种可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