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我所认识的夏鼐先生

夏鼐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他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对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杰出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一、主创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

1985年6月19日夏鼐先生逝世的时候，丧葬礼仪的规格很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深切地指出：“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前年王世民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的《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一文中说过：“历史选择了夏鼐。夏鼐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具有其他同辈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第一，具有我国考古学界无人企及的深厚学养：第二，身居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的领导岗位，历时三十余年：第三，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忠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中央各部和中国科学院，开始酝酿设立第一批研究所。郑振铎同志再三致信夏鼐，动员他出任古物处处长（后定在“文物处”）、领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信中曾写道“弟等盼兄北上，如大旱之望云霓！”。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向国务院提出的第一批研究所领导人选。除所长由郑振铎兼任外，副所长由卧病多年的梁思永和远在南方的夏鼐担任。这顶决策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两位是国内仅存既在国外受过正规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贡献卓著的田野考古学家。而夏先生是唯一能到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学家。

夏先生“具有考古学界无人企及的深厚学养”，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备”。中学就读于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温州省立十中和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大学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师从钱穆、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又在傅斯年、李济指导下，留学被誉为科学考古的圣地伦敦大学，经受正规科班教育，1947年获得考古学尖端埃及学的博士学位。所以，夏鼐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是众望所归的。

二‬、培育考古人才，缔造严谨学风

夏鼐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以后，主抓两个方面：

(一)培育过硬的田野考古干部

1950一1951年，亲自主持辉县发掘、豫西调查、长沙发掘，规范考古所的田野工作制度，培养第一批业务骨干。关于辉县发掘：夏先生上任不到一周，亲率考古人员12人出发，进行规范性工作，确立田野工作的规矩（例如，不准擅离发掘现场，要认真观察、做好记录），造就第一批业务骨干。

1952～1957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夏先生连年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受众差不多500人（训练班学员341人，北大学生60人，后考古所办冬训班又有百人）。并且接受训练班和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田野考古实习的辅导员都是考古所人员。主持黄河水库三门峡库区的调查及陕县发掘，也是一次集中培训。他又花费很大力气指导北京明定陵的发掘。

毫不夸张的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田野工作的考古人员，大部分在考古理念和基本方法上都曾直接领受夏先生的教诲，是他的亲授弟子。夏先生在大家心目中，享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威望。

(二)缔造严谨的学风

1954年及时创办了《考古通讯》，1959年改为《考古》，从双月刊发展到月刊。历年审定考古学专刊，截至70年代初，经夏先生逐字逐句审定的考古报告和《殷墟卜辞综述》、《武威汉简》等专著，多达近30种。他从来不让人代写具体意见。多少年间，夏先生最常到的一是图书室的阅览室，租阅新到外文期刊和书目，及时了解国外信息。二是编辑室，及时掌握全国动态，注意办刊的导向性。

夏先生长期主持日常所务，做到坚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1959年初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1962年5月被任命为考古研究所所长，1962年7月在《红旗》杂志发表了《新中国的考古学》。从理论性的高度，归纳六个基本课题，点评建国十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

之后积极参与《考古学报》、《考古》的复刊工作和出国文物展览的准备工作，以及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80年代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还为保护新发现偃师商城遗址不停奔走，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去视察发掘情况。此外，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个重要课题率先提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议事日程。

三‬、高尚的品格，优秀的作风

夏先生高尚的品格和优秀的作风，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超负荷地拼命工作，忍着病痛奔赴工地、审阅书稿。这有两段时间极为明显：一段是1957一1958年。夏先生有几十年历史的十二指肠溃疡症，大夫早就动员他切除，由于夫人思想不通而拖延下来。1957年底开始到1958全年，共计呕吐过21次（最多一个月四五次），7月和8月住院。那正是发掘定陵期间，发掘工作基本结束后，疗养了五个多月。到1963年3月胃穿孔，险遭不测，幸而得到根治。再是1970年初，忙于出国文物展览时正当小儿子患病住院，年已六旬的他辛劳一天，夜晚还要去协和医院陪床。

第二，时刻以事业为重，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1958年为了将现代科技应用于考古研究，陆续调入年代测定、化学分析、人骨、兽骨研究人员。开始调入仇士华、蔡莲珍夫妇时，正当他入党前夕，提出调入藏着帽子的“右派分子”和调来以后必要的照顾，都属于敏感问题，同样需要无私无畏的精神。

第三，私德高尚，平易近人，从不拉帮结派。夏先生是高中一年级刚满18岁时结婚的，夫人只读过两年私塾，体弱多病，从1927年末到1952年末，夏先生一直在外面读书（高中、大学、留学）和工作，分居长达25年。他们始终忠贞不渝、相濡以沫，共同守护温馨的家庭。

夏先生从1955年起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1957年为常务委员，后来又有英、瑞典、德、意、美等国授予的院士称号，从来不摆架子，不以大专家的派头出现。不准宣传他个人，从来不让人为他祝寿。听说电视台早就想拍摄夏先生的事迹，被他拒绝了。《晋阳学刊》屡次约写自传，1982年1月回信说，自己“一事无成人已老”，“没有什么治学经验或方法可以给青年人介绍”；1985年1月仍然这样说“生平没有什么经验可介绍”。1984年建国三十五周年时，由考古所署名的纪念文章《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王世民先生起草时结尾曾写几句夏先生的贡献，被他坚决删掉，最后改成“目前健在和前已去世的考古学家，一贯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审慎地对待重大学术问题，为建立良好的考古工作秩序，促进考古事业的健康发展进行不懈的努力，作出重要的贡献。”

夏先生组织性极强。每次出国或出差前后，总要找院党组书记同志请示汇报。在基层支部始终以普通党员身份出现，平时总是交纳党费的第一人。组织生活，如遇外事活动必定请假。晚年集体学习文件时，照顾他可以自学，仍然不肯缺席。夏先生平时生活节俭得近于“吝啬”，长年总穿一套蓝布中山装，冬季老棉裤老棉鞋，夏天塑料凉鞋，所里同志和街坊老太都知道，一旦他穿得笔挺，必定有外事任务。如果去食堂吃饭，总是去的很晚，手拿铝制饭盒，只能买到5分钱的白菜。夏先生两袖清风，公私分明。钟爱的小儿子结婚，不准用他乘坐的公车接新娘，只好另外租车。所里年轻人结婚，经常前往祝贺，对同事的生活十分关心。给老师和前辈写信，该空格和自称“后学"的地方绝不含糊。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信，有信必复，甚至帮助买书、补寄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