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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河南考古第一人

我要新鲜事2023-05-29 19:05:070

安金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是我国研究商代考古的巨头之一,他对商代考古的贡献将永远载于史册。安先生的一生确实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今年是安金槐先生100年诞辰,安先生出生于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恰恰也是这一年诞生的。安先生于1950年参加考古工作,这一年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安先生于2001年去世,这一年也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决定启动的一年。

安金槐先生视察工地

安金槐先生于1952年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学界经常称这一期为考古学的“黄埔一期”。培训班一共办了4期,培养了很多专业的考古学者,我觉得在这4期学员当中,安金槐先生可以说是最为突出、学术贡献最大的一位。为迎接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我们现在正在联合全国的考古学者,尤其是各个领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编撰一部大型的考古学学术史,叫作《百年中国考古》。在回顾商代考古时,我们确实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安金槐先生的学术贡献。

安金槐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和研究郑州商城,对于夏文化的研究,他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安先生主持发掘了郑州二里岗遗址,并提出了二里岗上层、下层的文化分期,在此基础上又将上、下两层各分为两期。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和文化分期,可以说填补了此前商代前期历史文化这个重大的学术空白,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标尺。以此为契机,发现了郑州商城,也让我们找到了从商代往前追溯、寻找夏文化的途径,如果没有郑州商城的发现,那我们就没有了研究、探讨夏文化的基础,就缺失了一个可以用于比较的出发点。大家都知道他主持发掘了登封王城岗遗址,他当时就提出了禹都阳城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只发现了两个小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所以学界很多人对这一观点都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但是他认为王城岗遗址从年代上看属龙山时代,从文化面貌上看与二里头遗址有承继关系,并早于二里头遗址,所以他坚持认为登封王城岗即为禹都阳城。后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以登封王城岗的两个小城为线索,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大城,这使得安先生的认识或者推论得到了证实。由此也可以看出安先生对学术的执着、坚持,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远见。

安先生的另一个学术贡献,就是他在发掘郑州商城时发现了很多区别于一般陶器的、硬质陶器,而且有的表面有釉,于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商代瓷器的概念。传统的观点认为东汉以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瓷器,安先生的这个观点与传统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需要巨大的学术勇气。他提出这一观点之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遭到了瓷器研究学者的反对,但是他仍然坚持这些商代的硬质陶器应该是瓷器,并在20世纪70年代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论证。他从这些器物的原料、质地的紧密程度、烧成温度,以及表面有釉等特点进行论证,证明它们与瓷器更接近,跟陶器却有很大的区别。时至今日,我觉得学术界已普遍接受了这些人工制品应属于瓷器的范畴,当然有的称之为原始瓷,但无论如何都承认了当年安金槐先生力主的商代已经出现瓷器的观点。虽然大家现在已经接受商代瓷器这一观点,但安先生在五六十年之前就提出这个观点,而且勇于坚持,鉴于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安先生的学术勇气,以及他对学术的执着,我觉得这是现在考古学家们尤其应该学习的品质。

我和安金槐先生曾有多次接触,比较密切的接触则始自1996年。从那时候开始,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也正是在那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因此跟安金槐先生有了比较多的接触。而且,1996~1998年,我作为领队带队在河南偃师商城进行发掘,因为它的年代和郑州商城是基本同时的,所以安先生曾不止一次的带着几位河南的考古学家一起去现场考察交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印象中的安先生是一位和善慈祥的老人,我那时候40多岁,虽然他资历比我们老得多,是我们的先生,但是他对我们这些后学都很亲切,他的河南口音,我至今仍有印象,他慈祥、善良的笑容至今仍然浮现在眼前。

因为安金槐先生的学术贡献,他成为为数不多的来自地方的中国考古学会的常务理事、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专家,成为了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评审组的考古学的专家,这些荣誉都是地方学者难以得到的。

我觉得安金槐先生可以说是中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代表,安先生的人品、学识,以及对学术的执着,都堪称楷模。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纪念安金槐先生诞辰100周年,也就是要学习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考古学事业的精神,学习他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特别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冲破旧说、提出自己观点的精神,以及他宽广的胸怀、平易近人的品格等。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继承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以及安金槐等老一辈先生们开创的中国考古事业,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开拓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奋斗。

(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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