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的人那么多为何只有大禹得了天下大禹手段高明
治理水患是古代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数千年来,我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洪水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困扰。黄河的决口次数超过了1500次,大规模改道的次数多达26次,这些洪灾导致了人民的流离失所,进而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变革。水患治理的成功与否对于古代王朝的统治至关重要。从古至今,我国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带领民众治水,例如上古时期的共工、鲧,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西门豹,宋元时期的王安石、郭守敬等等。如果评比功绩,恐怕没有人能够与大禹治水的成就相媲美。

春秋时期齐国的叔夷在钟刻上镌刻了“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处禹之堵”的铭文,而西垂秦国的秦公簋上也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迹”的字样。
从黄河上游的甘肃到长江上游的四川,再到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都留下了与大禹相关的遗迹。这表明上古时期的洪水灾害确实在先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时也证实了古人对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有着普遍的共识。
正是通过治水,之前默默无闻的大禹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声望,打破了血缘氏族部落间的轮流执政,建立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地理单元的广域王权政体。
需要注意的是,大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治水而登上王位的人物。
人们不禁要问,我国历史上治水的人物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大禹治水得到了如此赞誉?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大禹受命治水之前的历史背景。
《史记》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气象学研究证实,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全球发生了“全新世事件3”,气候突然转冷。在东亚地区,夏季风锋面南移,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出现频繁的雨带活动。这种异常气候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
与此同时,根据考古发现的山西陶寺遗址,经过专家的判定,该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尧帝执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包括洛阳盆地的王湾、新砦,孟州、周家庄等地都发现了洪水沉积的痕迹。甚至陶寺遗址的西城墙因洪水冲刷而被掏空,不得不进行选址重建。

这表明,尧舜时期的洪水事件并不是史书夸大其词,而是有着真实历史背景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古时期,先民常常将未留名的文化记忆归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陶寺文化跨越了三四百年,所以史书中的尧舜,并非指尧和舜两位帝王,而是指陶唐氏和有虞氏的每一位执政君主都被称为尧或舜。
持续数百年的洪水直接改变了氏族部落间相互对抗的格局。在共主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号召下,不同部落开始共同治水。
《尚书》中记录了尧帝下令治水的一段对话:“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四岳是部落联盟阵营中举足轻重的几位首领。经过共同商议后,众人纷纷举荐有崇氏的鲧来负责治水。鲧的治水最终以失败告终,舜帝震怒,下令处死鲧,并指示大禹继续完成治水任务。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既然洪水是所有部落共同面临的天灾,为什么最后只有有崇氏部落负责治水?即使鲧失败被杀后,舜帝依然启用了鲧之子禹?
对此,《吕氏春秋》和《世本》中有关鲧作城的记载。这里的城并非指城墙,而是指堤防。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解释说,鲧所修筑的堤防就像现代乡村中修筑的土寨或护庄堤,既用于防御敌寇,也用于防御洪水。鲧部落沿用的堤防正是鲧所修筑的城或城郭。
鲧和禹之间是否真实存在父子关系尚无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有崇氏还是夏后氏,他们的聚居区域都在嵩山附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盆地。
考古发现显示,嵩山南北存在着河南龙山文化的两种文化类型的遗址: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二者关系密切,且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提供了基因遗传(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

洛阳盆地地势低洼,黄河泄洪后水流会进入洛阳盆地。生活在这里的族群在长期与洪水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以说,有崇氏和夏后氏既是洪水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治水经验最丰富的群体。尧舜先后启用鲧、禹部落进行治水,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夏鲧作城”的真相。
肩负重任的鲧却遭遇了悲惨的结局,被舜帝处死于羽山。关于鲧被杀的原因,史书中前后存在着矛盾的说法。《尚书》中说他“九载绩用弗成”所以被杀,《山海经》说他是“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所以受到死罪,《韩非子》则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尧不听,举兵而诛鲧于羽山之郊。”
鲧的死因存在多种说法,但有一个共同点:鲧损害了尧舜部族的利益。
根据考古发现的龙山时期晚期城址,宫殿基址都选址在高土台上,比如著名的尧都陶寺遗址以及稍晚一些的石峁古城。因此,史书中留下了“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的称谓。
因此,在大洪水来临时,晋南地区的陶寺部落纷纷来到禹都聚居,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大禹崛起成为大邑之主。舜帝去世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此后,夏后氏带领下,包括东夷在内的更多先民族群纷纷移居到更适宜农耕的洛阳盆地,最终形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文明。这些改变都得益于大禹的治水措施,包括开凿山丘、疏通河道等。
此外,根据考古发现,大禹还实施了其他措施。根据专家的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左右急剧减少了89%。消失的聚落中发现了大量泥沙淤积,表明这些聚落的消亡与洪水有关。
在这个时期,禹在登封盆地发现了王城岗遗址。该遗址包括大小两座城,大城是在小城废弃后修建的。王城岗遗址被公认为大禹的阳城,而早期的小城被认为是鲧所建。这表明大禹在治水时不仅继承了鲧的筑堤方法,还加强了疏堵结合的方式。
在登封盆地,除了王城岗遗址外,还发现了12个同期的小聚落遗址。这些发现表明,许多人来到禹的部族,加入到治水的努力中。而与此同时,晋南的陶寺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失和农业发展受限。
大禹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原因在于他在治水方面的杰出成就。他不仅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抵御洪水,而且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为人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大禹的成功治水不仅赢得了人民的崇敬,也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福建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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