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崛起，得益于商鞅变法，却开始于秦孝公那一卷战国第一雄文

自三家分晋到秦灭六国，二百多年的战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以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为首的十余个诸侯，在春秋数百封国中脱颖而出，开始了另一段更为残酷的竞争与兼并。在许多人眼中，战国的主旋律是变法，变法者强，守旧者亡，二百年间可以称得上“雄主”的诸侯，莫不是引领变法的君主，如魏文侯、齐威王、楚悼王、秦孝公、韩昭侯、赵武灵王、燕昭王等。秦国之所以能从一个在魏国兵锋之下瑟瑟发抖的弱国，变成诸侯之中的唯一霸主，乃至最终灭亡诸侯，统一六合，其根源也在于商鞅变法。

对诸侯列国来讲，变法固然是快速提升国力的重要手段，而那些能引领变法的贤才，战无不胜的名将，安邦定国的名臣，引领邦交的纵横家则更为重要，而这些人被统称为“人才”。魏文侯得李悝、吴起变法而强，楚悼王也是得吴起而强，韩得申不害、齐得孙膑、秦得商鞅、燕得乐毅，正是这些不世出的“大才”改变了诸侯的命运，让弱者变强，让强者称霸。同样的，秦国崛起的过程也离不开这的人才，如变法之商鞅、纵横之张仪、远交近攻之范雎，再如公孙衍、甘茂、吕不韦、李斯等等，他们每一个对秦国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们却都不是秦国人，全是“客卿”。而战国时期，六国士子入秦，正是源于那一卷五百年一遇的战国第一雄文——《求贤令》。

战国初年，秦国内乱频仍，国力虚衰，被魏国夺走了河西之地，又被魏长城压缩到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不得不选择与戎狄杂居。此时的秦国被诸侯列国排挤到中原文明之外，秦人也被视为戎狄，天下皆卑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六国士子没人愿意入秦，就连春秋末年，有教无类的孔子，也西行至秦而返，不愿意到秦国来。纵然秦献公力行改革，废除了许多落后的制度，也打过几次胜仗，但却没有改变什么，反而越打越穷，越大越弱留给秦孝公的仍然是一个诸侯卑之，士子弃之的弱秦。

秦孝公继位以后，对于天下卑秦，深以为耻，立志要改变秦国现状，洗刷先辈们的耻辱，收复秦国历代君主心心念念的河西之地。秦孝公明白，秦国想要恢复穆公霸业，收复失地，必须要像当年的魏文侯那样，延揽大量的人才，如果一直像父亲那样喊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秦国不但不会变强，还会有亡国的危险。为招揽贤才，秦孝公发布了那一卷战国第一雄文——《求贤令》。他不惜历数先祖之非，来表达自己要招揽贤才，强大秦国的决心，为此可以“与之分土”。

秦孝公的《求贤令》效果出奇的好，它的诚恳真挚，打动了一大批人，不但为秦国招来了商鞅这样的变法大才，还像天下士子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秦国也爱才，天下士子也可以来秦国，从此改变了士子不愿入秦的状态。《求贤令》不但完成了求贤的目的，达成了强秦的愿望，还像后世的秦国君主做出了表率，要亲贤敬士，重视客卿。

与商鞅之法一样，《求贤令》也影响了秦国的发展，由他引来的秦国一代又一代的客卿 ，帮助秦国化解一次又一次危局，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最终建立了大秦帝国。没有商鞅，或许秦国会被强大的魏武卒攻灭，没有公孙衍，秦国或许不会那么快收回河西，没有张仪，秦国或许会淹没在合纵攻秦的大潮之中，没有甘茂，秦国或许无法打通问鼎周室的道路，没有范雎，秦国或许还在原地打转，没有吕不韦，秦国或许不会在连番大败中恢复元气，没有李斯，秦国或许不会变成秦朝。秦国的崛起，从他开始重视人才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从《求贤令》传出咸阳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从天下士子踏上秦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