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下达一道密令，罗瑞卿忧心忡忡，主席：天塌下来我顶着

“罗长子，你不要怕，这回天塌下来，有我帮你顶着！”

1949年11月初的一天，罗瑞卿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领导毛泽东。

在电话里，毛泽东语气严肃地告诉罗瑞卿，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他，需要他亲自赶过去。

挂断电话以后，罗瑞卿一刻也不敢怠慢。他一路小跑着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地点。推开房门的一刹那，罗瑞卿还探出头往里看了看。

“罗长子，你过来，今天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只见毛主席面容严肃地对罗瑞卿招了招手，然后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罗瑞卿的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对劲，他笔直地站在毛主席的身旁，等待着主席的命令。谁知主席向他提起了一件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

毛主席告诉罗瑞卿，当年这件事情就一直是自己的一块心病。但是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他一直都没有时间去调查和了解，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这件事情的调查工作就交由罗瑞卿去全权办理。

为了安抚罗瑞卿的情绪，毛主席还颇为风趣地表示：如果天塌下来了，由自己帮他顶着 绝不会让罗瑞卿受伤。

那么，这件让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件到底是什么呢？罗瑞卿等人又是如何查出真相的呢？18年过去了，为何此事会让毛主席念念不忘呢？

这一切，还要从毛主席与罗瑞卿的会面开始讲起。

1931年的上海滩可谓是波谲云诡。当时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时期”。

许多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的追捕，纷纷与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甚至还有人靠着出卖革命同志，获得了不义的财富。

当年的三月份，中央特科的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上海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被逮捕之后，顾顺章在没有被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就迅速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对于当时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而言，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因为作为我党情报机关的高级负责人，顾顺章不仅深知我们党的各种机密，还与包括周恩来、刘伯承、陈庚等一大批我们党的重要干部来往密切。

万幸的是，在顾顺章被捕没多久，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胡底、钱壮飞就拼死将情报送到了组织的手中，如此我们党才得以保存了最为关键的一份力量。

但即便是这样，顾顺章还是出卖了许多我们党的好同志。一些同志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国民党特务带走。

此时，最着急的莫过于还在苏区坚持工作的同志们了。由于消息闭塞、交通不便，远在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等人根本就不知道上海党组织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派出了好几批地下党员，但始终没有得到想要的消息。

毛泽东他们考虑到，要想从国民党的手上救人或是打探情报，就必须采用“贿赂”的办法。

所以，要想救上海的同志们，就必须拿出一大笔钱来，而且最好还是“白区”最值钱的黄金！

可是，当时的红军连吃饱饭都是一个大问题，上哪里去搞来这么多的黄金给国民党官员呢？

最后，毛泽东和朱德将所有的干部集合起来，让他们组织战士们一起找金子。但凡是能够找到的黄金制品，全部交到组织上来。

同时，将之前与敌人战斗缴获的贵重物品也全部集中，将其中的黄金制品挑出！

将这些黄金制品收上来以后，毛泽东让人将它们投入熔炉，化成金水，再铸造成金条。

这样一来，加上先前在贸易中获得的几根金条，我当总算凑够了120两黄金，换成了20多根金条。

现在这些金条的数量勉强够了，但是还需要一个妥善的办法将它们运到上海去，交给那边的地下党同志。

毕竟，这可是全体根据地同志和群众们省吃俭用拿出来的一点黄金，在路上决不能有任何“意外”。

就在这个万分关键的时候，林伯渠站了出来。林老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对于国民党和他们的行为方式都很了解。因此由他来想一个对付国民党特务的办法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林伯渠究竟给红军定下了怎样的“计策”让他们能够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运输黄金呢？

按照林伯渠的办法，人们要将那二十多根金条放进一个铁盒子里。然后再请根据地的金银巧匠把铁盒子的缝隙处全部用锡焊死。

随后，这个铁盒便由地下党员送出去。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绝密性”，负责运输铁盒的地下党员只会与同自己相邻的两个同志联系，以确保自己和黄金小盒的安全。

除此之外，林伯渠还建议采用“分段运输”。按照他的计划，红军内部选定了七个运输节点，分别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再到达上海。

为了保证根据地始终能够掌握这批黄金的运输情况，大家还制作了一枚刻着“快”字的象棋。

黄金每到一个地方，负责交接的地下党员就在象棋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墨写下一道笔画。等盒子到了上海，再由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负责将它送回来。这样做既可以保密、也能够尽量做到可控。

但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不放心。最后众人一起确定了一个办法：箱子内部设置七个隔层，所有隔层的钥匙都由上一个地下党员转交。

这样到了最后一个同志那里，他就能拿到八把钥匙。但凡象棋和钥匙少了一样，箱子都不能被打开。

按理来说，这样的计划已经算足够万全，可是几个月以后，江西的革命根据地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由根据地运出去的那一批黄金在路上丢了，上海的地下党同志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见到那批黄金。

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顿时气的两手发抖。但冷静下来后，还是第一时间询问相关情况！

根据前方地下党同志传回来的消息，那枚用来交接的象棋被人找到了，上面一共写了六道笔画，也就是说，黄金应该是丢在了松江附近。

可所有的线索到这里就突然断开了。就连当时负责转运的松江地下党员都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几个月过后，由上海撤出来的一批同志来到了江西根据地，大家一起成立了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也开始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着。

由于黄金失踪案一时间没有线索，毛泽东的心里就算再怎么着急，也只能暂时将之搁置起来！

但由于之后的革命大潮起起伏伏，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才将这件事情翻了出来，交给了新中国的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而此时距离案发时已过去了整整18年！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但当毛主席将这个任务交给罗瑞卿时，罗瑞卿还是心有顾虑！他知道这件案肯定牵涉甚广，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一旦捅出篓子，后果空不堪设想！

看到罗瑞卿面有顾虑之色，毛主席笑了笑说道：18年了，金子到哪里也不重要了，但是真相不能被淹没！你放心好了，天塌了由我顶着！

听了毛主席的话，罗瑞卿心下定了定，开始思索如何破案！要知道震惊全苏区的“黄金失踪案”已经过去了十八年。

很多关键的线索已经消失，而当年经历过这件事情的同志也大多牺牲，到底应该从何处查起呢？

罗瑞卿非常清楚，要查清楚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最好能够找到经历过这件事情的地下党员。经过大家的一番查找以后，果然发现了当年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最后一个地下党员——刘志纯。

根据刘志纯同志的描述，当年他是上海的地下党员，也是这个任务当中最后一环的负责人。根据他的描述，当初他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到了指定的接头地点，但始终没有看到前一位同志过来交接。

一开始，刘志纯还以为是前一位同志有事耽误了时间，结果一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等到救命的黄金，于是才向组织打了报告。

接到刘志纯的报告以后，组织上告诉了他前一个同志在松江境内的落脚点。但当刘志纯赶到指定地点查看的时候，发现此地早就已经人去楼空了。但地下党员们用来交接的那一枚象棋还是被刘志纯给找到了。

也就是说，黄金一定是在松江境内出了事。下一步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对当年松江境内的情况做一个详细地分析。

调查人员们发现，1931年的松江境内只有五家对外营业的旅店，其中有四家旅店现在还处在营业当中。

一般来说，地下党员的工作流动性很大，除了一些长期潜伏的人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入住派遣地的旅馆。

于是经过一番排查，调查人员最终锁定了一个叫梁碧纯的人。当年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曾经追随过一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后来不知为何，他突然发了财，做起了生意。

调查人员觉得这个梁碧纯非常可疑，立刻让刘志纯前来对峙。面对着铁一般的证据，梁碧纯只好承认，自己就是当初负责转送那批黄金的“松江段”负责人。

“原来是你，快说！你到底把那笔钱藏到哪里去了？”得知真相的公安干警们顿时怒不可遏，只见他将一只手拍在桌子上，眼里喷射出愤怒的光芒，似乎随时都能将梁碧纯吞噬。

梁碧纯早就被眼前的这幅架势吓破了胆，他连忙摇头，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这位同志，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啊！黄金确实是我弄丢的，但是我可没有偷这些钱啊！要不然红队一定饶不了我的。”

根据梁碧纯自己的供述，他当年在负责转运这批黄金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本来他拿到黄金以后居住在一家松江本地的客栈当中，准备第二天动身前往上海交接。

可是当天傍晚时分，有两个杂役模样的人进入了自己的房间，给他端来了一碗茶，当时梁碧纯满脑子都是任务，也就没有在意那么多，端起茶碗将里面的茶水一饮而尽。

之后他便晕乎乎的一头栽倒在了床上。等他醒来的时候，装着黄金的那个箱子已经不见了！

当时梁碧纯像发了疯一样在房间里翻找，可就是找不出箱子的踪迹。这时候的梁碧纯想到我们党的纪律，又想到了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心里越来越害怕。

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的追查，同时也为了防止我党的“红队”上门找他，梁碧纯连夜逃出了松江城，在乡下躲了一阵，第二年才回到松江做起了小买卖。

由于在革命战争当中，负责与梁碧纯交接的上一位同志不幸牺牲，刘志纯也并未与梁碧纯取得联系。

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梁碧纯曾经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而他就这样隐姓埋名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公安干警们显然对这个结果不很满意。就算梁碧纯没有私自偷拿这批黄金，那他丢失了物资，也应该受到惩罚。

除非他能够配合公安干警们继续调查，直到抓住当年那几个偷黄金的蟊贼为止！

此时的梁碧纯别无选择，为了躲避惩罚，他只能跟公安部门合作。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我一定配合同志们的调查，我记得我当年就住在汉源旅店，他们现在还在营业，你们可以去那里查！”

果然，顺着梁碧纯根据回忆提供的一系列线索，人们很快锁定了一个叫吉家贵的小老板。

这个人早年在松江当人力车夫，每天靠着出卖体力维持生计，但不知为何他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而且在1935年搬到了上海居住。

一个人力车夫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大老板，肯定不是因为他自身能力有多么优秀，那就一定是有一种“外力”给他提供了帮助。锁定了嫌疑人之后，公安干警们立刻前往上海逮捕了吉家贵。

吉家贵被抓紧派出所后，立刻露出了一幅市侩的嘴脸。他还企图向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们行贿，被大家当场拒绝了。随后，大家叫出了梁碧纯指认窃贼，终于确定了吉家贵的身份。

吉家贵眼看着无法抵赖了，便主动提出要通过“提供情报”的方式获得宽大处理机会。看他如此说，公安干警们露出了一幅不可思议的表情，难道说这起案件还有什么别的“隐情”吗？

原来，当初跟吉家贵一起偷走黄金的还有两个人。他们分别是一个小贩和旅店的小伙计。当天梁碧纯一进门，他们就注意到了其手中的那个大箱子。

随后经过商议，吉家贵负责去弄迷药，另外两个人负责端水和探听情况。

在确认了梁碧纯没有任何威胁以后，他们便一起进入梁碧纯的房中，看着他喝下了那碗带着迷药的茶水。等梁碧纯倒下之后，他们拿起黄金撒腿就跑。

得手之后，三人来到城中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对偷来的黄金做了瓜分。为了防止日后被警察抓住，他们约定从此以后各享各的富贵，彼此之间绝不相见。

在那以后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去了上海发展，吉家贵在上海开起了一家小旅店，其他两个人都在外滩做起了生意。

但是，这些情况都只是吉家贵基于自己听到的传言做出的判断，至于那两个人是不是还在上海外滩，他也不太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先对外滩周围的店铺进行搜查，看看有没有可能抓住另外两个嫌疑人。

最后的结果果然没有令大家失望，有一名嫌疑人在外滩开了一个五金店，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旧在营业，另一个人则在抗战期间身亡了。

那名被捕的嫌疑人在被逮捕到案以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主动上交了一部分财物，乞求人民政府能够酌情对他们的案子给予“宽大处理”。

最后，人民政府经过综合考虑没收了吉家贵和另一个嫌疑人的部分财产，并依据法律对他们做出了判决，使正义得到了伸张。

这起“黄金失踪案”破获以后，罗瑞卿兴冲冲地拿着最终的报告跑去找毛主席，告诉他自己的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

看着手中密密麻麻的调查报告，毛主席摇了摇头，这个结果是令所有人都感到遗憾和惋惜的。不过经历了这一次的调查，毛主席的心结也总算是彻底解开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无数的革命先辈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富强安宁的新中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在历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的功勋会被人民世世代代所铭记，他们的愿望有会由后世子孙薪火相传地去完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大势，谁也无法阻挡！那些蜷缩在黑暗之中的罪恶也总有一天会暴露在阳光之下，接受人民的审判！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共产党人建成的新中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超越人们都道德底线和法律的准绳。

我们的法律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所有的争议和罪恶都会得到法律最公平公正的审判，更会成为“法治社会”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