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发表2篇诗词，周恩来听后会心一笑，邓小平却陷入沉思

1965年夏，邓颖超陪同毛主席接待完外宾后，小心翼翼地提了一个问题：

“主席最近有没有新写的诗词？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了！”

作为古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文学家，毛主席的诗作，在文人间一直备受好评。

说来也巧，那年正逢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听了邓颖超的请求后，毛主席略一思索，便将5月写于井冈山上的新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 《念奴娇·鸟儿问答》 两首词合并，送给邓颖超“请教”。

十一年后，在正式发表的“词两首”清样上，邓颖超提笔，将自己与毛主席的这一段“轶事”记录了下来。

虽然为旧词新刊，这两首词作发表后，仍引来不少赞叹之语。

但在一片叫好声中，唯有两个人的反应比较另类。

一个是周恩来，当时已病重的他在读完后会心一笑，示意工作人员将诗作放在自己的枕边；

另一个是邓小平，在看到报纸上刊出的诗作后，他面色凝重，盯着毛主席的亲笔签名陷入了沉思...

同样是鞠躬尽瘁的伟大领导人，为什么周邓两人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

1963年8月5日，苏、美两国在莫斯科签订“核试验禁止条约”，开始大肆宣扬“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美好”世界。

乍一看，他们对未来的畅想如同仙山琼阁，可再一细细品味，不难看出藏在画皮下的狼子野心。

中方领导人明白，苏、美两国联手的真正目的，远不止表面声称的“追求和平”那样简单。

在“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口号里，俨然藏着帝国主义在悲天悯人的共和情怀下，试图镇压各族人民独立解放运动的龌龊私心。

如果不及时对美帝苏修的丑陋嘴脸进行揭露，恐怕国内暗涌的修正主义思想，会借此机会“出头”，摧毁共产党人辛苦打下的革命果实。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带领下的领导班子迅速反应，积极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赢了与修正主义的这场攻坚战。

眼看国内革命形势在教育运动下欣欣向荣，1965年5月，毛主席提笔一挥，写就了《念奴娇·鸟儿问答》这篇反修斗争的胜利凯歌。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将敌人比作胆小受惊的蓬间雀，将自己形容为无惧风雨的鲲鹏——毛主席的巧妙比喻，形象地刻画出了这场战争中的正邪两派。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词作前篇是对修正主义者最直白的批判，那在词作结尾，借着这句满含革命情感的陈述，毛主席再次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与斗争决心。

而同样，作于同时期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也能窥见毛主席对反帝革命战争胜利的自豪之情。

1965年，毛主席重回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时，他的心情无疑是激动自豪的。

借助笔墨，他将对革命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正面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磅礴手法表述了出来。

既是讽刺敌人，也是表明自身决心。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回想革命的种种艰辛不易，再一晃神，自己已站在和平美满的新世界。

借助《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这样的前后对比，时空变换间，三十八年的时光也成了助阵曲，激励着当事人，继续前行。

可以说，在井冈山写下这两首词作时，毛主席是激动自豪的，更是拥有无上斗争决心的。

那在1976年的元旦，毛主席又为什么要重新发表旧作呢？

这还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从1921年建党走到现在，中共领导人风风雨雨走过几十载，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大好河山的安定和平。

虽斗争决心不减当年，但毕竟领导人们都已到暮年，自然无法逃脱自然规律。

作为当时的政治主心骨，毛主席明白，一旦发现自己英雄迟暮，那国内外潜藏的反动势力，必然会掀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

更何况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在国际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一个不注意，便有可能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暗算。

想要保证自己的主权完整，维护国内幸福和谐的生活环境，代表执政党意见、深受全国人民信任的毛主席的表态，就尤为重要。

考虑到种种因素，已经83岁的毛主席大手一挥，下令重刊当年词作——

一方面，借助这两首特殊的词作，中共领导人坚决勇敢对战反动势力的革命决心可以再次重申；

而另一方面，对井冈山有特殊情怀的毛主席，也是借此向群众无言保证：廉颇虽老，但尚能再战。

很显然，选用这两首词作来作为动摇年代的“定海神针”，毛主席显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考虑。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病床上提起精神，颤颤巍巍签下自己的名字，属意发表旧文...

“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媒体，将毛主席的这句话作为元旦社论使用。

用意简单明了：虽为旧作，但立意尚新。

除去告诉外界自己依旧“可以战斗”之外，毛主席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他的目标听众，其实就在党内...

1976年元旦，刚刚从病痛中醒来的周恩来，听到一旁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早间新闻，称毛主席新发表了两首诗词。

他来了精神，立马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文章，读给自己听。

依言，工作人员坐在病床前，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句时，周恩来忍住癌痛，发出一声轻笑。

听到声音的工作人员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着周恩来嘴角上扬起来的弧度。

自从病倒之后，周恩来强忍疼痛，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出现，这还是他为数不多的开心时刻。

只有一旁的邓颖超明白，丈夫之所以反应如此大，还是因为明白了毛主席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还可以继续战斗，什么都没有变。

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表态，周恩来安心了。

作为同毛主席杀出重围的得力战友，在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几十年中，周恩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几乎从未给自己留出一天的休息时间...

1967年4月初，核对完周恩来近期工作量后，工作人员做了如下记录：

2月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 43 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 27 次；

3 月份一个月内接见群众组织代表 31 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 49 次。

很难想象，这是在明知自己已出现心脏问题后，周恩来日常的工作量。

“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1967年9月24日，在忙完手头工作后，周恩来曾对妻子邓颖超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

本以为他会就此放缓自己的工作脚步，但没想到，哪怕动用吸氧仪器，周恩来也要坚守在岗位上。

很快，不堪重负的身体便传来第二次警报。

由于常年高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得不到休息的周恩来，心脏健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再加上那时正逢政坛风云波动，进一步压垮了周恩来的身体。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向中南海门诊主任报告，周恩来尿液中含有红细胞，便中也出现长期性潜血。

这样的病情表现，马上引起了门诊主任的高度重视。

“有泌尿系肿瘤，以膀胱癌的可能性大。”

接下来的几天，经过京津沪三地专家的共同会诊，周恩来的病情被最终确诊——膀胱癌。

出于纪律要求，医生们并未将诊断结果告知周恩来，而是默默将验尿安排到了每日体检中，准备长期观察。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周总理病情恶化，竟然来得这样快。

1973年1月5日，周恩来便出现肉眼血尿，且伴有明显组织块，急需膀胱镜进一步检查。

眼见无法继续隐瞒，医生们只得含泪告知了周恩来诊断结果，并向他表示，肿瘤的发展速度超出预期，现在已经是“显微镜下癌细胞遍布视野”的程度了。

不同于医生的如临大敌，在得知自己身体状况后，周恩来面色如常，将手头上的工作任务一一打点完毕。

1974年，在完成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外交任务后，周恩来才向政治局递交了自己的请假报告，将身患膀胱癌的事实作了陈述。

得知消息后，毛主席高度重视，在假条上批准签字后，还特意叮嘱周恩来：务必安心养病，积极配合治疗。

或许是所有人的殷切盼望感动了上天，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治疗的那段时间里，周恩来的肿瘤细胞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病情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让关心周恩来的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让他们依旧放心不下的是，即使是在安心养病期间，周恩来也并未按照约定放缓自己的工作节奏。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统计，第一次住院期间，除正常的工作之外，周恩来还参加外事活动54次，连续工作时长超过24小时。

要知道，这一年，周恩来已经76岁。这样的工作强度，哪怕放在年轻人身上，也大大超出了身体负荷的极限。

1974年3月11日，再次因身体原因入院之后，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便开始直线下降。

医生向邓颖超表示，过度劳累加速了癌细胞的分化进程，之前的治疗宣告失败，他们已在周恩来的身体里发现了大面积转移的癌细胞。

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想要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周期，无疑是一场硬仗。

当即，医生便建议周恩来停掉一切工作，专心在医院休养。

但考虑到中国此时的政治危机，周恩来还是婉言拒绝了医生，坚持站在一线，为毛主席分担着压力。

“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

看着屡屡被病痛折磨到无法入睡，甚至连排尿也成为一项大工程的周恩来，工作人员的心也被狠狠地揪了起来。

他们知道，之所以周恩来不愿意停下手上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明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成败的关键转折点。

稍有闪失，之前几十年的流血牺牲便统统作废，这是周恩来绝不愿看到的。

1975年9月20日，在准备为周恩来进行第四场手术时，医护人员无奈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进行医治。

仅仅三个月过后，周恩来便被病魔完全剥夺了行走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鼻饲、输血维持生命。

即便生命已经进入终末期，每次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依旧是询问工作进度与国际局势，尽可能地关心着新中国。

1976年1月8日，在毛主席旧作发表之后，周恩来在一片悲痛声中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为国鞠躬尽瘁几十载，这位生前数次引用“举国犹狂欲语谁？”的伟大领导人，终于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而在他身后，一代代接班人正陆陆续续地向这里赶来...

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无疑是感情最为复杂的一个。

作为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邓小平与周恩来的革命友谊，远比旁人想象得更加深厚。

邓小平生性果断，只抓大事，不计小事；而周恩来细心敏锐，严丝合缝处理着每一处外交细节。

互相信任，互相搀扶，互相理解，这两个性格各异的领导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即使是已经入院接受治疗，周恩来仍在尽自己全力，“提携”着这位同生共死的革命战友。

“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

1974年，周恩来因病入院治疗前，毛主席终于点头，公开认可了邓小平的才能所在。

对于在从政路上起起伏伏的邓小平来说，能力被认可，个人抱负有了施展的地方，离不开周恩来日复一日地推荐介绍。

那段时间，邓小平常常往医院跑。

一方面，周恩来的病情险急，需要有人拿主意，邓小平扛下了这一重任；

另一方面，国际政事纷繁复杂，两人常常沟通，既是给邓小平释疑，也是给周恩来作通告。

十届二中全会后，经毛主席批准，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正式接过周恩来的工作。

虽然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毛主席赏识，但邓小平的脸上却不见过多喜色。

与病重的周恩来接触的这段时间里，邓小平明白，这位战友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为了能让周恩来了却心愿，邓小平偷偷嘱咐医生，尽可能延长周恩来生命周期。

甚至，他还不顾规定，允许包括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僚前去探望周恩来。

冒着被通报批评的风险，邓小平此举，实属站在了多年老友的立场，愿意在最后时刻圆周恩来一个心愿。

1976年，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刊发的旧文后，邓小平缓缓抬头，眼神里看不出情绪。

陈毅老总的突然逝世，对毛主席的打击很大，身体好不容易调养过来，如今状况有不是很理想。

加上陷入昏迷的周恩来，邓小平不禁担忧了起来。

主席的行文间，气度与魄力不减当年，而邓小平要做的，就是接过前任递来的信仰接力棒，不遗余力地走下去。

新中国的征程，历来并非美好平顺。

周恩来的会心一笑来自对革命信仰屹立不倒的欣慰；邓小平的沉思包含着对未知未来的思索与探查。

一代代伟人从荆棘之中站起，接过前人留下的使命，继续前行。如果没有坚信不疑的信仰支撑，恐怕我们也不会看见如今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