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黄克诚谈林彪,在场人员听后感叹:敢这么说的只有他了
作为一名开国大将,黄克诚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他立下了多少战功,而是在于他的敢于直言。
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黄克诚的一生因坚持正确意见而与上级“唱反调”的次数达十次之多。
因为讲真话,被降级被撤职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因此,他也被称为共和国最为耿直的将领之一。
1985年黄克诚应要求谈谈林彪,谁知,在场的人听后却纷纷感慨:“只有黄老将军才敢这么说林彪吧”。
那么,黄克诚究竟是怎样评价林彪的?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又为何多次与上级“唱反调”呢?
从1930年6月开始,李立三地“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他认为,现阶段各根据地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攻打中心城市,并决定在不久后攻打武汉。
作战任务下来之后,红三军团的各级官兵兴奋不已,一个个摩拳擦掌。但是,有一个人对此担忧不已,他就是红三军团第3师的师政委——黄克诚。
在他看来,红军力量还比较弱小,基本上很难攻克一座中大型城市,即使攻克了也很难坚守住。且红军似乎只要离开根据地作战,就必定吃亏。
从现实情况来说,武汉城坚,进攻路线只有一条大堤,部队难以铺展开来。且城内有着国民党的重兵把守,城外江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军舰随时为其提供支援。红军一旦攻击武汉,困难可想而知。
基于以上种种思考,他自己在心中下了一个结论:武装攻打中心城市是极不现实的,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此时的黄克诚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他不知道是否要将自己的想法上报给中央,一连好几天都茶饭不思。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找三纵的政委张纯清谈一谈这个事情,希望能通过他向中央表达自己的忧虑。
没想到,张纯清当即就否定了黄克诚的看法,当即就表示:“我们有将近五万人的兵力,不可能连一座武汉城都拿不下来。退一步来说,即使打不下来,也不至于被国民党反动派一口吃掉。”
张纯清这种拿革命事业来冒险的行为,让黄克诚更加着急了。接连几日,他都不依不饶的和张纯清争辩。
7月初,红三军团攻克岳阳,这极大地增强了张纯清这类走城市中心起义路线的革命者的信心。黄克诚意识到,这下想靠张纯清发声是完全不可能了。
但很快,黄克诚就找到了发言的机会。为明确下一步行动路线,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三方围绕是先攻打长沙还是先攻打武汉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面对众人的争吵,坐在一旁的黄克诚则是沉默不语,心中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他在想:之前张纯清一直不替自己向上级反映意见,现在是个大好机会,要不要趁这个时候说一下自己的意见呢。说吧,肯定会遭到大家的反对;不说吧,按照这样下去迟早要吃大亏。算了,为了革命事业少遭受一点损失,自己豁出去了。
“现在武汉打不得,长沙同样也打不得。我们力量还比较弱小,不到那个时候,我建议休整几日就返回根据地。”黄克诚站了起来,大声地说到。
此言一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丢进了人群,一下子就炸开了锅。这下,讨论的中心原本由攻打哪座城市转移到了黄克诚身上。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旦没有考虑他提的意见,反而纷纷指责他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缺乏革命的热情。
会议的最后,黄克诚因为坚持反对攻打中心城市而惨遭撤职。
而最后,红军选择了进攻长沙。虽然将其攻了下来,但是未能坚守,并在国民党的反扑下造成了较大的伤亡。
在随即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利用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统一了红军全军的思想,强调了当前攻打大城市是不合时宜的。还特别指出了黄克诚同志的思想是正确的、具有战略眼光的。
在后来,他在赣州之役中,与彭德怀“唱反调”;在曹甸之战中,与陈毅“唱反调”。不过,事实也证明,他唱的“反调”都是正确的。
一些了解黄克诚的同志有时会和他说:“你即使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不起作用,还不如不说。”
黄克诚总会倔强地说“没用也要说,枪毙我我也要说。”
这就是黄克诚,始终保持着最坚强的党性和最刚直的原则。在建国后,也同样如此。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悉数缴械投降。
这个消息,几乎同时为延安和重庆所知晓。他们都知道,苏联红军接管中国东北是暂时的,到时候肯定会撤走。而国共之间谁先能抵达东北,谁就拥有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身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也抱有率军进据东北、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他认为,未来的东北将会有一块很大的政权空白,我党我军应该抓住时机进军东北。
从实际情况上来说,国民党的部队基本龟缩在西南一隅,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抵达。而我军的各个部队大都位于华中、华北的根据地,想要抢先到达站稳脚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他将心中的想法发电报告诉了中共华中局的领导,但是迟迟等不到任何回应。情况紧急,他决定越级上报党中央。
他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必须尽快向东北派出部队。且我们派往东北的部队至少要在五万人以上,十万人最佳,并要指派有威望有能力的人担任领导工作。”
中央在收到他的这封电报后,顿感惊奇,没想到黄克诚的想法竟与自身的下一步打算完美契合。
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着趣说:“这个黄克诚说不定在党中央安插了间谍啊。”
在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之后,黄克诚就向全师发布了赶赴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命令。
华中局在得知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北上的消息之后,就发电给黄克诚称:根据中央的消息,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武器装备很多,你们届时抵达东北后可进行换装。
现有的武器装备就地转交给地方部队,以减轻行军负担。
但是黄克诚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也不打算这么做,他回复道:“到了东北,没有装备补充该如何?行军路程超过一千公里,路上有情况又该如何?”
华中局原本决定,利用第三师的这一批装备重新拉起一支部队,但是黄克诚使得让华中局的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为此,华中局一些领导还向党中央告了黄克诚的状,说他不服从上级命令。
黄克诚可不管这些,将武器、棉衣、干粮等物资准备妥当之后,黄克诚率领第三师35000余人从淮阴出发北上。
在途径山东时,华中局又发来电报,指示黄克诚的第三师协助山东部队作战。待局势稳定之后,再行北上。
黄克诚考虑到,现在正是国共谈判时期,国民党军不会有较大的军事动作,最多也是争取一两处胜利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因此,山东根据地不会有较大的危险。而如果让国民党军在东北抢占先机的话,于以后的局面非常不利。华中局让自己的第三师支援山东,是出于局部斗争的考虑,并未站在全局上权衡。
因此,黄克诚直接向中央请示第三师在山东不做停留,继续北上。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批准。
11月中旬,第三师顺利进入东北。
东北的局势也正如他出发前所预料的那样,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补给,很多刚入东北的部队也因此缺粮少枪。而第三师在他的带领下,却基本上保持着原有的战斗力。
黄克诚的第三师圆满完成进军任务,让当时负责东北事宜的林彪非常高兴,他亲自发去嘉奖电称:“你部按预定作战计划抵达,且军容较盛,甚是可贺。”
虽然抢先到达东北,但是由于国民党加快了争夺东北的部署与行动,整个形势变得复杂而紧张了起来。
不久之后,国民党为争夺四平这座极具战略性的城市,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为此,林彪调集了近十万人的部队,准备与其决一死战。而此时身为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却对此却充满了担忧。
他认为我军刚入东北,面临着根据地尚未建立巩固、兵力不足、武器装备落后等诸多不利因素,不宜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保卫战、阵地战。
于是,他给林彪发去电报称:“我军暂不具备决战的条件,望适可而止。可先转战农村,暂待时机。”然而,林彪既没有回电,也没有撤军的动向。
接下来的几天,黄克诚连续去电都是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让他百思不解,以林彪的指挥才能,不可能察觉不到死守四平的危险。
越来越不利的形势,让黄克诚坐不住了。他直接向党中央发电,提出撤军,但是亦未得到任何回复。
四平保卫战足足持续了一月之久,我军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下伤亡惨重。随着战略要地塔子山的失守,我军逐渐陷入劣势。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林彪最终决定撤守四平。
事后,怒气冲冲的黄克诚找到林彪,生气地问他:“我关于撤退的电报,你为什么不回电?四平既没有保下去的必要也没有守下去的可能,为什么不撤退?”
……
林彪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黄克诚的各种质问,既不反驳也不回答。
在这后面的十多年里,黄克诚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认为正是林彪在四平保卫战中撤军不及时,才导致牺牲了那么多战士,每当想起来心里都隐隐作痛。
令他不理解的是,自己给林彪和中央撤军的电报,为什么始终没有动静。而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他才从毛主席那儿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固守四平是党中央的意见,并不是林彪不撤军。黄克诚想,开完会后找个机会向林彪表示一下歉意吧,毕竟当初是自己错怪了他。
不过,黄克诚并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在那次会议上,黄克诚因为一些原因而受到长期审查,并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一直到1977年,他才重新出来主持工作。
复出之后,他依旧本色不改,在各个职务上树立了正直的典范。
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纂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的《军事卷》由解放军各单位负责编纂。
初稿完成之后,编辑人员将一些重要的条目送与一些老同志审查,以求征集修改意见。
黄克诚在审阅过程中,给编辑部的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不过,当他看到“林彪”这个条目的时候,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有关于林彪的内容除了简历之外,就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且都是负面评价。
相比之下,其他的元帅、将领都有详细而充实的内容,评价也都中肯。
黄克诚觉得,这样有失公允。于是,他让秘书找来了编辑部的周之同、姚夫、李维民三位同志。
黄克诚在见到他们的第一面时就直言道:“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不符合实际嘛。”
接着,他给出了关于编辑“林彪”条目的总体意见。在黄克诚看来,林彪应该分成正反两个方面来写。
一方面是写他在历史上为党、为军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另外一方面要写林彪在那段时间内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错误和造成的严重破坏及后果。两方面都要写得相当明确,只有把是非功过写清楚了,那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看着沉默不语的三人,黄克诚继续说道:“我知道写他比较有难处,写轻了不行,写重了也不行。不过写历史就要讲究一个实事求是,你们要学习一下司马迁,学习他那种仗笔直言的精神。”
周之同面露难色,支支吾吾地地回答说:“我们担心这么写会出岔子……”
黄克诚心里明白,大家还是有所顾忌,于是,他挥挥手说道:“担心什么?不用担心,就按我说的写,有事我担着。”
黄克诚的这句话,解开了他们心中的枷锁。随着交谈的深入,三人也逐渐放开了顾忌,将条目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都提了出来。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正当三人准备告辞的时候,黄克诚又叮嘱他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来写林彪,两面都要写。”
听罢,他们都深深地为黄克诚老将军能客观直言、敢讲真话的品质所折服。
事实上,黄克诚与林彪并没有特别要好的交情,两人的交集主要是在解放战争中的东北战场上。黄克诚直言林彪的功过,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使然。这份勇气,在当时实难可贵。
几日之后,这三位同志又来到了黄克诚的家中,将新编辑的林彪的条文释目交给他审查。
黄克诚看后,微笑着点了点头,对他们说:“这样写得才对嘛,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写他,才是最贴合实际的。”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纷纷感慨:“敢这样子评价林彪的,恐怕也只有黄老将军一个人了。”
到今日,我们能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上看到关于林彪的全面客观介绍,就与黄克诚的功劳分不开。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黄克诚强忍着病痛,仍为端正党政作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贯彻新时期党的政策等诸多事务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去世,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黄克诚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从23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就为党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黄克诚的一生也是刚正的一生,从来不讲假话。
他的所作所为着眼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哪怕是被批判或者被撤职也毫不畏惧。
黄克诚在晚年时曾说:“作为一个党员,对待任何事物都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清晰的见解,而不应该跟风随大流。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对革命事业负责。”
他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个党员最基本的品质。
正是有了黄克诚这样的人,中华民族寻求解放与发展的道路上才能继往开来,才能再铸辉煌。
在此,深刻地缅怀这位伟大的先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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