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毅出访非洲,说错一句话惹得周恩来大怒:谁给你的权力?
众所周知,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元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能征善战,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政绩斐然。
除了政绩之外,陈毅还文采过人,连毛泽东都欣赏不已,他曾评价陈毅诗作“侠气,爽直,豪放奔腾”,与自己颇有几分相似。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武双全、堪称多面手的伟人,也曾在1965年犯下大错,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甚至还因此被周总理怒斥:“谁给你的权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切还要从陈毅接手外交工作说起。
新中国成立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发展创造安定的环境,是一项迫在眉睫、关乎生存的大事。
于是,谈判经验丰富、又有留学背景的周恩来,就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
周总理的外交能力的确十分出色,尤其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掌控全场、力挽狂澜的精彩表现,至今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说过:“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好对付,那不妨试试和周恩来打交道吧。”
然而身为一国总理还要兼任外交部长,这对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负担显然太过沉重了,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所以也一直在物色能够接手外交工作的人选,为总理减负。
而他所看中的人,正是陈毅。
周恩来同样非常欣赏陈毅,认为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
陈毅口才了得,反应过人,乐于沟通,幽默风趣,再加上军人特有的豪爽和威严,这样的风格从事外交也别具魅力。
尽管主席和总理一致看好,但陈毅自己却底气不足,他向毛主席表达了顾虑,称自己容易感情用事,担心说话不分轻重,把事情搞砸。
对此,毛主席鼓励道“不会可以学”,让陈毅先陪同周总理一起出访,接触和适应外交活动,先后访问了苏联、民主德国、波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在随行过程中,总理言传身教,陈毅耳濡目染,对于他的学习态度和接受能力,周总理十分满意,在1958年让他正式接任外交部长。
在交接工作时,周总理又特意叮嘱了陈毅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以此提醒他谨言慎行,注意汇报和请示。
实习结束的陈毅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放松,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工作转到外交方面,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他甚至还对妻子张茜感叹:“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四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第四个是得大病。”
可见这位戎马一生的元帅刚接触外交工作时有多么的小心。
1958年2月,陈毅作为外交部长首先出访朝鲜,安排志愿军回国的相关事宜。
同年8月23日,金门炮战打响,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参加宴会的陈毅即兴演讲,痛斥美国在亚洲肆意驻军,挑起争端。
他还在9月20日发表声明,称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军撤出台湾,“中国人民不论用何种方式解放自己的领土,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金门炮战不仅让美国策动台湾与大陆脱钩的意图遭到挫败,同时也迫使美国将大部分军力撤出台湾,这位强硬的中国新任外交部长,可谓给了美国人一个下马威。
1959年10月,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率团访华,一向主张对华友好的松村谦三,和陈毅一样酷爱围棋,双方因此一见如故,结为棋友,在北京多次对弈。
二人以此为契机,首先开始推动中日围棋界的交流,并以此为突破口打破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僵局,使得“围棋外交”成为了一段佳话,为此日本棋院还特别授予陈毅围棋“名誉七段”的称号。
1960年,陈毅又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友好条约,增进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1961年5月,陈毅独立率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
在大会上陈毅与美国代表针锋相对,坚决维护老挝的独立自主权,挫败了美国干涉老挝的图谋,并促使了相关和平协定的签订。
1962年9月9日,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江西南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U-2高空侦察机,令世界为之震惊,陈毅在事后主持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有外国记者向陈毅提问,解放军使用了什么武器击落敌机。
涉及军事机密,陈毅自然不可能如实相告,但他没有生硬机械地回复“无可奉告”,反而展现了自己的幽默:“我们是用竹竿把敌机捅下来的。”
陈毅的机智和风趣给在场的所有外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陈毅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首次访问。
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加,陈毅处理起外交事务也变得愈加得心应手。
适应了新角色的陈毅,对于外交工作的敬畏感也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强烈,心态也随之变得放松,身为军人时喜欢“放炮”的作风逐渐又有了抬头的迹象。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主席确定了发展核工业的国家战略,然而随着中苏交恶,苏联撕毁了协议,中途撤走了一切对华援助,使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瞬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毛主席的力排众议下,才让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得以继续,军人出身的陈毅同样深知核武器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因此也坚定支持毛主席的决定:“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但是身为中国外长的他此话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反华势力都以此为话柄,攻击新中国为了发展核武器而不顾人民的死活。
就连著名武侠文学作家金庸也在《明报》上撰文《要裤子不要核子》,对陈毅的言论提出了尖锐批评:
“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
“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对金庸的观点,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文汇报》、《新晚报》等媒体也纷纷发文,一时间各大媒体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陈毅显然也没想到,一时口舌之快竟然会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他承认自己的表达方式欠妥,有些偏激,“原子弹我们是要有的,裤子我们也要穿”。
然而正是这种口无遮拦,才导致陈毅在1965年出现了重大外交失误,并因此遭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当时陈毅来到非洲准备参加筹备已久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会议的东道主阿尔及利亚居然在此时发生了政变。
这一切顿时让已经到场准备参会的各国代表不知所措,在这个特殊时刻,中国作为在场的唯一大国,态度就举足轻重。
面对其他代表的询问,陈毅在没有请示中央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回复道:“这次会议必须开,而且还要开好!”
在这个敏感时期,这番表态是极其不妥的,很容易被他人误会中国为了推行会议而意图插手当地政变,而这显然违背了中国一直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不干涉内政”,等于自毁承诺,出尔反尔。
另一方面,如果在当地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强行开会,也会使各国代表团陷入不必要的风险中,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果然,周总理在得知陈毅的表态后,立即怒道:“胡闹台,简直是胡闹台!”
由于局势的缘故,此次亚非会议最终被迫取消延期,中国外长的豪言成了空炮,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也因此受到了打击。
自知捅了篓子的陈毅心中惴惴不安,一回到北京就立即赶赴西花厅,向周总理负荆请罪。
虽然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好,但外交无小事,更何况此事关乎国家声誉,因此他丝毫没有给老战友留面子。
周总理用拳头擂着桌子,劈头盖脸,直训得陈毅抬不起头来:
“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谁给你的权力?”
“无组织、无纪律,这是不允许的!”
“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陈毅元帅,在大发雷霆的周总理面前就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一脸讪讪的他此刻只能连连表态,要“向毛主席检讨,向党中央检讨”。
周总理对陈老总如此严厉,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免有些担心,会不会太过火了呢?
然而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事实上,陈毅元帅身为老革命家,一直保持着实事求是、敢作敢当的作风,他也清醒意识到了自己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因此诚恳地接受了总理的批评,并没有产生任何怨言。
经历了此次教训,日后的陈毅在主持外交工作时,更加谨言慎行,再也没有重蹈覆辙,表现得日益老练,无懈可击。
1965年3月,随着美国展开“滚雷行动”,开始轰炸北越,越南战争正式爆发。
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着越南的局势发展,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坚定支持越南。
早在1963年5月,陈毅就曾率团访问越南,并对越共领导人胡志明表示,中国与越南站在一起,一旦开战,中国愿意成为越南的后方。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中国也加大了援助力度,并在1965年9月29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由外长陈毅来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
当有记者提出战争扩大是否可能导致中美直接交锋时,陈毅慷慨陈词: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美国不是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吗?好吧,那就来中国吧,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等着再与美军交手,已等了16年,我等着与美军交手等了16年,等到头发都白了。”
“也许我的年龄,让我可能看不到美国入侵中国的那一天的,但我的儿子会看到,真有那天,他们会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坚决与美军战斗。”
“美军进来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能不能出得去,中国说了算。”
这番掷地有声的表态,和一般模糊中立的外交辞令风格截然不同,其中蕴含的决心、斗志和铁血之气,令在场的所有记者都为之震撼。
陈毅的发言被迅速传播出去,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重大反响,外媒无不感叹其“巨大而逼人的力量”,人们进一步意识到新中国是不可能受人威胁和任人摆布的,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独立,哪怕是与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全面开战也在所不惜。
一个连外交部长都是由元帅亲自担任的国家,谁敢怀疑其血战到底的决心?再加上朝鲜战争的前车之鉴,更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是在虚张声势。
毛泽东也对陈毅的表现大加赞赏:“我们这个外交部长不大好惹哩!”
中国为美军的行动划下了红线,胆敢越过北纬17度线,中国必将像在朝鲜战场一样,亲手把美国人打回去。
在中国强大的震慑下,美国在长达十四年的越南战争中,始终未越雷池一步。
陈毅在外交方面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展示中国强硬的一面,他对于国际局势还有着非常敏锐和准确的判断。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苏联叫嚣要对中方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
与此同时,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海空侦察,不时有军舰和军机闯入我国的海域和空域。
同时被两大超级大国针对,中国的自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陈毅在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进行商讨之后,结合自己多年担任外交部长的经验和认识,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根源在于中美苏三个大国之争,但是美苏互相忌惮和防备的程度更高,因此它们不太可能单独或联合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攻击。
陈毅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因此提升中美关系是破局的关键。
他建议中央主动启动与美国的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别会谈,为改善双方关系创造条件,以此共同分担面对苏联的压力。
陈毅的意见被中央所采纳,中美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很快便得到了恢复,而双方关系的缓和,也为日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埋下了伏笔。
陈毅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间长达14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外长,他的外交工作中的表现堪称兢兢业业、卓有成效,可以说没有辜负主席和总理当初对他的期待。
周恩来如此评价他的外交表现:“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外交家”这个称号,陈毅元帅同样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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