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和谈若成功，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将在新中国出任何职？

三大战役结束后，随着国民党精锐全军覆灭，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惨重，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达到了358万人，而国民党的军队，则下降到204万。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派系林立，桂系、川系、晋系以及察缓系等军阀，他们的部队，就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不可能调动。

再加上国民党的很多军队，都是通过强拉壮丁的方式，军队战斗力之差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产生了另找代理人的想法。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白宫报告时，更是提出蒋介石“退休”的建议，推荐李宗仁任国民政府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深谙权谋之道的蒋介石，选择了“以退为进”，对外宣布“因故不能视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他一度踌躇满志，欲通过国共两党和谈，来挽救国民政府的败局。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展示出了最大的诚意，做出了大的让步，但1949年国共谈判最终还是以破裂而告终。

那么，为何国共双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谈判还是无法达成共识？

如果当年的谈判成功的话，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李宗仁，新中国会给他安排什么样的职务呢？

这一切，要从李宗仁如何当上中华国民代总统说起……

对于很多人来说，知道李宗仁，与“血战台儿庄”有着莫大的关系。

史书上对于台儿庄大捷，可谓是大书特书，标准说法是：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人民在正面战场上的首次大胜。

如果对当时的战局稍有了解，就知道李宗仁这场胜利的来之不易。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李宗仁率领装备不齐的“杂牌军”，结果不负众望，“吊打”日本精锐的机械化师团。

因此毛主席在评价李宗仁的时候特别客气：“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周恩来总理在谈到李宗仁时，认为他有两大功，首功就是台儿庄，其次就是晚年回归祖国。

凭借台儿庄战役，李宗仁足以位列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列，但这并不是说，李宗仁的军事造诣就有多深。

他身上的标签，更多时候烙着的是“桂系”首领。当然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不仅担任第7军军长，而且曾任左翼军总指挥，为北伐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好景不长，他先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因利益争夺，与阎锡山、冯玉祥联手，对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

就这样，原本的“结拜兄弟”，发展到战场上兵戎相见。后来虽然两人长期在一起共事，但事实上一直是面和心不和。

特别是蒋介石以“校长”自居，把“黄浦系”抓在手上，各种武器装备都优先嫡系部队，对其它派系则是排挤打压，引起了李宗仁等国民党内军阀的诸多不满。

国共内战开打，蒋介石的五大王牌军，有4个在三大战役中损失殆尽，而此时李宗仁的桂军，在此时依然拥有40万的军队，几乎是毫发无伤。

此消彼长之下，隐忍日久的李宗仁，觉得看到了上位的绝佳机会。

李宗仁深知，想要上位，必须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为此他很早就与司徒雷登频繁走动，获得了美国大使的好感，得到了白宫的支持，并于1948年通过竞选担任副总统。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三大战役的失败，李宗仁觉得蒋介石大势已去，便迫不及待地胁迫蒋介石，出任了中华民国代总统。

李宗仁当上代总统以后，这才发觉，他费尽心机上位，其实只不过是个“背锅侠”，反倒是保留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得以在幕后继续操纵，甩掉了政治包袱。

蒋介石早在下野之前，就向孙科面授机宜，要他出面组建内阁，陈立夫等CC系干将赫然在列。

有这些人在，李宗仁的“和谈”就根本没戏——这只不过是蒋介石用来和共产党拖延时间的惯用伎俩。

在孙科等人的操纵下，李宗仁成了孤立无援的“总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悉数迁至广州。

蒋介石架空李宗仁，至少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

其一，就是腾出手来，重新将手中的军队集结、整顿，以图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再战。比如，50万规模的新军，正在华南加紧操练。

其二，就是通过内阁来孤立李宗仁，让美国人看到，谁才是“不可或缺”，谁才值得支持。

其三，就是更方便在暗处落实蒋介石的战略布局。比如，蒋介石的心腹大将陈诚，就奉蒋介石之命出任台湾省主席，负责把国民党搜刮的民脂民膏偷运到台湾。

李宗仁命令陈诚将黄金运回，陈诚根本不理他，直接回怼，要他去找中央银行。

虽然李宗仁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位居前台的提线木偶而已！

早在蒋介石下野之前，看到时局与己不利，便已经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商讨和谈的可能性。

1949年元旦，蒋介石通过新年文告，向外界特别是中共，透露出愿意商讨停战、恢复和平的意向。

1949年1月，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尽快谈判，毛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国共两党和谈的基础。

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急于树立自己的威望和形象，立即对外宣称，可以接受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这与此前蒋介石、孙科等人，虽然表达和谈的愿望，却行事拖拉、迟迟不肯表态，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虽然已经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为了让人民免遭战之苦，还是愿意做出相应的让步。

因此，为了能够尽快与国民党达成一致，共产党方面将原本的协定草案，在不触碰原则的前提下，特意主动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比如，不再出现“反动分子”等表述，而换成了“违背”等相对缓和的词语。

然而南京代表团抵达北平后，不仅试图质询“八项条件”，而且还痴心妄想，要求先停战后谈判。

黄启汉当时是李宗仁派出的私人代表，周恩来两次与他会见，质问李宗仁为何先是同意，现在代表团又变卦？

对于南京方面提出的停战问题，周恩来直言相告，停战议和是南京政府单方面提出来的，我们并没有答应现在停战。

周恩来的话很清楚，只有国共双方谈判达成一致，才有可能停战。

为了表达谈判的诚意，共产党的军队在谈判期间，做出了暂不过江的部署。但无论是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过江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谈判的过程中，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与张治中将军会谈，表达中共方面的态度、立场、原则 与底线。

毛主席希望通过与张治中将军的谈话，告诫李宗仁要带着诚意来谈判，否则他就真的是“六亲无靠”。

然而李宗仁虽然在和谈上，表现出与蒋介石不同的态度，但其实他从中共的让步中，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一，就是对蒋介石存有幻想，其二，就是对和谈抱有幻想，他的企图，说穿了就是想再现“南北朝”——来个划江而治。

因此，李宗仁派出的南京代表团，明显挟带着李宗仁的个人私货。

李宗仁就是想通过国共谈判，实现自己也就是桂系利益的最大化。他之所以在当上代总统就同意谈判，就是想让国人看到他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在南京政府扩大自己的影响。

当然，这只不过是他最直接的目标，他还有更深层次的目标，就是借机在长江以南扩张桂系的势力。

他就是想让中共在谈判桌上答应，桂系力量在长江以南存在的合法性，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好处。

尽管在谈判桌上各为其主，但中共方面做出的让步是显而易见的。

“八项条件”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为了安抚李宗仁的情绪，中共同意不列战犯的名字。

此外在改编军队等重大事项上，中共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甚至答应南京代表团“不必裁兵复员、一律统一集训”。

共产党人的胸襟，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连南京代表团的邵力子、黄绍紘等人，都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其实中共之所以做出这么多的让步，就是考虑到李宗仁的难处，知道他在南京政府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掣肘，特意通过让步来帮助他增强说服力。

正是因为李宗仁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虽然一直在派代表与中共联络，但双方的谈判并不顺畅。

李宗仁刚当上代总统的时候，顺势抛出了孙科炮制的“七大和平措施”，就是想以此来试探中共的底线，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更好的混水摸鱼。

真正能代表他想法的，就是他的亲信白崇禧提出的“划江而治”。

然而李宗仁的想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历史潮流和民族大义，注定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

李宗仁过高地估计了总统的权力，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那么他所遇到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但现实情况却是，李宗仁在南京政府，只不过是个孤家寡人，无论是孙科还是陈立夫，都不买他的账。

后来孙科辞职，李宗仁试图拉何应钦出来主持行政院，但面对李宗仁抛出的橄榄枝，后者却根本不敢忤逆蒋介石的天威。

何应钦与蒋介石共事了那么多年，深知自己玩弄权术，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因此没有蒋介石的允许，他根本不出头露面。

后来，何应钦先是要李宗仁派吴忠信到溪口拜谒蒋介石试探口风，后又亲自跑到“校长”跟前接受耳提面命。

在得到蒋介石的点头后，他才出来担任行政院长——由此可见，国民党内斗不已，积重难返，根本不是李宗仁能够应对的。

对于南京代表团努力争取到的谈判结果，南京政府的高官根本不予接受，不是提出“中共不许渡江”的无理要求，就是反对“建立联合政府”。

距离签署《和平协定》只剩两天时间，李宗仁的手下白崇禧都跳出来，对谈判结果表示不满，骂骂咧咧一番，当场拂袖而去。

由此可见，李宗仁寄望扩大桂系势力的和谈，最终让他本人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实在是两头都不落好。

最开始的时候，李宗仁确实是想通过谈判，来为自己争取民意，借机打击蒋介石的势力，乘机做大桂系。

因此在最初这段时间，尽管中共一直在释放善意，一直在体谅他的难处，一直在做出让步，但李宗仁并没有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采取的手段，先是对八项条件表现出含混不清的态度，企图来个蒙混过关。后来见无法得逞，就采取“拖”字决，根本没有诚心实意想推动和平。

为了让共产党人放心，李宗仁特意两次向毛主席发出电报，表达自己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

然而在背地里，他却不顾共产党的反对，偷偷地将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然后李宗仁返过来，又要求共产党人将自己与蒋介石区别对待，对八项条件提出质疑。

李宗仁自以为瞒天过海，但事实上中共对他是“听其言、观其行”，早已断定他之所以对和谈如此热衷，就是因为挟带私货，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

当然，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就要尽百分百地努力去争取。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李宗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把共产党人的让步，当作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筹码的底气！

进入2月份以后，李宗仁在南京召开会议，对和谈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藏着掖着，明确表示要中共承认两个政府，不愿意与共产党共同治理国家。

4月13日晚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两党的第一次正式谈判拉开序幕。次日，南京代表团提出的书面修改意见达到40多条。

尽管在4月15日的第二次谈判之前，周恩来花了很长时间，与代表团成员交流，但碍于双方分歧过大，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第二次会谈时，共产党方面明确表态，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让步，但就军队改编和进军东南，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

为了争取让李宗仁签字，周恩来亲自到西郊机场送黄绍紘和屈武，希望他们回到南京后，尽可能帮助李宗仁摆脱蒋介石的干扰。

共产党方面已经是仁至义尽，但南京的李宗仁，却还在做着春秋大梦。他觉得凭借长江天堑，再加上长江水涨，他觉得解放军很难渡江。

因此，李宗仁还要同为桂系的黄绍紘向北平发电，要求宽限签字的期限。

然而，李宗仁根本没有想到，世事是非，有时候全在一念之间。

对于李宗仁延期签字的要求，中共方面断然拒绝。

4月20日深夜，李宗仁、白崇禧发来电报，明确表示拒绝签字，国共两党的和谈正式破裂。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短短的几个月，便彻底丧失了对大陆的掌控权。

可叹的是李宗仁，原本有很好的青史留史机会，却放任它从手中白白溜走，以至于连个人的发展机会都丧失了。

原本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寄予厚望，特别是在谈判中多次考虑他的立场，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比如，为了方便南京代表团回去后好做工作、说服别人，中共在很多方面的安排，都设身处地为国民党方面进行了考虑。

如果说这些还不够明显的话，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当时共产党对李宗仁的态度，就可以了。

那么，假设国共双方和谈成功，双方没有走到破裂的地步，那么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会给当时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李代总统，安排怎样的职务呢？

具体到李宗仁个人，为了让他能够宽心，在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多次通过南京代表团向他喊话，只要双方能够签订协议，以后商谈事情还和现在一样。

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连李宗仁的后路都考虑到了，表示到时候，他可以担任联合政府的副主席。黄绍纮回南京复命时，也多次对李宗仁讲过。

然而中共的让步，李宗仁并没有看在眼里，他觉得还是自己当桂系的头更合适，更希望由桂系掌控长江以南的地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能接受的。

李宗仁以及支持他上位的白崇禧，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桂系几十万大军，根本抵抗不住人民解放军。

随着桂系军事力量的土崩瓦解，李宗仁在蒋介石眼里，既没有了利用价值，也再难构成威胁。

和谈失败后，李宗仁万念俱灰，想到了像蒋介石那样引咎辞职。然而他的这个请求，蒋介石也不同意。

因为，蒋介石这时候再找不到替罪羊，来给他承担责任了，因此他要求李宗仁“继续领导下去”，并表示自己会“支持到底”，希望李宗仁“不必灰心”。

李宗仁知道，自己又一次栽在了结拜兄弟的手里。

因此，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李宗仁再三思量，还是没有答应结拜兄弟蒋介石到台湾的邀请，而是选择了远赴美国。

此时的李宗仁，已经没有了退路。反倒是此前下野的蒋介石，已经退到了台湾，有了落脚之地。

随着李宗仁赴美，桂系好不容易重组的新三巨头，就这样分道扬镳。参加和谈的黄绍紘，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力，选择了留下来；有着军中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则去了台湾。

李宗仁被私利蒙蔽了双眼，导致国共两党和谈没有成功。1965年，他回归祖国以后，每逢想起此事，一直后悔不迭。

值得一提的是，在谈到自己职务安排时，李宗仁表示想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但是中央经过考虑，并没有答应。

不过对于李宗仁来说，他还是为自己回到祖国感到高兴，此前1年在得知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身处异国他乡的他，像个孩子一样的欢呼雀跃。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宗仁敞开心扉，他为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

共产党人可以即往不咎，但属于李宗仁的机会，早在他当代总统时，早已被他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