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访苏，斯大林向他告了一状：你手下有个人挺牛的嘛

1936年9月，南京的秋天开始变得寒冷起来，街道上的树木也不像夏季那样郁郁葱葱。

在下关的一处秘密监牢中，一名男子因为形迹可疑，被南京的国民党特工逮捕，并受到审讯。

这名男子在这里已经被关了三天三夜了，但是在被审问的时候，他的精神却是高度紧张，没有丝毫的放松。

他知道如果被这些特务们看出什么破绽，就有可能给南京刚刚有所起色的工人革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于是，他咬紧牙关，没有向特务们透露任何信息。最终，特务不得已将男子放了出去。

两个小时后，男子被带到下关车站释放，前来保释的朋友急忙上前搀扶起已经浑身无力的男子，并问到：“逸峰，你没事吧？”

没错，这位男子正是南京铁路青年社的组织人——黄逸峰，而这次也是黄逸峰第七次因为进行革命爱国运动而被逮捕入狱了。

此时的黄逸峰也知道经历这次逮捕后，他在南京的革命工作也许也只能被迫终止了。

许多年后，这个因组织革命先后多次入狱的硬骨头，却同样因为革命问题“得罪”了苏联的同志。

后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还主动向主席告了黄逸峰的“刁状”：你手下有个人挺牛的嘛。

黄逸峰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敢于“得罪”斯大林？毛主席得知后，会怎样“处理”黄逸峰呢？

1922年秋天，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迎来了新的学生，这位学生就是刚刚从东台城考入这里的黄逸峰。

1906年黄逸峰出生于江苏的东台城，父亲的木行生意使得家里的条件在城里处于一个上等的水平。

黄逸峰打5岁起就被重视教育的父母送进私塾读书，天生机敏好学的黄逸峰也很快得到了教书先生的喜爱。

就这样，黄逸峰一路以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学习能力，考入了东南附中的初中部。

在附中就读期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五四运动”，这场属于学生的思潮运动瞬间席卷了全国各大高校。

当然，黄逸峰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自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黄逸峰，也是在这时第一次认识到了“革命”这两个字。

在宛希俨等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的影响下，黄逸峰在学校建立了学生组织——合作社。

很快，黄逸峰的合作社得到了南京方面的知识分子的认可，而黄逸峰这个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革命的这条历史道路上。

1925年，十八岁的黄逸峰成功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并且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经常去上海大学聆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讲。

仿佛每个成长阶段的黄逸峰都会经历一些事件一样，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纱厂发生了“五卅惨案”。

正在上海大学会堂旁听的黄逸峰，听闻反动势力在上海枪杀了十余名共产党工人后，立刻跑回自己的学校。

回到复旦的黄逸峰，第一时间召集了同学们，在礼堂慷慨激昂地对在场的人们说道：

“今吾派之进步青年，实为中国之进步青年！振兴民族当自吾等开始！然反动势力公然杀害吾等之同志，如不团结抵抗，何谈革命救国！又何谈中华复兴！”

黄逸峰的话语迅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黄逸峰的带领下，爱国情绪高涨的复旦大学学生来到街头开始游街。

在接下来的几天，黄逸峰不断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的行为，为广大工人阶级的斗争摇旗呐喊。

就在这一次次的斗争中，黄逸峰被组织选中，加入中共党组织后负责复旦大学的相关工作。

就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的黄逸峰，很快就成为了上海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带头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逸峰在组织中被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1927年的春天，对于黄逸峰来说是很特殊的一个春天，从学校毕业的他正式闯入了社会这个虎牢关。

而连续三次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也让黄逸峰迅速从一个稚嫩的学院青年蜕变成了革命工作者。

此时的黄逸峰不知道，他即将在这里面对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挑战。

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注定悲痛的日子，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

而当时正在上海指挥工人起义的周恩来，更是蒋介石计划中要处理掉的重要目标。

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未来，不顾危险的周恩来只身来到了由国民第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为他专门摆下的鸿门宴。

送周恩来进入斯烈地盘的司机，很快发现情况有变，他急忙联系了组织并汇报了周恩来这边的情况。

党组织收到消息后，连忙寻找能第一时间前往第二师司令部的同志，而时任中共闸北区委员的黄逸峰就成为了最佳人选。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正在闸北区委机关守候待命的黄逸峰，接到了罗亦农的电话：

“周恩来前往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司令部开会，和我们断开了联系，现在情况紧急，你一定要前往第二师，救出周恩来！”

挂上电话的黄逸峰瞬间紧张了起来，曾经直接接受周恩来指挥的他，深知周恩来对于我党革命事业的重要性。

但是在紧迫的形势下黄逸峰并没有失去冷静，他明白只靠他自己只身前往第二师的司令部，是很难突破封锁接应周恩来的。

于是，黄逸峰迅速地联系并找到了对当地情况更为了解且同样心系革命的军党代表——赵舒。

黄逸峰在赵舒的帮助下，进入到了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国民26军第二师司令部。

黄逸峰进到会议室内发现屋子里杂乱不堪，桌子上的杯子、饰品都被摔碎在地上，桌椅都明显被人推倒在地，显然这里刚刚经历了很激烈的争斗。

这时一个声音贯彻了整个房间“你们现在这样，打着革命的名号公然迫害同胞，反对人民，反对友党，难道没想过后果么？难道没有感到羞耻么？这难道不是对孙先生，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么！”

只见周恩来正站在斯烈的面前义正严词地质问起来，而赵舒此时也急忙上前劝说着斯烈。

黄逸峰紧忙挪步上前，守在周恩来身旁防止意外发生。

在周恩来的质问和赵舒的劝说下，斯烈只能放弃这次行动并且低头向周恩来道歉。

黄逸峰眼见情况缓和，便急忙带着情绪依旧激动的周恩来退到外面的汽车内，随后发动开车冲出第二师的包围。

黄逸峰的及时出现，帮周恩来成功脱困，并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党组织安排的安全地点。

也正是黄逸峰这次的化险为夷，让周恩来能够顺利指挥之后进行的南昌起义。

而黄逸峰也因此成为了保证我党军事武装革命成功进行的关键人物。

“四一二”政变风波过去后，中共在南京的党组织继续重新组建起来。黄逸峰也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出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

但随后，黄逸峰却被叛徒出卖，南京当地庞大的反动派势力很快就逮捕了黄逸峰。

被关在监狱里的黄逸峰情不自禁地自嘲了起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又回到这里了。”

没错，这是黄逸峰第二次因为革命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而此时距离他上一次被逮捕仅仅过去了不到三个月。

幸好此时的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激化，黄逸峰这次只被关押了两个月就被我党工作人员保释了出来。

重新回到组织的黄逸峰再次被任命为中共南通特委书记，负责包括他家乡东台城在内整个南通地区的组织建设。

回到东台的黄逸峰优先了解了当地地方武装起义的进展，并且在基层很快将我党的精神传达了下去。

在黄逸峰的组织带领下，南通地区的我党基层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甚至地方的农民武装力量都得到了系统化的训练。

就在黄逸峰看来一切都朝好方向发展的时候，他又被国民党逮捕了。

这次被捕，黄逸峰却经历了和之前二次截然不同的对待。

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在南通地区的影响力和组织力。

黄逸峰手脚戴上了沉重的枷锁，每天只能吃到一碗和泔水无异的餐食，甚至在国民党失去耐心的情况下经历了极其残酷的拷打与审问。

从黄逸峰第三次被捕入狱起，黄逸峰的父亲就开始变卖家产，花光全家的积蓄，才在爱国志士的帮助下，将黄逸峰的死刑改成了九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这九个月里，黄逸峰的身体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不过在黄逸峰看来，躯体上的疼痛完全不能动摇他对于革命的追求和决心。

就这样，九个月后黄逸峰拖着羸弱的身体，刑满离开监狱回到了自己东台城的家中。

一心参加革命的黄逸峰甚至等不及身体完全康复，便急忙前往上海，找到中共江苏省省委报道。

不过，现在一心向往革命的黄逸峰并不清楚，这次行程是他今后流亡南洋的开端。

回到上海的黄逸峰，等来的不是新的任命，而是一顶“政治动摇”的帽子——1930年我党内部“左”倾思想严重，左倾势力强占了我党的内部话语权。

一时间很多我党的同志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黄逸峰也在这里被强行脱离了共产党，开始了自己流离失所的生活...

辗转来到泰国的黄逸峰，依旧没有放弃对于开展革命的决心，在同胞的帮助下，黄逸峰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教育经历，在泰国曼谷创办了华侨中学。

黄逸峰也通过自己华侨中学的影响力，多次组织当地华侨组织代表参加爱国运动会议。

通过会议的号召力，黄逸峰在南洋华侨圈子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泰国政府对他也是越来越顾忌。

就这样，黄逸峰带领着南洋华侨和帝国主义连续斗争了三年，这三年里，黄逸峰又经历三次被捕入狱，每次入狱的原因都是因为其组织进行爱国抗日运动。

这三年里，南洋华侨的爱国力量逐渐壮大，而华人的爱国运动也越来越组织化、正规化。

泰国当局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惧怕黄逸峰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便将流亡的黄逸峰驱逐出境。

1934年，几经波折黄逸峰终于重新回到了家乡——上海。

已经脱离国内中共组织多年的黄逸峰只能再次凭借自己的知识考入京沪铁路局，在这里继续开展自己的革命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黄逸峰经历了文章开篇的那一幕。

书接开头，黄逸峰在第七次被捕后，于1937年冬天再次被迫离开了南京，前往广西桂林的广西大学任教，寻找机会重回组织。

一年后，黄逸峰终于有机会前往汉口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而此时的我党已经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班子，攘除了“左”倾错误势力。

于是重新联系上周恩来等人的黄逸峰接到了党组织热情的接待，并且黄逸峰在与组织的商讨下，再次前往苏北开展敌后抗战工作。

叶剑英对与黄逸峰提出的在苏北进行敌后抗战的方案十分欣赏，并且亲自安排新四军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与黄逸峰建立单线联系。

只身前往苏北地区的黄逸峰深知此刻的苏北可谓是暗潮汹涌，有着以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为代表的三方军事势力。

不过在苏北地区开展了多年地方革命工作的黄逸峰也知道，这三伙势力并非心系一处，只要与他们周旋牵制，就一定能找到革命的突破口！

刚刚到达苏北的黄逸峰，凭借自己早年在江苏积攒下来的声望和群众基础，广邀当地的各方势力和组织代表人。

为了探明黄逸峰背后共产党的想法，李明扬和陈泰运纷纷应邀参加黄逸峰的宴会。

但一直目中无人，瞧不起中国共产党的韩德勤却是连请帖都没接受，直接以蛮横的态度拒绝了这次邀请。

得知这一情况的黄逸峰不禁向身边的朋友说道：事情已成，事情已成！

很快时间来到宴会这天，身着中山装的黄逸峰第一时间就看到了会场里站在一起的李明扬、陈泰运二人。

“哈哈，这不是李指挥和陈团长么，久仰久仰。感谢二位对于在下的支持，前来参加宴会。”

黄逸峰仿佛见到老朋友一般热情地向二人打招呼。

“受黄委员邀请，肯定是要来的，不过有些事情终究还是要提前说明的好。”李、陈二人在黄逸峰面前依旧保持着谨慎。

黄逸峰很明白李明扬和陈泰运二人和野心勃勃的韩德勤不一样，他们二人只想保住自己现有的势力，能够在苏北地区安身下去。

于是黄逸峰向二人保证到：“我知道二位在担心什么，但是还请放心，无论我们新四军要什么时候来，要怎么来，来多少，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友军有任何影响，一旦作战胜利也会第一时间撤离这里，保证大家的安全！”

得到了黄逸峰保证的李、陈二人也将心放回了肚子里，随即保证一定配合新四军行动。

就这样在黄逸峰的周旋下，陈毅很快就率领新四军挺进了苏北，并且和李、陈二人建立了统一战线。

在三军合力之下，新四军和韩德勤在黄桥展开决战，狂妄自大的韩德勤率领的24集团军最终也以战败告终，这次作战直接粉碎了苏北地区顽固的消极抗日势力。

同时，在李、陈等地方势力的推动下，由新四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鲁苏边区游击指挥部在苏北共同组建了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

作为整个计划的主导者，立下大功的黄逸峰也在多方推举下出任“联抗”的司令员，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书生司令”，在苏北地区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抗日工作。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和平与安稳，而是迎来了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后开始的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中，最先开始的就是东北地区，此时的东北刚刚脱离日军的侵略处于一个百废俱兴的状况。

如果想保证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交通就成了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曾经在铁路局工作过，掌握铁路相关知识的黄逸峰再一次被党组织委以重任——出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

1947年冬天，黄逸峰带着建立东北地区铁路系统的任务来到了这片祖国最北边的土地。

抵达东北后，黄逸峰立刻意识到了当地铁路相关专业人才的缺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便去求助于拥有丰富高寒地带铁路系统知识的苏联专家。

当时东北铁路总局正好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于是，有很多前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可以提供帮助。

不过就在黄逸峰和苏联专家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使得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记住了这个叫黄逸峰的这个人，甚至在之后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还向毛主席“告”了黄逸峰的“状”。

黄逸峰为了培养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相关人才，经常邀请苏联专家们和东北铁路总局的工作人员进行学术交流。

大部分苏联专家来到中国都是十分友好的，他们秉持着邻国友好的态度，认真负责地教授着中国人。

但凡玉润美则必有一瑕，有那么几个苏联专家经常一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样子，行为肆意、态度蛮横。

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个苏联专家不停地用眼神和言语，骚扰我国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而这位女性工作人员当时出于大局观，并没有激烈地抵触苏联专家的骚扰，只是拒绝和这位苏联人交流。

苏联专家倒是蹬鼻子上脸，他们借着酒劲甚至将手搭在了女孩身上公然进行调戏。

坐在旁边的黄逸峰终于忍无可忍，他当即制止了这位苏联专家，并且严厉地怒斥这位苏联专家的行为有辱国体。

随后，黄逸峰让工作人员将这位专家请出了宴会，苏联专家顿时觉得颜面扫地。

苏联专家不仅不反省，回到苏联后，他还向斯大林说中国东北有个黄逸峰，这个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苏联人，而自己先前公然调戏中国妇女一事却只字不提。

斯大林听后拿着烟斗，嘴里一边反复地念叨着黄逸峰的名字，一边若有所思地点头。

后来，毛主席前往苏联和斯大林见面的时候，斯大林还便向毛主席告状：你手下有一个很牛的人嘛，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做黄逸峰的人，我听说他连我们苏联人都瞧不起呢！

毛主席向周总理问明实情后，则是欣慰一笑，同时他记住了这个为维护中国人尊严敢和苏联专家叫板的东北铁路负责人——黄逸峰。

黄逸峰也不愧于党组织对他的信任，解放战争期间，黄逸峰率领的东北铁路纵队共计修复了近六千公里的铁路、成功让东北地区的火车通车里程历程超过九千公里。

黄逸峰只给自己率领的铁路纵队下达了一个要求：那就是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

黄逸峰也成为了保障东北地区解放战争胜利的“开路先锋”...

老年的黄逸峰则依旧将自己的革命生涯进行到底，1978年年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中共中央对于社会实际情况的研究调查也变得愈加重要。

73岁的黄逸峰再次来到了工作岗位上，这次他的职位是——重建后的上海社科院院长。

自参加革命开始到现在黄逸峰从文到武，如今又一次从武回到了文，这戏剧性的经历让黄逸峰不禁有些唏嘘。

作为上海社科院的“高龄院长”，黄逸峰不以“前浪”自居，也不以“后浪”自居，而是以“新浪”自居...老人家时刻按照年轻时参加革命队伍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在工作上不断创新、不断“革命”。

当时，高龄的黄逸峰依旧废寝忘食地投入社会科学工作，短短的三年内，上海社科院的整体规模和科研能力就远超重建之前的水平。

在进行管理和建设工作的同时，黄逸峰也没有放下对于社科以及社会经济等专业知识的研究。

在这期间，黄逸峰发表了《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等极具影响力的著作。

这些研究成果很好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黄逸峰也再次在中国的改革之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0年9月26日，正在在上海交通大学礼堂上，向学生们讲授社会经济学知识的黄逸峰突然中风，倒在了他最热爱的讲台之上。

自此，黄逸峰便一病不起，1988年11月27日，黄逸峰彻底离开了我们，彻底离开了这个他热爱了一辈子的世界。

黄逸峰的一生可以说见证了许多我国近代改革历史的关键节点，而在每个节点上，黄逸峰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革命斗士。

黄逸峰用自己这辈子的所作所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本心：革命救国，一心为民。

黄逸峰的一生是贯彻革命的一生，是对我党、对人民矢志不渝的一生。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应当继承黄老精神，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让这盛世华夏终如革命前辈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