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斯大林过70大寿，因中苏条约大吵，周总理来“救场”

毛泽东一生中，到苏联去过两次。第二次去，苏联的领导人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当年他第一次访苏的时候，斯大林在他的屋子里安了窃听器。

这让本就对第一次访苏遭遇始终耿耿于怀的毛泽东更为恼火，于是他透露，当年在莫斯科，他跟斯大林“吵了几架，斯大林火了。”

始终以“亲密朋友”关系示人的毛、斯二人，在毛泽东首次访苏过程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矛盾？毛泽东又因何对这一段“旅程”耿耿于怀？中苏全新条约签订的背后，又有怎样的辛酸苦辣？

本期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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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年，也是斯大林七十寿辰。为了庆贺寿诞，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在12月6日晚上，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登上专列，开始了他期盼已久的访苏之旅。

十天以后，毛泽东专列到达莫斯科，并在当天下午六点，就见到了斯大林并与后者展开了首次正式会谈。会谈开始之前，毛泽东半是倒苦水、半是意有所指地对斯大林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噢，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

谈话中，斯大林问毛泽东为何在占领南京一个月之后才进攻上海，毛泽东解释说：“上海的粮食情况严重，早拿下来，就要解决另外600万人的吃粮问题。”

斯大林闻言，大声地向他的随从人员评论道：“这真是地道的农民逻辑。”似乎，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交锋”就预示着毛泽东接下来行程的艰难。

作为东道主，斯大林主动询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闻言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是应该搞出一个什么东西的，可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所谓的“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历史的“看客”们明白，斯大林自然也明白。

早在1949年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就主动提出，当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且表示“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并把军队撤出旅顺口。”

五个月后，刘少奇访问苏联，再度同斯大林提出和约问题，斯大林表示可以等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毛泽东已经到达莫斯科，可是斯大林似乎并没有表示出愿意解决历史问题的态度。

在12月16日当天的谈话中，斯大林提出1945年和约系雅尔塔协议中的内容，“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

因此，他们的意见是“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同时，他还用典型的斯大林方式对毛泽东说，如果他想要建立与莫斯科的新关系，就得按照俄国的调子做。

可以想象，带着修约的满腔希望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对首次会谈的结果是何等的不满与愤懑。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旧话重提”，并且“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甚至连周恩来赴苏的建议都被拒绝。

因而，毛泽东在会谈之后大发脾气。除去谈判桌上的拒绝，毛泽东在私下也受到了斯大林的冷遇：“我往斯大林家里打电话，那边竟回答说斯大林不在家，让我有事找米高扬”。

接二连三的“冷板凳”让毛泽东颇为不满。

当陪同毛泽东来苏的苏联驻北京专家总负责人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前往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看望毛泽东时，毛对他们发了一大通脾气，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难道我来这里什么事也不办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你们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毛泽东的这番“指桑骂槐”，目的就是为了借机向斯大林表达不满。

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1950年元旦，他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

通过这份谈话稿，毛泽东明确感到斯大林转变了态度，他开始同意商谈“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尽管斯大林的态度一时变化了，但是他并不能够完全放心，其他的苏共领导人也保留着不同的意见。

为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斯大林以毫无介怀的样子，将科瓦廖夫的一份秘密报告当面交给了毛泽东，很豪爽地批评科瓦廖夫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根本不懂政治，不该卷入到这种事情当中来。

但同时，他也借此提醒毛泽东：在两大阵营当中一定要站稳立场！所谓的科瓦廖夫秘密报告，是科瓦廖夫在随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交给斯大林的一份有关中共内部情况和政策倾向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

也正是因为这个报告的存在，加深了此前斯大林不改条约的决心。

即使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斯大林为何中途变卦，但这一变化，对中国而言，无疑是有利的。

为了消除斯大林的怀疑，毛泽东在1月13日，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和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

随后，毛泽东特意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方面。同时，他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批评与中共有着良好关系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的议会道路主张，并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批判，而后特意让人将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苏联方面的疑心，以推动新条约的签订。

就在一切局面向好推进的时候，另一件事情横生波折，让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又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挑拨中苏关系的演说，在如何处理此事的问题上，中苏产生了分歧。

苏联方面希望，由中国外交部出面正式驳斥，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可以由新华社这样的社论媒体，发表更为犀利的文字。

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了一份针对艾奇逊演讲的“谈话稿”。

苏联方面得知此事以后，极为不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毛泽东找去，说：“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在毛泽东的回忆里，这次双方的见面非常不愉快，他说对方搞了一个攻击他的大会，说他是什么民族共产主义、半个铁托。

面对斯大林的“进攻”，毛泽东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国有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等，我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这屈辱性的时刻，让毛泽东憋了一肚子气。

在与斯大林同车返回别墅时，他始终一言不发。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为了缓解尴尬，主动询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当即就猜到了他们对话的内容，命令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就在毛泽东满腔怒火之际，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1月22日，中苏双方正式举行了会谈。

尽管不愉快刚刚过去两天，但是这次会谈中，双方的态度还都是相当积极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方面“斗智斗勇”，逐条敲定条约细节，终于在2月14日晚上，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尽管尚有不如人意之处，但是，至此毛泽东的苏联之行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月17日，毛泽东又一次走进莫斯科车站，准备回国。

在临别演讲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中苏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称斯大林是“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

似乎，过去两个月的种种不愉快均已烟消云散。我们只能在后来当事人片段性的叙述中才得知，曾经的“冷板凳”其实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参考文献：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0

李辉：《幕后的尴尬: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上]》，《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李辉：《幕后的尴尬: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下]》，《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

孟昭庚：《毛泽东苏联首访记（上）》，《湘潮》，2020年第2期

孟昭庚：《毛泽东苏联首访记（下）》，《湘潮》，2020年第3期

丹童：《中苏条约谈判纪事》，《百年潮》，1997年第4期

杨冬权：《1949，毛泽东访苏内幕》，《中外文摘》，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