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毛主席全身而退，蒋介石：“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

抗日战争结束后，如何解决国内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大事。

出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竟然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

这注定是一场充满危险和争斗的“旅程”，毛泽东以及他身后的诸多共产党人又将会如何应对这次挑战呢？

本期内容就跟您一起聊一聊毛泽东出入“虎穴”的故事。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蒋介石第三封“请毛”电报发送延安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在毛泽东看来，大战之后，美苏需要和平，中国人民也需要和平，而和平是能够争取的。

当然，毛泽东也深刻地认识到：“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有上述诸条件，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等待机会来消灭我们。”

但是，即使明知蒋介石的不良用意，毛泽东也认为这次谈判“不能拖，应该去”。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重庆之行的问题。

在此前一天，毛泽东在与王若飞等人的商谈中，已经下定决心要前往重庆。

于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态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

为了促成谈判，中共可以做出不损害双方根本利益的让步，但是，“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此番言论足见毛泽东对重庆谈判各种艰难险阻的深刻认知和坚决克服苦难之决心，这也是最终《双十协定》能够签订、毛泽东能够顺利返回延安的重要前提。

尽管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心理上的强大准备，但是如何切实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也已成为中共中央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8月25日晚，在毛泽东与王若飞等人决议前往重庆之时，周恩来就连夜致电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郑重要求该办事处做好一切保障与保卫工作，细心的周恩来在电报中甚至连鞋子、衣服这样的“琐事”都关照无遗。

中央几位领导人在反复研究之后，精心挑选陈龙、龙飞虎、颜太龙三人作为毛泽东的贴身“保镖”。

临行之前，朱德和刘少奇会见陈龙，对他反复叮嘱安全事宜。以军事配合谈判，是中共定下的另一条“策略”。

毛泽东深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因而认为在谈判的后方，也要有所准备，只有这样，“我们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

毛泽东的安全，除了中共极为忧心之外，美苏也不得不留意关照。

毛蒋谈判可以说是美苏两国的共同愿望，当然他们也清楚，如何确保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必然是促成谈判的先决条件。

时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承诺一定会严格保障毛泽东的人身安全，

并派遣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自前往延安陪同毛泽东赴渝。

苏联方面，斯大林也两次给中共中央去电，声称毛泽东的安全会由苏美两国共同负责，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虽然中外各方在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上都下了很深的功夫，但是毕竟“单刀赴会”，面对的又是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谁也不能担保他会在谈判中途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

于是，毛泽东“向党中央做了交代，到重庆后，如果蒋介石把我关了或杀头，那就由刘少奇来代替我。”

在毛泽东赴渝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并增补陈云、彭真为书记处候补书记，以加强中央集体领导的力量。

这对蒋介石也是“一种无形的震慑。也就是说，一旦毛泽东出了‘意外’，中国共产党仍然行驶着坚强的集体领导。”

一切准备就绪，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27日专程来延安迎接的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搭乘专机前往重庆。

代表团一下飞机，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就告诉毛泽东：“蒋先生已为您准备了专门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那里地方好，设备全。”

毛泽东则回答他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住的招待所。”

谢绝了蒋介石的安排。

那么，毛泽东住在哪里才能保障安全呢？周恩来早有想法。他找到张治中，张治中表示蒋介石另外还准备了两处寓所可供选择，但都被周恩来巧妙否定。

最后，他拿出自己的方案：“这样吧，让毛先生先到化龙桥红岩村13号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居住，您看如何？”

张治中思考之后，表示了同意。就这样，毛泽东在重庆的居住安全得到了稍稍的保障。

不过，蒋介石“假和平”之心，大概已为世人所知。

毛泽东在会见张澜、沈钧儒等民主派人士的时候，后者纷纷向毛泽东表示谈判是蒋介石“演的假戏”、“摆的鸿门宴”，要毛泽东千万注意人身安全。

毛泽东则豁达地认为，蒋介石既然要演戏，那我们就陪他来个假戏真唱，中国共产党的一心一意就为和平的章程提供了一半的希望。

与毛泽东对和平的赤诚之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的心思。

蒋介石本无意和平谈判，三次电邀毛泽东，也是他自认为毛泽东必然不敢来渝，只要毛泽东拒绝，他就能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真的敢于勇闯虎穴，蒋介石就不得不硬着头皮与毛泽东谈判了。

由于事情始料未及，重庆方面竟然是在毛泽东已经上了来渝的飞机之后，才匆匆决定了一个相当模糊的谈判方针。

国民党方面如此一无诚心、二无计划地应对谈判，足以想见两党谈判之艰难了。果不其然，9月中旬，谈判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谈判桌下，蒋介石也从未放弃武装的力量。

9月5日，国民党开始向解放区和游击区发动进攻，截至九月下旬，蒋介石已经将36个军、73个师调到内战前线，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毛泽东在谈判中屈服。

面对蒋介石方面在军事上的强硬，关心毛泽东人身安全的各党派朋友纷纷提醒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9月22日，本来作为调停人以及对毛泽东人身安全做出重要承诺的赫尔利却突然离渝回国述职。

蒋介石也因为谈判僵局，而于9月27日前往南昌修养。

蒋介石的离去，让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谈判成为终结，于是，毛泽东也开始强调“有即回延安的必要。”

然而，进鸿门宴是容易的，要想出去，可就难了。关键在于，蒋介石愿意让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吗？

诚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在谈判中间，曾经一度产生了把毛泽东扣下来交给法庭审判的想法，甚至已经开始在日记里起草所谓的中共罪状，写了十几条，最后，他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写到：“如果我不拘留毛泽东，不加以审判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先烈。”

纵然蒋介石很多时候不乏直线思维的冲动与无法抑制的感性色彩，但是在扣押毛泽东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必须慎之又慎。

面对美国与苏联的希望，他擅自破坏谈判，是否能够对这两国交代？

面对中共“士别三日”的军事实力，他是否能够保证内战的胜利？

面对支持中共的广大民众与各民主党派，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舆论，他是否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如果礼送毛泽东回延安，则或可以借此来感动中共、感动毛泽东。

于是，在艰难的抉择之下，10月7日，蒋介石终于决定“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为了保证毛泽东能够顺利返回延安，周恩来在10月8日面见张治中，询问其能否“护送”毛主席回延安。张治中在经蒋介石同意之后，给予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

10月10日，《会谈纪要》签订，毛泽东决定于次日返程。11日清晨，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面谈。

上午，在张治中的陪送下，毛泽东坐上了返回延安的飞机，并于当天中午一点半安全抵达延安。

至此，为期43天的国共两党最高级谈判落下帷幕。就在毛泽东返回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的总统官邸里，边散步，边考虑把毛泽东放走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思考良久，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如此写道：“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

蒋介石的自信从何而来，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不过，众所周知的是，他的“一捂”很快就暴露在世人面前，但结果却与蒋介石的预料截然不同......

参考文献：

何仲山：《毛泽东与蒋介石 半个世纪的较量》，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12.

登高、熊斌：《重庆谈判后期毛泽东为何迅速离渝》，《党史博览》，2017年第5期

熊华源：《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重庆谈判始末(一)》，《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熊华源：《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重庆谈判始末(二)》，《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张家康：《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的博弈》，《党史文苑(纪实版)》，2012年第9期

王春龙：《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保护》，《党史纵横》，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