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

（一）7世纪末通过藤原京的建造和大宝律令的制定等而在内政上做出很大业绩的日本朝廷，接着谋求在外交方面也取得与此相应的成果。自天智天皇十年（公元671年）以来，与中国的交往已中断达30年之久。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大和东亚国际形势的转变，恢复日中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在大宝律令编篡完毕的同时，便作出了重新派遣遣唐使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