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

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在半个世纪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他一生从事考古，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在大陆销声匿迹……

一、引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地质学的研究包括了不少对于地面沉积现象，也就是地质学家所说的第四纪的地层及其所蕴藏的生物化石的分析。其中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自然是若干化石人的发现。这儿用“化石人”这一名词，是取它的最广的意义，包括现代人类的老祖宗和他的若干近支。至于地域上的两个名词“中国”和“东亚”，也釆它们广义的内涵，下文将有交代。

李济，29岁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1926年主持西阴村发掘，作为第一个独立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工作是李济的全部生活内容。他把国外同行斯文赫定所说的“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腰酸背疼”的名言，引申为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八年前，我曾在与今天同样的场合，就是在蔡孑民先生八十七岁的纪念日，讲《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今天，我又在蔡先生九十五岁诞辰纪念日，把这同样的题目再谈一次。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建筑在现代考古学与民族学组织的田野工作所搜集的材料上。要了解新基础的性质，我们应该先检査一次旧基础的结构。由北宋到清末，中国的古器物学家有过不少的辉煌成绩；但是很显然，假如我们墨守传统的方法做下去，这门学业的前途，就显得没有多少路可走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原因。让我把八百年来古器物学在中国进展的情形，先做一番概括的说明。

考古学已经列入我们国家学术机关的研究科目内好几年了。以中央研究院论，所花的经费差不多要占每年全院预算百分之三。至于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趣，更有十年的历史。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似乎凡是曾经参加这种工作的人都应尽量地说明解释。我个人参加这种工作已经快到十年了，觉得对于这些疑问，有一部分答复的责任，这就是作这篇文章的动机。

一部能说明中国民族文化之原始的上古史，是现在一般人渴望好久的了。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却有若干不同的看法。现在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相当多；各有不同的见解、立场以及成绩。今天我要讲的，是把本人参加过或是自己熟悉的工作，加一点分析，向诸位先生求教。

前言我今天的演讲，只是把些有关的材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自己并没什么特别新的意见贡献。在未讲到本题以前，我有几点要先行声明。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讨论文化问题的座谈会我因事未能每次参加，同时对于以往各次讨论的材料，因时间关系我也仅仅略为翻阅，因此我所讲的内容，可能与以往有重复之处。这是我要预先道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