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重新安排祖国大好河山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再次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发展明确了方向。
中华各族人民长期生活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留下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的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开来说就是,我们的祖先从距今一百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大地上,并不断接受早期智人和现代人等新兴人类的基因与文化成果,融汇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距今万年左右就驯化了旱作的小米和水作的稻米,驯化狗猪鸡等家畜家禽,率先步入农业村落社会,距今五千年左右形成城市和早期国家文明,距今两千年左右进入秦汉大一统帝制国家,直至辛亥革命和新中国建立,文化传统连绵不断,历史遗产丰富多样。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长城、运河、长征、黄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相继启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以新视野、新发展理念和新技术,满足新发展需求,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也是一项重新安排祖国大好河山,打造让历史、现实与未来交集对话的载体和可持续发展文明形态的伟大实践。
国家文化公园以文化为主题,以巨型线性遗产集合为主要对象,超越了以往脱胎于美国自然崇拜和保护的宗教情感的国家公园形态,公园建设和历史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相结合,将自然与人文、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文化与旅游、保护与发展相融合,充分体现了文脉延续、守正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的新发展理念。
五大文化公园的依托载体其实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结合自然环境创造的杰作。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长江流域是水作的大米文化发源的中心,黄河流域是旱作的小米(粟和黍)兴盛的中心,水旱结合的农业奠定了早期中国文明的主要经济基础。运河和长城实际上是支撑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宏伟工程。大运河把整个中国东部农业地区的五条东西向大河贯通起来,使农业地区成为一个互补的、整体的板块,为农耕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长城在农业和牧业分化之后较好地管控了农牧之间的冲突,使它们在较长的时间里既能够互相区隔,也能够有序地交流和发展,在冲突中也能发挥一定的防御和缓解作用,所以中华文明最终走向了一个农牧二元结构的多民族的超级文明体系。可以说,长城与运河让中华文明避免了其他文明在农牧冲突中衰落的命运,而得以延绵不断地发展壮大。
新时代建好用好包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在内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需要我们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有三点粗浅的认识:
一是国家文化公园姓公。有私园有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姓公,国家文化公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生态、文化与社会,处理好基层发展与国家形象、传统性与时代性、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首先要形成国家文化公园的共识,要共建、共用、共享,要在规划、设计、建设、利用和管理过程中保持开放性,统筹如此巨大范围内公园相关的各种要素、各个工程、各类功能以及各相关方利益,以协调可持续建设与发展为目标。
二是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是文化。国家文化公园不是迪斯尼乐园。长城、运河、长征线路是线性文化遗迹,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要突出它们的文化内涵,彰显它们内在的文化意蕴,同时要通过文化公园的建设满足时代的文化需求,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推动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融合。因此,它们的文化文明内涵还需要系统梳理深入挖掘,充分凝练和表达其所蕴含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三是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层面的文化公园。公园的文化要代表国家,要建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和中华民族新时期的精神家园。要加强公园规划的顶层设计,公园建设应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性发展规划,贯彻通过公园建设重新安排祖国大好河山、全面激活发展资源、提升中国文化水平和形象的目标。
总之,公园是载体,文化是灵魂,国家是站位。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当下应抓紧抓好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国家文化公园应做好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梳理,做好保护、研究、价值挖掘阐释和展示传播等基础工作。要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视为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全景式展现中华文明文化瑰宝的形式,要体现以文化人,要用好博物馆机构和博物馆化理念与方法。这不是说要大搞楼堂馆舍建设,而是要在展示呈现时彰显遗产的真实性、代表性、系统性,让文物说话,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二是国家文化公园应突出新发展观,强化服务性。应围绕遗产资源保存、展示、创新性利用、创造性转化进行各种资源优化提升和配置,强化服务设施配置,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观、于参与,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要用好新媒体新技术等方式手段,体现生态理念、环保观念和新发展观。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建与用的研究。目前,部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规划已经出台,各地也普遍启动了建设工作,但是应充分认识到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比如条件较好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计划在2035年初步建成。而公园的管理、运行更是百年大计、千年大事,要加强公园建设的理论方法研究,促进国家文化公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及具体的建设操作指南,完善管理协调机制;应尽快建立具体的公园建设管理运行的责任机构,统筹相关的具体工作;应鼓励建设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国家文化公园研究机构,公园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也可以再具体务实些。
总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个认识真实的历史中国、美化发展中的现代中国、面向未来凝聚家国记忆、提升公民素质、助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的过程,是建与用合一的过程。应努力把国家文化公园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对话的重要媒介和平台,中国式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示范样板。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李思雨
复审 | 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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