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华文明之光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河南考古进行时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去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今年5月27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又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的政治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明了方向。河南省地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河南起步，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站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深刻领会，抢抓落实。

01中华文明探源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从河南起步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联合中国学者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发掘，发现并命名了仰韶文化。根据在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进而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出现了“古史辨派”，怀疑中国文献构成的古史系统。面对这样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殷商帝王世系是可靠的，并提出了把古书记载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理论。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更是证实了商朝历史是信史。一些考古学者提出，中国考古学应当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己任。之后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了中华文明在本土起源并且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独立发展。中华文明探源始终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来最重大的命题。河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从考古学一诞生就肩负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伟大使命。

02河南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中坚力量

一是初步建立了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来，中央考古机构和河南省考古工作者主要围绕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反复讨论各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分布范围、所代表的文明形态等问题，逐步建立起了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明晰了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文化定位。

二是承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任务。2001年，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确定的几大研究片区中，中原地区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等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列入研究重点，其中五个都位于河南。河南考古学者在这个大型系统工程中先后负责并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等13个子课题的研究，成为该项目的中坚力量。

三是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围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18年以来，河南省陆续启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和“夏文化研究”两个项目，其核心就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阐释。其中“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5800年至43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中后期至夏文化之前的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发展并步入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阶段，对灵宝城烟、北阳平、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槐树、南阳黄山等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同时，开展了相关研究，推动了对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明化现象等的深入认识，对于探讨中原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探索研究，以解决中华文明的成熟形态——“国家文明”——夏王朝的诞生过程为主要目的。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1）龙山时代，以嵩山东南麓的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城址或中心聚落为核心开展工作，重点探讨不同环境生态、资源分布和文化传统背景下中原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道路。平粮台城址方正的布局、严整规划的房屋、完整中轴干道对称的格局和完备的排水系统等多方面，无一不展示出强烈的规划性。尤其是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理念和对秩序感的追求，此后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开历史之先河，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余庄遗址目前已发现中原龙山文化墓葬60座，其中大型墓方向、面积相近，成排分布，且均随葬成套的陶礼器，器物组合与摆放位置固定。这些现象反映出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分化严重，权贵阶层在墓地布局、墓葬规模、墓向及随葬品等方面遵守一定的规范，已形成较为严格的墓葬制度，对研究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礼制、社会复杂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新砦期阶段，以新密新砦、郑州东赵、巩义花地嘴、平顶山蒲城店、淮阳时庄等遗址为核心开展考古工作，厘清其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搞清楚遗址各区域遗迹间相互关系及确定不同文化遗存分布状况，全面廓清新砦期和龙山末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3）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偃师二里头、巩义稍柴、伊川南寨、宜阳四岭等二里头文化大型遗址为中心开展全方位的聚落考古工作，并与龙山时代的城址和中心聚落相比较，重点探讨二里头时期都邑、次中心聚落在聚落布局、功能分区、大型建筑、墓葬形态等方面表现出的新变化，以及二里头中心都邑与次中心等聚落之间的关系，揭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管理运行模式。

03河南考古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新成果

2018年5月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成果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河南省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要时空节点。

一是深入探索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仰韶古国。在距今5800年前后，河南省以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仰韶中期文化），已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其关键遗址包括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三门峡庙底沟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等。其中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作为中原地区仰韶时期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能够进一步深入对中原地区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命名为“仰韶古国”，推测可能和黄帝族群的活动有密切关系。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庙底沟社会形成了“集体取向”的独特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其“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传播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到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成为“最初的中国”一体化进程最靓丽的符号。

二是发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至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省以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其关键遗址包括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西山城址、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汪沟遗址等。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都邑性质中心聚落，为研究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王巍等先生命名为“河洛古国”，推测可能是黄帝族群在中原地区活动晚期的中心聚落。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灵宝西坡、北阳平、孟津妯娌、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出现了较明显的聚落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的现象，产生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即呈“金字塔”形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中原地区正式开启了文明化进程。仰韶中期豫晋陕交汇“金三角”地区出现的“仰韶古国”，仰韶中晚期郑州巩义一带出现以双槐树遗址为都邑的“河洛古国”，这在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中具有领先地位。

三是夏文化研究取得新成果。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展出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遗址，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

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距今3800年前后，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这一时期以及更早之前的一些时候，中原地区已经确切地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一时期的关键遗址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登封王城岗提取样本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该城址被部分学者推断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文献记载“夏居阳翟”、“夏启钧台之享”地望在禹州，瓦店遗址可能与此有关。

淮阳时庄遗址在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之上，版筑有东、西两座围垣，内部围合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围垣之内分布有密集的粮仓建筑，粮仓内存储的粮食主要是粟和黍。这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粮仓城，同时揭示了夏代早期在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可以看作是物化的早期“国家符号”。

新密新砦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填补文化发展序列空白，有部分学者推断该遗址和夏代早期“后羿代夏”历史相关。

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斟鄩”。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腹地，融合各方因素，与信仰和仪式有关物品虽然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因素，但都邑格局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传统，它的出现表明社会由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时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考古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表明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式确立，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完成。

此外，河南考古先后发现发掘的栾川人、灵井人和仙人洞原始人化石，勾勒出了中原地区人类进化演变的图景；李家沟遗址、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印证了中原地区农业起源发展的高度；濮阳西水坡遗址、南阳黄山遗址等丰富了对文明起源内涵的认识。河南省累计共有50项考古发现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全国遥遥领先。

04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活化利用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近年来河南省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引领而取得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推动相关考古研究的过程中，河南省一系列重要大遗址得到保护、展示和利用，建立起了庙底沟遗址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等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舞阳贾湖、渑池仰韶村、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一批考古遗址公园。截至目前，河南省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的遗址博物馆达到11处，另外尚有7处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过程中。河南省已经获批并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达到4处，另有9处考古遗址公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成立了早期中国研究中心，先后举办多届夏文化论坛和公众考古活动，已成为夏文化研究传播的重要阵地。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举办期间，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和庙底沟考古遗址博物馆同时建成开放，中国考古学大会及其他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期举行，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河南省建成开放的各考古遗址博物馆，已成为考古研究机构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科研基地，成为文物部门向社会公众宣传文明探源成果的主要窗口，成为考古遗址保护和服务社会公众的重要文化设施，成为教育和文化旅游部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旅游的重要场所，在推动文明探源成果宣传普及推广、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一批国家级、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让诸多陈列在中原大地上的珍贵遗产，重新绽放璀璨光彩，推动考古遗址逐步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新的文化地标，保留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增加了遗址所在城市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考古遗址所在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优化了考古遗址周边居民生活环境，为市民提供了优美的文化生活空间，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广大公众，初步凸显了考古遗址保护与文明探源工程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

（供稿：河南省文物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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