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晚期至早商时期中原腹地的生业经济

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的早商时期，中原腹地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革：二里头文化在整合本地和周边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于洛阳盆地强势崛起，迅速发展成以中原腹地为重心、并强力向外辐射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文化衰落之后，兴起于郑州地区的二里岗文化迅速取而代之，成为中原腹地的统治者。这一系列变化奠定了郑洛地区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为视角，除了梳理文化演变、聚落变迁等文化与社会层面的发展过程外，还需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尤其是生业经济的角度，对龙山文化晚期至早商时期的中原腹地进行研究。带着这种思考，我们以碳、氮稳定同位素结果为基础，结合动植物考古等相关资料，总结了中原腹地龙山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先民的饮食状况与家畜的饲养方式，希望能为深入讨论本地区生业经济的特点，及其与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就先民食物结构而言，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腹地主体人群的食物主要来自粟作农业产品，如粟、黍，以及用粟作农业副产品饲养的猪、狗和黄牛等。这应是本地社群对于仰韶时代建立起来的以粟作农业为主体的生业经济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饮食结构与主体人群差异较大的个体，如瓦店、煤山、郝家台、二里头等遗址均出现了一部分食物中明显包含了稻作农业产品的居民。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晚期的瓦店、煤山与郝家台遗址都存在着两组食物结构差异较大的分群，他们分别以粟类食物为主食，或以稻米食物为主食。前者除了来自简单的无随葬品的墓葬外，还常见于灰坑、地层、房址等遗迹单位，后者虽大部分来自灰坑、中小型墓等单位，但亦有一些出自带葬具、二层台、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丧葬习俗差异与人群间饮食结构的分化或有一定联系，但考虑到三个遗址龙山墓葬的葬俗上可分为简朴实用的王湾三期文化墓葬与讲求厚葬的石家河文化墓葬两种传统，我们推测前者可能是本地的粟作农业生产者，而后者可能与石家河文化人群的联系更加密切。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腹地虽然亦有少数个体饮食中有明显稻米或海洋性食物资源的信号，但本地绝大多数人群的食物源自来自粟作农业。

家畜饲养方面，龙山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家畜饲养方式整体而言较为灵活。大多数猪与狗的食物主要来自粟作农业产品，比如粟作农业收获与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秸秆、谷糠等谷草。与此同时，亦有一部分猪的食物中有较高比例的稻米等C3类食物。这种情况在瓦店、煤山、二里头、偃师商城遗址比较常见。需要思考的是，二里头与偃师商城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较高比例食用稻米类食物的家猪，氢、氧、锶等稳定同位素指示有些个体可能并非本地饲养，这为探索以王都为中心的生业资源的供给网络提供了线索。黄牛的饲养在不同小区域之间略有差异，洛阳盆地与郑州地区龙山晚期以来，黄牛一直以粟类谷草为主要饲料，且比例似有升高的趋势。但嵩山东南和南部的煤山与瓦店遗址黄牛采食了更多的野草或稻草。羊的饲养相对而言更加多样化，食物中的主体部分来自野草等C3植物，同时也吃了一些粟和黍的谷草等。总体而言，洛阳盆地与郑州地区猪、狗和黄牛的饲养可视为粟作农业经济的衍生产业，也反映了本地粟作农业在生业经济中的贡献更大。羊的饲养可视为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除了猪、狗、黄牛与羊这四种家畜之外，中原腹地先民可能还曾尝试对野生动物进行过饲养管理。花地嘴、新砦、望京楼、煤山等遗址梅花鹿体型大小的中型鹿群中，个别鹿表现非常高的碳同位素比值。考虑到这种情况只有长期食用粟和黍之类C4类食物的情况下才能出现，我们认为这些鹿可能与人类的饲养有关。

如果对郑洛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生业经济特点进行总结，我们或可认为本地粟作农业经济发展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吸收了黄牛、绵羊等外来的驯化物种，推广了稻米的种植，从而形成了多品种农作物同时种植和多种家畜共同饲养这一复杂化的农业经济。这些变化，尤其是黄牛与绵羊的快速推广及其饲养方式的适应性调整，推动农业经济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食物生产技术的出现势必会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能，这是人口继续增长和财富快速积累的前提，也是应对与缓解人口-资源压力的有效途径。生计方式的多样化可能会引起与之相适应的土地资源利用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进而可能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积累的增加，也使得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从事一些专门化的职业，比如管理阶层、神职人员、手工业者、武士、商人等。人群分化和社群分层，恰恰是社会复杂化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中原腹地生产力的发展，生业经济复杂化，和随之而来农业总产值的提高，支撑了二里头和二里岗两个广域王权国家建都立国。也就是说，农业经济为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粟、黍，以及少量的稻米和小麦，猪和狗的饲养，以及外来的黄牛和绵羊，一起为王国的精英阶层和臣民们提供了滋养。与此同时，生活于首都内的人们，日常所需的生业资源，维护统治需要的宗教资源和军事资源，并非二里头或二里岗遗址本身所能支撑。尤其是大量的粮食、家畜、工具、金属资源等，务必需要来自王国内部诸村落供给，或作为赋税，或作为贡品，或作为牺牲。此时，除了舟楫之便，黄牛的传入与普遍饲养，可能为食物、金属、绿松石等重要资源由小的村落向聚落中心汇集做出了重要贡献。交通工具的发展，拓展了王权国家经略的地域范围、加强了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联系，也为文化传播和互鉴提供了便利。

本文作者：陈相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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