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史前中国的文化基因

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多少有点危险，因为搞不好就成了种族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塔吉耶夫界定“种族主义”，是认为每个种族都有固有的东西，与其他群体不可通约。而这里把文化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是学习与适应的产物，是所有族群都可以共享的，每种文化都有其优势，没有什么不可学习的先天优越性。也正基于此，有关文化基因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文化基因论本身也是当代考古学理论中达尔文考古学范式的一个分支，并不是什么学术禁区。

最近读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的《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Genes, Race and Human History），有些启发。韦德的观点是，既然我们承认人类是进化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人类迄今为止一直都在进化之中，而不是在一万年前农业起源之后就停止了。人类当下的存在是过去所有时间在内不断进化的产物，自然也要包括历史时期在内。其进化单位可以是人类整体，也可以是稳定的社会群体。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基因会产生变化，最终影响到当下的存在。

以犹太人为例，这是一个基因交流相对封闭的群体，即便散播世界各地，其通婚范围仍限于群体内部，尤其是在其人口相对集中的欧洲。犹太人的人口只占现在世界人口的0.2%，但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占到总数的14%，下半叶占到了29%，二十一世纪初更是达到32%这个令人惊叹的比例。不能不承认犹太人的确聪明。

当然回顾犹太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么聪明的。犹太人因为受到罗马人的压迫，不得不放弃庙宇祭祀，转而通过读《圣经》来维持群体的认同，由此发展出了较高的识字率。在中世纪欧洲，绝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于是犹太人得以操持需要识字记账的放贷行业。这是一个极为赚钱的行当，有了钱，就可以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时商业活动中接触到的人与信息更加丰富，相互激发，于是犹太人就变得更为聪明。因为所谓聪明都是适应与学习的产物，是历史过程中机会与磨炼的结果。

正基于此，我想追溯部分中国文化基因的史前渊源。文化基因是个模糊的概念，它是在文化与生物过程中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一直在变化之中，并不存在先天的优越性，更不存在永久的优势。史前中国从距今一万多年开始出现农业的苗头，或者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了谷物农业，形成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华南地区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同样开始很早，不过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热带气候、土壤、疾病压力等）与新的资源机遇（根茎、水生资源），这里走向了一种依赖根茎种植、水生资源利用与狩猎采集结合的低水平食物生产（low-level food production）。

与之类似，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农业条件不佳，而全新世气候变暖变湿带来利用水生资源的机会，这里发展出一种依赖渔猎的复杂的文化适应。最适合狩猎采集的是西南地区，这里地形变化大，资源多样，狩猎采集持续的时间最长。北方草原地带发展出来一种新的农业形式——游牧经济，解决了如何有效利用草原地带的问题。中国的西北半壁采用的基本都是游牧经济方式，在部分水热条件较好的地方辅之以谷物农业生产。

这是我们从考古材料中看到的变化，史前中国的旧新石器时代转型并不只有一个模式，中国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选择并不相同。这其中北方粟黍农业、南方的稻作农业，影响最大，周边地区逐渐接受农业，或与之形成稳定的交换关系（游牧经济不是自给自足的）。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史前时代温带区域，具有农业起源条件的地方并不多，旧大陆以西亚和中国为代表。中国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历史上面对游牧民族冲击时，南方可以作为缓冲，这也是中国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所在的这片土地，雨热同季，尤其是稻作的产量比较高，能够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当然，它所需要投入的劳动也非常惊人，挖掘沟渠、平整土地、翻耕移栽……小时候的印象，农忙季节，水牛都要累瘦一圈。习惯上说，农业是靠天吃饭，而在农民的心中，最重要的是勤快，唯有勤快，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唯有勤俭，才能发家。勤劳是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

可以想象上万年的农业历史对中国人的影响。跟狩猎采集相比，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民族志中可知，农民往往瞧不上狩猎采集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狩猎采集者是真正靠天吃饭的群体，他们不会种植，很少储备，日子过得似乎很是自由潇洒，但也少有保障。狩猎采集者之所以不愿意从事农业多因为农业太辛苦，工作单调、繁重，需要长时间等待才有收获。一九一〇年前后，俄罗斯地理学家阿尔尼谢耶夫带队考察外乌苏里山区，这里居住有中国人、少数民族土著、俄国人、朝鲜人等，是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可以考察不同群体的文化特性。

他在《在乌苏里的莽林里——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中说：“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令人惊讶。他们有的猎鹿，有的挖参……只要有一座房子，便有一种新的营生……只要能使财源不断，他们是不怕花费力气的。”中国的刻苦耐劳是写在基因里的，这一点也是世界对在外打拼的中国人的印象，这背后无疑有千百年来吃苦耐劳生活历练的影响。应该说，生活于当代的所有人类群体都是吃苦耐劳者的后裔，否则他们是不易度过历史上一次次的生存挑战的，中国文明因为经过漫长的农业文化熏陶，稍稍显得突出一点。

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相比而言，欧洲错过了融合的最好时机。生物学家施一公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瑞典参加一个科学盛会，席间与一位瑞典学者聊天。当时正值中国成功发射了神舟载人飞船，施先生为此深感自豪。瑞典学者颇不服气，说是如果瑞典有中国的规模，早已把五百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了。

施先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甚至有几分惭愧。这件事传到网络上，有个网友提出一个非常精彩的回答：请瑞典先解决如何成为中国这样一个规模的问题。瑞典的力量最雄厚的时候也不过在北欧称雄，被彼得大帝打败之后四分五裂。而中国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范围的人们融为一体，不需要祈求神灵（宗教），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历史上的中国统一局面远多于分裂，这其中文化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为宗教矛盾相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中国开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打破宗教信仰、阶级出身、血缘世系、地域乡土，还有族群认同上的限制，把差异巨大的社会统合起来。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斯·韦伯、弗朗西斯·福山都把中国视为最早的现代国家。

相比而言，欧洲历史上似乎就是四分五裂的，有种观点认为这应该归因于欧洲破碎的自然地理格局。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禁不起推敲。欧洲大陆地理上的阻隔、生态上的多样性，都远不如中国。欧洲大部分地区地形平坦，河流便于航运，还有海洋交通的便利，地区之间的交流至少不比历史上的中国更困难。倒是将欧洲的离散格局归因于文化基因，似乎要更加合理一点。

欧洲继承的是古希腊的文化基因，古希腊文明的特点是城邦林立，各自独立。而中国作为原生文明，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中原逐鹿的过程。现有的考古材料显示，第一波文明高潮始于长江流域，以良渚（浙江）、石家河（湖北）为代表；第二波始于北方，以红山（辽西）、石峁（陕北）为代表；第三波高潮才轮到中原。

入主中原才能够说真正拥有天下，中国历代政治人物，哪怕是在割据时期，无不心心念念于一统山河，而以偏居一隅为耻。这个历史过程中尽管也包含着无数的冲突，但最终通过包容融为一体。包容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包括广大的疆域、巨大的统一市场、丰沛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厚的文化遗产。包容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基因在这个分化对立严重的世界上显得非常珍贵，设若这个世界多一些包容，何至于有那么多的冲突，那么多的流血。

长期的农业历史还造就了另一个关联的文化基因，和平或称平和。中国文化尊崇的道德典范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玉作为代表性的物质很好地表征了中国文化包容与平和的特性。中国是玉文化的故乡，近万年前就开始用玉。玉的特性温润，虽然品质坚硬，但色泽柔和。中国人也喜欢用玉来形容君子之德、女性之美。这一文化偏好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外界的欲求非常有限。农业驯化了动植物，同时也驯化人自身，经过驯化的动物失去了野性，人也如此，有了农业之后，人类才有了文明（civilization），文明的原义就有遵纪守礼的意思。儒家思想反对暴力，“子不语怪、力、乱、神”。

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绝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游牧群体对中原农业社会的劫掠，中原农业政权为防御而战；另一类是农业社会的内部动乱，底层农民受到压迫剥削太重，难以生存，于是揭竿而起。近现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通过社会革命来扭转乾坤；对外战争还是为了抵御外侮，但战争形态还是没有改变。相比而言，美国建国二百余年，只有几年没有战争，不断扩张，从最初十三个州扩充到了五十个州。和平是中国的文化基因，非不得已，中国不会诉诸武力。

漫长的农业生活还塑造了中国人偏好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即整体性思维。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总是先整体而后局部，比如中国人对“战略”一词的定义，就认为它是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而西方对“战略”的定义就是如何去战胜对手的、非战术的策略（金一南先生语）。整体性思维赋予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而在微观、中观上较为忽视。

考察西方当代社会科学，就会发现他们在中层的理论方法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我们学习。整体性思维与以分析为中心的近代科学观相矛盾，于是很长时间成了笼统、肤浅的代名词，不过它与后现代的科学观倒是非常契合。后现代科学强调整体性、非线性、混沌、自组织等，中医的精神与之契合。

这一思维的根源就是中国漫长的农业生活史，农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它的实质并不是人类在生产，而是人类让动植物生产，农业的成功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生产与自然节律一致，与动植物的习性一致，与人本身的需求一致，整体性是生存的保证。相比而言，西方所继承的希腊，其农业不是自给自足的，谷物农业与畜牧经济存在固有的矛盾，还需要通过远距离贸易才能满足生活需要，由此更偏向对抗与外求。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合群，换个说法，就是喜欢扎堆。在国内时，这一特点很少有人会注意，但是一到国外，就会特别引人注目。中国人之好合群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四万年前东亚人与高加索人群分开的时候。中国人中有体臭的很少，按韦德的说法，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经常挤在一起，或是为了御寒，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体臭者的基因没有留存下来。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可供一哂。

上万年的农业生活，强烈的家乡、宗族观念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群体，不合群的人是难以把基因传递下去的。也正因为合群，中国人也就成了世界上最难被同化的族群之一。文化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有社群存在，所以文化不容易丧失。合群影响到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集体本位（与整体性思维一致），与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形成特别鲜明的对比。

家庭是最小的集体，单位是基本的集体，集体是个体行动的目的，大的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小的可以为家庭、为单位（甚至是单位下面的部门）。不过，这一点目前变化比较大，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个人经济能力与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合群性弱了许多。

作为身处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我们看自己，不大容易注意自己的特色，也就难以发现哪些是有意义的文化基因。网络上曾经流传哲学家罗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准确预言，将信将疑之中找来罗素的那本《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来读。罗素作为一位局外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有一种旁观者的清明。二十年代初，他在北京访问讲学一年多，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往，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

他注意到一个我们几乎忘记了的中国特性，那就是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近万年农业社会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在阴翳中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中国人对美的欣赏是微妙的、细致的，有特别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国人写诗若不含一些典故，那么就会少许多蕴藉；中国人练习书法，若是没有上溯古代碑刻名帖之上，笔墨之间看不出联系来，那么纵然能够把字写得非常工整，也是不会有人欣赏的。

中国人的雅致是建立在对深厚历史文化的酝酿之上，仿佛酒一样，越陈越香。这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玉石的爱好上，玉的美就是含蓄的，含蓄也成了中国审美的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我想不可能有积淀深厚的文化意义，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悠长的回味。因为经历多了，中国文化不屑于那种没有余地、赤裸裸的表述；或者说，中国文化更多强调向内求，所谓克己复礼。中国文化的雅致是含蓄的、微妙的、深厚的。雅致是一个中国正在复兴的文化，也是我们值得发扬的文化。

文化基因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你不喜欢“基因”这个词，也可以称之为传统、习惯或偏好。文化不仅仅是人适应的产物，还是人自身选择的结果。人的世界是主动的，不是像动物那样总是顺动或随动（钱穆语），这可能是文化基因论所忽视的地方。选择（包括学习、博弈与决策）仿佛是走有许多分岔路口的道路，选择了一个方向，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另外的方向。中国古人因为很早就走上了农业的道路，很早就过着人口稠密的生活，很早就生活在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的生活环境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不得不，部分原因是主动的选择甚至是追求。

就像中国人的先祖很早就选择了崇玉，玉也反过来熏陶了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文化的至高梦想就是“天人合一”，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后面的许多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追求人与物的和谐，自然也追求人与人和谐，包括一个人内心的圆满与平衡，也包括与不同群体或文化交往时的包容与和平。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源在此，向史前时代的追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

过去数千年中，大部分时候这些文化基因是有利的，近现代则饱受诟病。正当我们即将要将其抛弃的时候，它似乎完成了调整，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找到了契合点。旧邦新命，一洗沉疴，令人欢欣。近代以来，我们酷爱刀刀见血的自我剖析与批判，这里换一种视角，或可以平衡一下。即便有读者不能苟同，也或可以理解为一种期望吧。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