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上古文明的精神世界和中国传统文化渊源

【说明】本文是郭立新先生为郭静云著《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2023年1月）所写序言。

这本书极大地满足了本人对于上古世界的好奇心，也激发起进一步探索的强烈愿望。

创造那些瑰丽神奇的青铜和玉石宝物的年代，已经离我们三、四千年远了。这些宝物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虽曾有过灿烂与辉煌，然终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土，以至于湮没于世而无所知，其后又因着偶然的机会不断被挖掘出土，重见天光，吸引世人的注意，引发世人的好奇心而急欲解读之。人们想要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这样造型，它们的构图方式为什么那么奇特？那些制作这些器物的古人，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自宋代金石学诞生以迄于今，对它们进行了解和解读的努力可谓千年不绝，一代又一代的睿知之士，怀揣着极大的热情，前赴后继，殚精竭虑，苦求答案。现代考古学出现后，这种对于历史本源和古人精神世界的求索更甚于前，且使用上了各种科学方法和手段。

千年求索的成果不可谓不丰，奈何那些创造这些宝物的人们，已经渺远难稽；而与他们精神世界的理解和沟通，则更象是在浓密的暗夜中前行；是故，对于那些青铜器的分析，对于其主人们精神世界的理解，虽然众说纷纭，著作充栋，可管窥真相的真知灼见亦屡被提出，然而，总体来说，终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迷茫、盲人摸象的局限和难中肯綮的失望。

直到读了这本书，始有茅塞顿开而豁然开朗之感，恰似晨光照进暗夜，使上古先民精神世界的历史轮廓显明如晨。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自2016年本书以《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作为书名出版以来，作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所以此次修订在内容上颇多补充和更新，特别是上编第五、七、八章以及中编第二至四章，内容皆有大幅更新和补充，且新增了中编第一章，所以，因此所勾勒的历史轮廓也更加清晰和全面。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书的主旨是透视中国青铜时代精神文化的源与流。不同于学界此前将郑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视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标杆，本书沿着作者在其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所论述的史实作为背景，并进一步加强或细化其论述和论证，认为：

早期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主流实为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后石家河文化可能为文献中所称的三苗和夏王国时代，盘龙城文化则对应着汤商王国时期（因其建国王为成汤而命名；又因主要在楚地，故又可称为“楚商”，与同样以地方命名的“殷商”相对应；同时因殷商习惯上被称为“晚商”，则此商又可称为“早商”）。后来殷人南下打败汤商，吸收并合并了汤商的谱系和文化，并自称为“商”，是为“殷商”。

书中以充分的事实说明，殷商是一个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具有系统的祭礼结构和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奠基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早期源远流长的稻作农作耕文化及猎民文化，先在汤商时期形成和成熟，后在殷商时期再吸收、消化而同化了多元的声音和因素，并被加以整合、整体化。周总体上是从此一文化基础成长起来的，不过，自西周中晚期开始刻意强调其与殷商的区分，而使文化面貌发生变化，逐渐获得新的意义。

总体而言，商文明宗教体系的历史涵盖千余年甚至近两千年的历史，直至秦汉才失传。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以两商信仰体系作为探索的主轴和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将两商文明视为多元的上古信仰总体化的“终点”，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后期传统形成的“出发点”。

本书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通过礼器和文献，主要探索上古神秘的神兽形象，包括当时最为重要的三种神兽龙、虎、凤的造型、意义及演变过程。

中编主要探讨非兽形的“天”、“帝”和“祖”的形像、内涵及其表达方式，以及巫师的身份及相关礼仪。可以说，上编和中编勾画了上古巫觋信仰的主要图景。

下编主要探索商代无形体的信仰对象和相关概念，包括天地、四方、五色、神明等，侧重于讨论这些对象和概念在商时代巫觋信仰体系中的内涵、意义，以及相关的祭礼活动、具象表达方式，还有此后在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轴心时代所经历的哲理化过程，其中包括对于后世中国哲学颇为关键的几个概念，如易、道等。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夏商周时代青铜器、玉器以及其他礼器的造型和纹饰迷惑不解。这一类形象一般以夔纹或饕餮纹最为常见，容庚、张光直等诸多前辈学者都曾进行专门分类和研究。近来学界往往以“兽面纹”来命名。

本书作者在收集分析此类纹饰形象及其变体之后，发现它们其实都有着“双”嘴口的结构。作者又发现，这种造型其实就是殷商甲骨文里“神”字的形象来源，所以，当时的夔纹或饕餮纹，准确地说，应该是当时的“神纹”。这种形象象征着“死”（被神吞食）与“永生”（被神吐出而再生并获得神性），是古人精神信仰的重点。

这种双嘴口结构和意义表达方式其实与人类学家经常讨论的通过仪式（又称“生命礼仪”、过渡仪式，即Rites of Passage）非常吻合。通过仪式由盖涅普最先提出，后来通过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提倡而广为人知，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生命礼仪之中。

此类仪式有三个阶段，即与过去状态分离(separation)，中间过渡状态(transition)和重新进入全新状态(reintegration)。在本书揭示的天神信仰中，这三个阶段分别被造型为被神嘴吞进（分离）、在神肚与神合为一体（过渡），从神口吐出而臻神化（经再生而永生）。可以说，此种观察和理解，突显作者在纷繁复杂而扑朔迷离的中国青铜时代诸多礼器造型和纹饰中切中肯綮，非常精准地抓住了上古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从而找到了开启上古精神文化殿堂的钥匙。

在此基础上，书中进一步描绘了商代人心目中的天神形象：天神神能的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万物之死生。但是负责上下相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

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天神负责一切万物死生循环，并赋予人以神格化的奥秘形象，通过祂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由龙形神母所衍生的“神子”，所以拥有超越性能力，而能获得天神的保祐；这也是后世将神龙作为帝王的象征的文化源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历史过程中，名称、形像和内在含义这三者并不总是同步演化、相伴共生而容易导致误解。“神”与“龙”这两个名词的能指与所指就曾因历史语言及精神文化的演化而相互纠缠，并发生多次转换。

在两商人心目中，“神”与“龙”所指并不尽相同。按照作者研究，在商人看来当时所有礼器造型上出现的夔龙纹、饕餮纹和云雷纹等，都是双嘴口结构的“神纹”，在他们心目中是管理死生的“天神”。而甲骨金文中的“龍”字字形却为单首单口，是头上带“辛”形（“辛”为十干日名之一，故此字还暗示着商王室对十干的崇拜）的虫王形像，一般用作人名、地名或族徽，这很可能代表着早商王室宗族的神祕始祖对象（图腾标志）。

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神”和“龙”两个字的所指和能指发生了混合、借用和转移。由于“神”的原初概念包含自然界与人生的死生，是非常具体的崇拜对象；但在后来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发展，“神”字的涵义不断膨胀，从一开始仅止于描述夔龙的形体，跨越到描述一切神妙的过程和超自然力量。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虽然“神”字字形变化不大，至今仍可追溯本源，但其具象表达方式在西周以后逐渐被抽象化和神祕化：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随着双嘴夔龙天神信仰减弱，夔纹开始几何化（窃曲纹）；春秋中晚期又演变成高度几何化的蟠螭纹，甚至变成为完全几何化的蟠虺纹，成为一种纯粹的装饰性纹样；另一方面夔龙被人格化，衍生出雌雄之别，逐渐远离双嘴龙的形象。经过这些变化，最终使“神”字、天神之本义与具象化的双嘴龙形象几乎脱离了关系。

也就是说，“神”字的本义在历史语言的演化中，逐渐从一种非常具体的崇拜对象（神兽天神），演变成为一种概念化的类称，用于泛指一切超自然的、神秘的力量和崇拜对象。这一方面使得“神”字与其原本所指代的夔龙形像脱钩，另也促使夔龙形像获得新的名称，即转用“龍”字来表达和命名自身（这种转用具有共同的语义基础，即“神”和“龍”之本义皆蕴含有生命来源之意，只不过前者寓意所有生命来源，而后者仅寓意商王族来源）。

同时，夔龙的形像也在改变，衍生出单嘴龙的形象（商文明中的“龍”原本就是指单嘴龙），并将其原有的部分神性意义赋予到单嘴龙身上。比如，在民间信仰中，单嘴龙成为管水的神（吐水原本是商文明中作为神兽天神的双嘴夔龙的神能表现之一），以及作为天子象征（在商文明中，王被认为是神兽天神之子，即神子）。

所以，在今天的语文中所讨论的“龙”的起源与演变，若放在商周及以前的语境中，所指应为“天神”这种神兽信仰崇拜的起源与流变。作者研究表明，此类形像可谓源远流长，内生于长江中游稻作文明的土壤中。

其形像源头最早或许可追溯到距今8200-7000年的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化，其后在距今约7000-5500年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一直可见其踪，在距今5500-5000年的屈家岭-崧泽时代扩展到长江下游，在距今约4400-3650年的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可见到此种形像趋于定型，最终由商王国（距今约3650-3250年）将其上升为国家宗教主祀大神，并随商文明影响力的扩展而扩大到广大范围内，由此奠定中国上古农耕文明共同信仰的基础。

在系统论述夔龙天神信仰的基础上，书中进一步描述和展示虎、凤和其他各种神兽形象在商时代的结构和内在意涵，以及它们与相关神秘符号的关系，并结合祈卜仪式、颜色等等非直接叙述的形象语言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商文明系统而完整的宇宙图景：

天中有帝，先王等祖先在祂左右；天空四方有四凤，在天上负责中与方的相合；天上另有神龙负责降甘露，从天上通过吞吐实现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水中有乌龟，能感受天意而参加上下之交；作为神灵雨的甘露自天降于地，而太阳和月亮以“明”的形像从地下升于天，构成上下“神”“明”之交；此外，地上中央有王，负责使中央与四方相合，并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时，人王从地的中央通达天中的帝。

作者在书中还细致讨论了东周以来哲理化、思想化所造成的上古信仰与后世认识之间出现的认知裂痕、思想鸿沟以及传承的脉络，具体如讨论“易”与“道”观念的演变，“神明”概念的复杂演变过程以及古人颜色概念的变化等。

本书堪称鸿篇巨制，但却大而不乱，清晰有序，前呼后应，逻辑严密。全书贯穿一条上古精神文化发展的主线，即从信仰到思想，再从思想到信仰的发展历程。作者擅于结构分析，特别是在讨论两商精神文化时，紧扣各种表象背后在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直视问题的本质、关键和核心，力求对商人的精神世界作全景图式的描写和整合式的观察与分析。一般来说，结构分析倾向于忘记或忽略历史过程，本书却将二者进行完美地结合。

书中表达的上古精神世界远不是静止的和平面的，而是不断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和演进。作者用很多篇幅讲述了两商精神文化如何逐渐在其早期的土壤，特别是在长江中游早期文化的土壤中形成，到了西周又如何变化，而后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又如何被哲理化和迷信化。

所以，这本书充分展示了在上古史领域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深度与魅力。我们从书中所看到的，是一条流淌了二千余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全景图式历史长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鉴古方知今，了解根源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文化。比如，读了这本书之后，就让本人对众多文化传统顿生恍然大悟之感叹，这种兴奋既源于好奇心被满足，亦因求知得真解而深感痛快！

这还是一本精雕细刻之作。那些汇聚到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无数干支河流，沿途的沟壑弯曲、风浪暗流等等，无不需要作者做细致的观察和了解。这使作者既需要有宏大气魄登高望远而俯览全局，又需要有拿起绣花针做入微观察和细致描画。正是受益于这种全局和细节的精确把握和掌控，使作者对于很多大家平时已经见多不怪的器物造型、思想概念和文化现象，能够做出独到的观察和理解，读来不由令人称奇，击节赞赏！

比如，三星堆出土神树底座上有一条神龙，树上有九只鸟，作者这样描述：“在这扶桑树枝上有九只小鸟休息，好像第十只飞走了正翱翔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只将轮流代替它。这里的十鸟象征十日， 树上九鸟代表九日；另一只为当值之日，飞翔于天空，而不见于树……神树下有一条龙开口，把龙的形象也合为一体。笔者假设，这种构图意味着第十鸟晚上回来时，先进入龙口，黑夜死亡在龙的身体里，只到了旦霞另一只起飞时，神龙吐它再生而坐在扶桑树枝上。这种构图形象而完整地表达了甲骨文所记载的丧礼中神与日的关系。”此类有趣而精准观察的例子还很多。

这本书生动诠释了作者历来提倡的历史复原与侦探之法。作者一贯主张，所有的历史复原，无论个案分析还是宏观观察，都应贯彻通考的方法，即搜罗和穷尽所有相关史料和证据之后做整体观察、分析和思考。本书通读下来，我们不免惊叹于其搜罗资料之齐全，证据之多样：诸如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青铜器、玉器等精美礼器以及汉画等实物和图像，还有诸多其他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记录和反映不同时代人之思想的甲骨金文和楚简，以及传世文献和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资料等等，无不在作者搜寻的视野范围之内。

作者一贯地认为，一切历史复原研究皆应以史料为基础。复原研究的出发点始于全面地搜集资料，循着资料给出的线索，从中提炼研究主题，还原事实，给出答案。对史料、证据的尊重也意味着研究者在事实面前要抱持开放心态，不能用任何理论、预设或成见来代替事实，不通过理论、常识、范式或其他“第三者”来代替史料，而要直接与史料沟通。不但要依史料之不同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亦应从史料出发加以确定，也就是说，并非研究者所有想做的题目立即就能做。合适而可行的研究主题和方案是在分析史料、疏理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某个主题在当下是否真正具有研究价值，复原能走多远，研究目标应该设定到哪个层面，皆建基于对资料的全面收集、疏理和理解。

历史复原一定要先从坚固的事实出发，以坚固事实为基础进行总体复原与推论。就此而言，上古史基本框架无疑只有从考古资料、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等一手史料和直接证据搭建，而不能首先就从二手的传世文献入手，造成主证和辅证颠倒。

对于考古和自然等一手史料，作者极力主张并亲身躬行这样的主张：研究者要尽可能地直接晤对实物和历史现场，多观摩实物，多实地踏查考古遗址，以增强对这些遗存和环境的感受和把握。

对于文献，作者认为，文献所反映的上古记忆经历了历史原型、口传与文本化的漫长过程，混杂了很多不同时代的观念与认识。清楚了解文献的形成过程，分辨其中哪些史料碎片来自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境时是至关重要的。但文献形成过程极难单纯凭借对其自身的考据而彻底厘清。一般情况下，只有在用一手史料搭建的古史框架成形以后，回头再透过文献中的史料碎片，或透过对文献记载所做的结构性分析，往往才有可能使我们看出文献所载哪种碎片包含有来自何种上古文化的历史记忆，并进而将其用于丰富由一手史料复原的古史框架，重建多彩和个性化的历史血肉之躯。

基于前述认识，作者认为，在历史复原中，所有史料皆有其价值和意义，通考极具必要性，但研究者必须要明了不同史料的信度、效力及边界，明其所能和不能，不要派错了用场。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严格遵循上述原则。开篇伊始，即由考古资料入手；其立论皆奠基于一手史料；当从一手史料看通以后，回头再看文献，发现文献中原本混杂的线团也变得清晰起来，其中某些线索甚至可以起到补证作用。

比如，书中首先对商周礼器上大量遍在的夔龙纹作结构分析，找出其皆具有双嘴口的母题，在此基础上引用《吕氏春秋•先识》所录“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并结合甲金文字分析，在此基础上所阐发的意义就水到渠成，非常自然。后面又结合上古信仰的衍化，补充论述在商人心目中的“神”，何以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变成为人们心目中贪食无厌的“饕餮”。这在另一方面也是在补充和解释《吕氏春秋》何以那般描述饕餮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而使整体论述变得立体、充实而生动。

又如，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也首先通过对考古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疏理和分析，建立起独到的古史框架，回头再看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以及屈原作品的描述，发现其中此前被隐藏了的线索。

不过，所有史料，既令是一手史料，也不能盲从，也需要分析和甄别。自然科学、科技考古史料大多是从特定场景和目标出发，用特定手段得到，都具有某种局限性、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而且很多认识经常互相龃龉，需要在了解其原理之后才能明了其意涵，才能用于历史复原。作者对古气候学、第四纪环境科学成果的整合与运用，皆充满此类智慧。又如，在复原殷周历史时，甲骨金文固然可以看作一手史料，但它们都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原本并非历史文本，故其所反映的史实残缺而不完整，局限性亦大。

同样地，虽然考古遗存是古人无意中留下来的，现今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一般情况下不会带有古人刻意为后世留下来的假貌，是故为直接接触古人生活的途径，是我们复原上古历史的主证材料。

但是，就象所有田野学科那样，考古材料的真实性还是会受到田野一线人员工作能力、认识水平和诚实与否的困扰。发掘人员有意或无意的误判，记录或报告编写者的偏好，或出于某种动机而故意捏造或选择性记录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就此而言，虽然可以相信考古资料大部分为真，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非真的可能性；特别是当考古记录明显不符合基本的人性或一般社会生活逻辑时，就不能不慎重而多加思考。书中对西水坡蚌塑龙年代的分析，还有对所谓石峁城址的独特见解，都表现了作者此种透过表象洞察真相的非凡能力。

历史是具体而生动的，因时、因地而异。作者强调，历史复原首先一定要采用复原对象所属时空的史料，其余都只能用来做一些参考和辅证；文献所代表的时空，首先属于其撰写者的时空，而不是其所表达的时空。本书就践行了这样一种谨慎的历史方法：一切历史复原都需要在有明晰的时间、空间的前提下进行。鉴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建议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史学思维多加留意，留心不同内容之时空场景等前提，以及针对不同时期而分别使用不同术语和概念。

比如，作者绝不用春秋战国哲理化时代才出现的“阴阳”、“气”、“五行”、“太一”这一类概念去描述殷周时期相关信仰，而尽量采用时人的说法或相对中性的、一般性的学术概念，尽力避免产生不当套用与简单归类。

又如，本书涉及到的历史时空，虽以商文明为主体，但同时上溯新石器中晚期，下及秦汉甚至更晚，涵盖了二、三千年诸多不同历史主体的上古精神文化及其流变。以作为本书论述重点之一的“神龙”信仰为例，早期农耕文化从观察到昆虫羽化再生现象而加以崇拜，到商文明成为社会共通的崇拜对象——天神，再到汉代作为四神之一的青龙，最后演变成为我们现今熟悉的龙神，其外在形像和内在意义都在不断衍化更新；这背后不仅仅是“神龙”信仰本身的演化，还包含着“神”这种观念、不同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观念的结构性演化。

为准确理解和把握这种现象，不但要“表里分合”“寻找主轴、追求掌握母题”，还要象作者所说的那样，“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从源流间反复观察和细细斟酌，方能品尝和准确理解其间的精妙与意味。这绝不是可以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或简单用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动态的历史过程。

诚如一些读者所指出的，这是一本立体而非单线叙述的思想史著作。这与作者大力倡导并践行整体性研究有重大关系。当代以学术分工为主的研究模式，往往只能摸索到诸多历史的碎片，从事学术的专业研究者正逐渐失去全面统筹问题和综合研究的能力。但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所欲探究和理解的是人类社会这个整体，而不是某个器官或碎片。

就历史研究而言，人类历史是一条长流不息的大河，而不仅是由那些零碎的片断（即所谓的专业知识）构成的。对于中国上古史复原而言，现如今如果一味只是强调局部解剖和分析，而不做整体性研究，不进行范式更新，已经不太会增加新的知识。不过，在当下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非专业的整体研究者，虽然怀抱极大热情，却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少科学方法论的自觉，仅仅以简单粗暴和想当然的方式，天马行空而在臆想中轻易建构宏大历史叙事，执念于一端，忽略或抽离了具体历史时空的复杂性、多样性，这亦是极要不得的。

所以，古史复原不能再以学科为本位而画地为牢，要超越学科，以问题为中心尝试整体性复原和重建。另一方面，古史复原虽然少不了想像，但也不能臆想，需要从观察事实开始，从基本史实出发。作者认为，“当一个研究者找出问题后，最关键的是怎样透过看似单一孤立的表象，尝试去了解背后的原因。在了解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当问题不同之时，我们也需要搭配不同的学科、方法和知识来解题。当研究者懂得对症下药，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时，才有可能接近问题背后隐含的意义。”

正是贯彻地执行问题导引下的通考方法，进行跨学科的整合研究，才有本书长时段宏观立体的厚度，以及短时段糅合系统结构与细节描写的深度。

历史复原如同破案，好的侦探并非要等到罪犯亲口承认时才算破案，其对证据的搜集能力和理解能力、对人性的洞见及对人类行为规律的了解，还有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优秀侦探应该具备的品质。在实际的历史复原中，既令当搜集完所有证据，谨慎辨析所有史料后，我们还是会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还仅是一堆历史碎片而已。它们或互相印证，也经常相互矛盾或冲突，还经常有史料不足、证据不足的情况，该怎么办？

历史复原研究的场景很像考古学家拼陶片。拼陶片需要技巧。需要分类，需要耐心、需要找准茬口，需要对陶器整体形状有认识，这意味着要加强我们对历史整体性、各种历史逻辑和各种复原技巧的训练。

近几十年间，历史学业有执念于细节考据的学风。扎实的考据确是在为历史复原做添砖加瓦的工作，于学有益焉，作者亦深得其味并身体力行，但却并不止步于此。因其深知，若总是就事论事地言说一些碎片化的证据，一味拒绝通过在细致观察和严密推理下进行整合与还原，或天真地期待材料某朝一日会丰富到将让历史不证自明；这种态度虽然看起来谨慎而客观，但却难以达到破案的目标，也背离了历史复原的目标和初心。

考古人都了解，拼陶片时，一件器物只需要将从底到口沿都能接上，一般就能修复整件器物。整体性历史复原研究亦如此。如同修复者看到并了解了器物整体结构后就可以将残缺部分用石膏补全一样，研究者若已然能够从诸多史实线索中分辨和把握到历史主体的整体性架构，就赋予了研究者对因史料不足而存在的裂隙和残缺部分进行适当补足和还原的强大能力；更能让研究者炼就火眼精睛，在经常矛盾和龃龉的碎片化史料和证据中找寻到更全面的事实真相。

可以说，作者对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文明的所有论述，包括本书在内，都已经融合为一个整体，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对上古史整体复原所做的努力。那些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相关的史料和碎片，在作者眼中却经常能很好地构成相互支撑和印证的关系。

所以，本书虽然在诸多方面远远超出前人所见和所说，但却绝非作者天马行空，绝非故意标新立异，而都是整体思考背景下所做的具体陈述或推论；这与那种并非基于事实，而单纯依靠现代创作者以今推古，仅凭有限知识对古代做大胆想像、推论或论述的情况，显然有着云泥之别，绝不可等同视之。也因此，若欲品味作者整体论述之精妙，最好的方法是通读作者各种著作，从整体观之，尝得整体意味。

在拼陶片时，我们会尽量把出土于不同单位的陶片分开来，先按单位、按层位来拼。如前所述，做历史复原时，我们也需要有明晰的时间和空间的框架，要把属于不同时代的史料碎片分好类，放到他们原本的时代脉络、空间脉络里，切忌无理由地穿越。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复原者，日常的工作就是穿越各种历史时空。但要记住，所有史料只有当能放入特定时空脉络下呈现时，才会显现其历史复原的价值和意义。

古人已然是今人的他者，我们如何才能进入那个古代的他者世界？

首先，要尽量放下自我，至少在研究时需要这样做。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我们的求真之路往往会被我们自身的偏见、学科的偏见、时代的偏见、地域和文化的偏见、认识论的偏见所遮蔽。正因为如此，作者强调“白纸法”，并再三呼吁，不要动辄以今释古，动辄以当前的规范和习见去一厢情愿地、片面地、玄想式地诠释古人。这样做不是了解，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知识，只会过早赶走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过早封闭我们求知的欲望。

是的，研究者难免会有自身立场、视角或工作基础，存在预设研究范式的可能性，白纸法旨在提醒历史侦探们，要经常反思并了解此类先入为主的预设对自身研究可能形成的遮蔽，而尝试从多方面观察和思考，用方法上的科学性与过程上的自觉性，去做纠偏去蔽的工作。

作者经常表达，“我没有观点”，“不许仅从一条材料说任何话”、“自行不取名”，言下之意在于，所有观察和理解均须以多重事实和证据为基础，让史料自己表达，不要言过其实，超出事实的范围。好的历史侦探，总是怀揣着对历史的好奇心，努力让自己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发现和思考，还原历史真相；但也要警惕让好奇心走到远远超出史料与证据所能支持之外。及时明其所止，也是优秀侦探必备的品质。

其次，要贴近他者。上古的历史主体千千万，他们原本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时空和文化背景下，就像我们一样曾经也有过鲜活的人生，各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和基础、技术和能力、条件和现实、挑战与适应、欲望和理想。虽然我们未必能完全了解这些，但至少我们应该像人类学家所提倡的主位研究法那样，尽力放下现时代所框限与加诸于我们身上的，通过人类共通的同情心、同理性，倾我们的全力去贴近和倾听他们，去贴近我们的研究主体而达致对古代他者的理解。

作者曾自言其在这方面的优势：其早年学过和做过做演员，做演员要通过自己了解他者，而表达他者。“所以我做历史，我觉得我也没有离开演员这个行业。”

支撑本书宏大历史论述的证据材料之多样，涉及学科范围之广泛，其所复原的以商文明为中心的、包括先秦秦汉在内的、二千多年内中国历史主流的精神文化画卷之连贯性与完整性，皆令人惊叹！可以说，这是本人所见过的对商文明精神世界做出的最具系统性，也最令人信服的学说之一。也惟因如此，虽然学界早已呼吁和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整体性研究，提倡围绕学术问题开展研究，但迄今实际成效却并不显著，原因就在于原创的、跨学科的、科学的整体性研究，又何其艰难！当今学科分工和研究细化，使各种专业知识日积月累而爆炸；哪怕是跟踪一个很小的专业领域，就足以使一个研究者不堪重负。

是故，若非具备超人般的能力和智慧，加上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阅历，还有无比的勤奋与专注，又怎么可能融会贯通考古、先秦秦汉历史、古气候与古环境、古天文学、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古文字、民族学、民俗学、图像学、艺术史、思想史、经学，甚至中国哲学……，等等那么多专门领域的知识而探得要领，得见全貌？

作者跨越欧亚、丰富而曲折的人生阅历，从小养成的多元文化视角，看透事物本质的独立求真精神，智慧、勤奋且专注的专业精神，超强的学习能力及丰富多元的知识背景，无疑在本研究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读者处处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到。

故也可知，这绝不是一本容易写作的书。记得刚拿到第一版的二校时，静云感叹道，“如果我不写《仁与命：孔子原旨与儒家思想形成》, 早晚会有别人这样分析而写出来；如果我不写《夏商周: 从神话到史实》，过一段时间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写得出来，因为这种史实隐藏不了很久。但是《天神与天地之道》，除了我之外，恐怕很难会有人再写这样的书。” 在她看来，这绝不是骄傲，而只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这本书涉及到太多的主题与领域，能与之完整沟通的对象会变少。

这本书并不容易读。但作者努力的目标之一，是让其变得并不那么难读。

说不容易，是因为这是个讲求快读、轻读、读图、读短文、浅尝辄止的时代，也因为书中涉及到的知识背景和所运用的资料，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而当前我们的学术工作却仍以各种专业为限，所以超出了很多人的专业范围；还因为书中的论述框架远远超出了当前教科书中的话语体系。

说并不难，是因为只要能够精读，保持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书中的论述逻辑和整体系统，书中清晰的条理就可以引导读者跟着作者的思路一路往前走。如果对其中某些论证材料不够熟悉或不感兴趣，尽可以跳过去，直接看看前面的导语以及后面的小结或结语，这样仍然可以将相关论述连贯起来。作者曾经在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每次都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兴趣。

所以，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只要是对先秦历史和考古，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源与流，对三代礼器与上古信仰主题感兴趣，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慢读、精读此书，应该都能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或感兴趣的话题；相信在阅读本书后或许会对中国上古精神文化渊源的理解更上层楼，甚至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上古世界；这时若再去看博物馆，那些此前感到神秘难解的青铜器和玉器，就都变得鲜活了起来。

此外，本书和作者另一本书《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以及《时空之旅：文明摇篮追踪》、《蓝色革命》、《论稻作萌生与成熟的时空问题》、《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大禹治水综考》等论著，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和团队对于中国自新石器革命到青铜时代历史进行复原和重建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地勾勒了作者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演进历程的认识。

如果说《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提供重新认识中国青铜时代大历史的框架和骨架，本书则重建和描写出这种历史的血肉之躯。比如，本书进一步论证以神纹为代表的反映中国青铜时代精神文化面貌的纹饰和造型，主要酝酿和来源于长江中下游文化互动的土壤中，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论证后世祖先牌位的原型最先见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的玄鸟实为鸷鸟，其与包括盘龙城在内的鄂东南一带习见的老鹰崇拜相呼应；长江中游的炼铜技术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在炼铜过程中发明了硬陶，等等。

若是能将这些论著一起通看，则不难发现，其所勾画的中国上古文明起源与演进的历史图景，其实已然清晰可见。

吾等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正是怀抱着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真挚热爱，旺盛的好奇心和强烈求知欲，作者的求学生涯，从了解汉代开始，一路往前追索，经商周而到达文明起源时代，最后溯及新石器革命，在万年时空脉络中探寻中华文明的本源与流传，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与演化，并将之视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她经常感慨生命之有限，而研究却无穷尽之时；以单纯求知为乐，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践行学者之本份。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见证了作者迄今使用中文写作和研究的全部历程，是作者用自身生命发出来的一束光，但愿能照亮笼罩在上古历史迷雾中的一小段路。

郭立新：《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序》，上海古籍出版2023年1月。

郭静云：《商文明的信仰世界与传统思想渊源》（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