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松 党郁：史前时代的“地道战” 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的地下通道

除了传统意义上地面生产、生活空间的开发利用外，史前先民对于地下空间的探索，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无限遐想。诸如地穴或半地穴式房屋、墓葬、窖穴、仓库、矿井等地下建筑的背后，无不彰显出先民对空间开发与利用的智慧。

严密的石城防卫

2021—202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进行发掘，考古工作者偶然间在第一道壕沟与第二道壕沟之间的“外瓮城”内发现了一个塌陷的深坑。坑内堆积极为单纯，为较纯净的黄土并不见任何包含物，且坑壁四周不甚清晰，非人工挖掘而成，这样的遗迹现象让在场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困惑。直至向下清理至底部，发现了光滑且经火烤的坚硬踩踏面时，我们才最终确认这处“深坑”确实属于人工遗迹。

随即以踩踏面为线索，迅速确认了遗迹东、西两侧边界，壁面平整光滑，清晰可见较长的成组的平行斜道状工具痕迹，推测应为木耒一类的长齿状工具挖掘而成。同时发现其南、北两侧仍有继续延伸之势。根据以往在该地区龙山时代遗址中清理窑洞房址的经验，我们推测“深坑”可能为“中部庭院、南北对开”的双间窑洞式建筑。然而，随着发掘与清理工作的持续推进，我们发现“窑洞”进深已超过已有认知且还有不断延伸的趋势，据此判断，其并非窑洞房屋，有可能为地下通道。

后城咀石城是目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龙山时代石城，位于河套地区龙山时代石城分布区最北端，属于比石峁石城次一级的大型中心城址。通过考古调查、测绘和持续4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我们已基本厘清后城咀石城有着龙山时代最为复杂、完备的三重防御体系，即由主城墙、主城门以及在主城门两侧设置的与主城墙相接的2座马面构成的第一重防御体系；由内瓮城城墙、瓮城城墙上布置的4座台基、2座墩台以及与瓮城城墙外侧毗邻的壕沟构成的第二重防御体系；由外瓮城城墙、城墙两侧马面、台基以及与外瓮城城墙平行布置且与两侧自然冲沟相接的壕沟构成的第三重防御体系。第一二、二三重防御体系分别合围而成“内瓮城”和“外瓮城”。

随着地下通道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后城咀石城的防御体系除地面上已见的“双瓮城与三重防御”结构外，还包括隐藏在地下由多条地道组成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系统。地上地下立体防御体系突显了后城咀石城先民对军事防御功能的高度重视，这可能与后城咀石城位于龙山时代石城分布区的最北界，负责扼守石峁联盟北界的功能有关。

后城咀石城地下通道距离地表较深，通过钻探和揭顶整体发掘均比较困难，且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故其完整通道体系尚未全部揭露，但我们根据已发现的部分通道和出入口可以判定地下通道并非一条，其走向布局也不是进出城最短的直线型设计。从最早发现的“深坑”情况看，这条通道连通G1、G2两条壕沟—向南通向G1，现已全部接通；向北通至G2中段与西段之间，但从G2北侧立面可知，通道至G2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向前掘进，自外瓮城城墙、马面之下穿越至发掘区以外，终点尚不清楚。

通过考古发掘与解剖发现，“深坑”实则为两条通道（TD1、TD2）的交汇处，二者虽隔着一道生土墙但仍能通过一拱形口（通道口2）相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两条地下通道分别从两个方向同时掘进，但在中间汇合处产生偏差错位有关；也可能分属两条不同通道，在此相会。通过考古发掘可知，TD1距地表5—6.3米，整体呈北高南低之势，宽1.7—3.4米，高2—2.4米，壁面可见齿状工具掘进痕迹，通道内堆积较为纯净，大致可分为上、下两大层，上层为顶部生土塌陷的堆积，下层为淤土堆积，较厚，分层明显且清晰。

此外，我们发现TD1端口在“深坑”西壁另存一用土块夹杂石块封堵的通道口（通道口1），高约1.7米，宽约1.8米，暂未继续发掘。前文所述，TD1通过通道口2可与TD2相通。经考古发掘与勘探证实，TD2向南与G1北壁圆拱形的通道口3相接，通道口整体保存较好，但通道底部低于G1底部约20厘米的现象曾一度让我们怀疑TD2穿过G1并南向延伸掘至内瓮城城墙乃至内瓮城空地之下。

为解决上述疑问，我们特意对G1通道口附近进行了小面积解剖，结果发现TD2并未穿过G1，换言之通道口3是进入G1的一个入口，这个推断恰恰又与在通道口3底部发现的大量炭灰痕迹相呼应，证明此地确有专人把守。由此可见，TD1、TD2属同一条地下通道，可从G1进入，穿过外瓮城、G2抵达城外。下一步如果证实通道口1也与G1相接，那么这个区域就形成了复杂的“Y”字形地道体系。

随后，我们在清理G2中段的过程中又发现了TD3，大体与TD1平行，借助G2两侧沟壁可确认TD3形同TD1向北穿越外瓮城城墙等建筑延伸至城外，向南暂未发掘，是通往G1还是与TD2相通有待下一步考古发掘予以证实。

近期，我们在G1的西端又新发现了一些地下通道痕迹，因为有了先前发掘“深坑”的经验，我们很快在已有G1的发掘基础上，明确了“深坑”范围，并确认通道口4和5。目前因天气原因，发掘工作暂时停止，但根据之前发掘2条通道的经验，新近发现的这条通道极可能从内瓮城直抵外瓮城。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大致可知：

一、后城咀石城的地下通道遗迹主要位于第二、三道防御体系之间即外瓮城区域，且均通向第三道防御体系之外的城外部分，防御的重点直接指向外围，如TD1、TD2、TD3和TD4位于G1与G2之间，直接或间接可相互连通，而新发现的通道则极有可能连通内、外瓮城区域，可能属于后备防御设施。

二、通道顶部距离地表5—6米，宽度1—1.2米，高度1—1.4米，顶部皆呈拱形，符合龙山时代窑洞建筑的工艺特征与基本样式，这类窑洞建筑在同期同类遗址甚至更早的遗址中均有发现。可见，随着建筑技术日臻成熟，为挖掘地下通道提供了丰富的技术积累。

三、G1与G2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十米，但地下通道却并非取最短距离进行挖掘，而是在地下互相连通形成一张网络，加之通道内宽度、高度都完全可供先民呈站立状快速鱼贯进出，可见其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具规划性的地下防御体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科技考古人员在地下通道底部采集的土样，经检测发现有大量碳化粟颗粒，据此可推测地下通道除具有出其不意的藏兵功能外还兼具有临时地下避难、躲藏等功能。

古代地下堡垒

从目前已掌握的考古材料看，因地下通道当时挖掘于地面之下四五米深，后期随着坍塌很容易被掩埋堵塞，不易发现。目前我国已知的几处大型地下通道遗迹皆因机缘巧合才得以重见天日，其中以用于军事防御或增援的东汉亳州地道、隋末张壁地道、北宋永清地道最具代表。

东汉末年曹操在亳州为运送士兵修建的地下通道位于亳州老城区地下，以大隅首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结构布局极为复杂。因特殊的军事作用，该地道被后人长期沿用并扩建，至唐宋时期仍对这条地下运兵道进行了多次修葺，直至南宋嘉熙四年（1240），因黄河决口导致亳州城被淹没，该通道也被淤泥所掩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城市建设这条地下通道又重见天日，经考古发掘可知其多位于地下2—4米，长度可达8000多米，有砖、砖木、土木等结构，内设单行道、平行双道、上下两层道、立体交叉道4种样式。

其中单行道是运送士兵的主要通道，高至1.7—2.1米，宽0.6—0.9米，每隔一段距离即在通道壁设有方形或竖长形的油灯龛用以照明，券顶上方相隔一段距离会留有直通地面的通气孔，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当作临时出入口使用。平行双道由两条相距3米左右的单行道组合而成，隔墙上每隔一段距离设有方形传话孔可供两道之间传递信息。此外，地道内还发现有猫耳洞、障碍券、陷阱、绊腿板、指挥室、铁刀、弹丸等多种供作战使用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尤以设置在单行道内通过突然降低高度的方式降低行进速度的障碍券、障碍墙等最为巧妙。

山西介休龙凤镇张壁村古堡下的地下通道，推测为隋唐时期尉迟恭在介休屯兵时所建，长近万米。目前经考古勘探证实的不到1000米，通过发掘可知地道呈立体三层，单层高约2米，宽约0.8米，仅容一人通过，最底层距地面约20米。地道内空间容量极大，见有窑洞、指挥室、马厩、粮仓、陷阱、闸门等各类设施，兼具监视、指挥、袭击、传令、通气、通水的功能。

河北雄县、永清等地发现的北宋时期地下通道堪称此类建筑的巅峰之作。雄县古称雄州，北宋时期为边关要塞，地处宋、辽交界关键地带，无险可依，故多以修建地下战道的形式增强军事能力。随着相关调查工作的开展，目前除雄县外，霸州、文安、永清境内也陆续发现大量地下通道遗迹，分布区域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是目前我国分布最广、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功能最齐全的古代地下通道网络。

1988年，永清就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地道进行发掘，发现地道内存有多间排房、排气孔、置灯台、土炕、闸槽等各类设施，地表通铺青砖。其建筑方法为先在地表挖出深浅不一、形态不一、大小不一、延伸曲折、走向不定的各种坑道，然后在底部铺砖，侧壁镶砖，顶部券砖，最后在券顶上填土夯实并加以伪装。这条地道以南关为起点，呈两条主线分别向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延伸，一条直指信安镇（古淤口关），另一条指向霸州镇（古益津关），地道内虽高度不一、宽度不一，但皆使用统一规格的青砖铺装，可见应属于政府修建的永久性地下军事工程，也是边关御敌的配套工程，既可以迅速传递情报，也可以出其不意迅速集结兵力到达前线。

上述这些历史时期的地下通道因旅游开发的需要，多数已经进行了大规模加固改造，缺乏系统的考古研究。后城咀石城瓮城区域发现的地下通道是目前唯一一处经过科学发掘的地下通道，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用于军事的地下通道，其局部构造与电影《地道战》所见相似，虽然朴素，但最为实用。

这些不同时期的地下通道，一般位于城市、军事据点、战略要塞所在地，与地面上的建筑相互呼应，功能是军事防御和突袭，能快速集结军事力量，输送物资，在地面战争条件不利时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样的地下通道在抗日战争中曾被广泛应用，即我们熟知的地道战。从晋察冀边区保定清苑的冉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发展成为能打能躲的地下工事，逐渐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转移、防火、防水，又能依托作战的地道网络，是冀中平原坚持抗日斗争的坚强地下堡垒。

中国的军事防御设施除了国家级别的大型防御工事长城外，大多以城市作为防御单位，通过城墙、环壕、护城河、瓮城、月城、马面、敌楼、箭楼、闸楼、角楼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城市防御体系。而地下防御工事因其私密性大多不见于记载，但却是我国军事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配套设施。根据地形地貌、修建位置、目的等不同，其形制、建筑技术、内部设施也存在差异，但其发展脉络清晰，是中国一脉相承的军事战略思想的体现。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2年12月刊，作者均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