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语

我这一本书的初稿自从1943年问世以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两年中也见着两篇书评，我也曾在1947年《大公报·图书周刊》中答复过他们。他们所提出的疑点并不严重，只有两点还需要说几句话：第一为他们一看见搀杂神话的历史传说就起了极大的反感，倾向于一笔抹杀。宁可相信《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所载为“尚像人话”，对于《墨子》书中所记的搀杂神话的史实就要完全否定。

我当日的答复曾说：他们“这种倾向或者也可以说不大错误，可是要注意的就是这种倾向并不是从近日才起，实在孔子、孟子、荀子、太史公及宋朝诸儒全带这同样的倾向。他们反对神话是对的，但是对古代社会的复杂情形理解得不够，不明白神话在当时的实在价值。他们同近人不同的就是他们比较谨慎，不信神话，就把这一部分去掉，完成人化古史的工作（他们这样意趣的工作并不大错误，但是他们所用的方法大有问题）。近人则胆子较大，一见有神话的嫌疑就完全否定它。

我们现在如果完全相信史实中所淆杂的神话，固然太属盲信，可是要密切地注意到：古代是神话的时代，那时候的人无法脱离鬼神去思想。我们现在可以毫不疑惑地断定：凡古代的史实，只要那里面不搀杂神话，大约全是伪造，至少说它是已经经过一番人化的工作了；反倒是淆杂神话的说法尚属近古，想推测古代的经过，只有从那里钻研，才有可能得到靠得住结果的希望”。这一段的说法我现在还是相信它大致不差。这就是说不搀杂神话的古史传说或者靠不住，或者是已经加过工的材料。有些传说虽说里面搀杂了不少的神话，可是它们却的确是从当时流传下来的，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可靠的史实。极端疑古派人想一笔抹杀它们是错误的。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作者：徐旭生

商务印书馆

2023年4月

第二是他们还沿着从前的看法，不承认《山海经》中所叙述关于帝俊的传说是真正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相信他是由汉代人从帝喾或帝舜的事迹所综合臆造出来的人物。他们主要的理由是说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或造物主何以不见于古书？《山海经》内所说关于他的话究竟从何而来？

我回答他们的话大致是说：古代人并不作伪，就是《尧典》《皋陶谟》《禹贡》《五帝德》《帝系》《五帝本纪》诸篇中所载靠不住的材料，那是因为他们作综合工作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不够精密，并不是他们有意造谣。可是自《尧典》等篇写定后，因为它们可以满足当时人心理上的需要，所以不久就压倒一切成了古史籍的最高权威。到春秋战国时代，人知相当进步，大家谈“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

他们对于鬼神的信仰已经近于将蜕化的程度，如果当时的人作出错误的综合工作或想作伪，那就一定相当地人化和理想化，绝不会添加些当时人已经不很相信的神话。并且他们如果想作伪，他们也将要按着在当时已具压倒形势的《尧典》等篇的系统去作。走相反的方向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关于帝俊的传说，神话趣味异常浓厚，而又与《尧典》等篇的系统完全相违背，这怎样是可能的？

如果一定说《山海经》的作者剽窃古书以作伪，那古书具在，必有相当显著的剽窃痕迹可资指摘，可是比较双方的传说，却又很难比附。现在关于帝俊的材料共十六事。他及他的子孙功绩极大：“自农业、工业、交通工具、文艺，没有一件不是他的子孙所发明。弓矢虽不是他子孙所发明，而羿必须受他的‘彤弓素矰’，才能‘去恤下地之百艰’，这就是说除人民的百害。这样说，除了他还能有人类，还能有文化么？”这一切丰功伟绩却绝不见于帝喾与帝舜的记录中。

反过来看，帝喾的煊赫荣誉是他有四个有名的儿子，帝舜的事迹更多，却绝不见于帝俊的大综合内，对对付付可以相比附的不过寥寥不很分明的二三事，岂不是太可怪了！古人所以必用此寥寥不很分明的二三事以与帝喾及帝舜相比附是因为他们先有《五帝德》《帝系》《五帝本纪》的系统横在胸中，又觉得像帝俊这样伟大的人物万不能不在此系统中占一地位，所以就去尽力寻找，得着一两件对付可以比附的材料就去比附。他们所得的结论实在不足为典要。

至于帝俊传说不见古书的一点，我也感觉有些困难。可是我猜想帝俊及帝江的神话发生得很古，或远在华夏集团还没有离开昆仑丘脚下的时候。以后在高阳氏、有虞氏及殷人的宗教集团中，或者还有相当煊赫的地位。可是自从周人想推翻不惟为政治宗主而且为宗教宗主的殷朝，尽力建设一种素朴的民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以为依附，而后天道及鬼神的观念起了一种颇大的变化。到春秋时代，像孔子一类的人物对于鬼神总是拖泥带水，带着不即不离的态度，他们对于混杂神话的历史事实还可以相信，或者也作些人化和理想化的工作。

至于像帝俊、帝江等类完全神话的人物，他们完全不能相信，所以也没有谈及。我们今日没有理由因为他们的名字偶然不见于古书，就说这些传说完全出于后人的伪造。我这样的解释自己也觉得不十分的满意，可是沿用郭璞诸人的说法，那困难恐怕更要大得多，至少说绝不比我所用的看法所有的困难小。这一点还希望将来有人继续研讨，或者可以得到更为满意的解释。

最后还有一点要告诉读者的，是对于“绝地天通”的解释及帝颛顼之为宗教主一点是我第一次这样提出的。可是对于这一点我不能像对于蚩尤属于东夷及禹治水诸问题一样，有充分的把握。对于蚩尤等问题，不至于有大的错误。对于帝颛顼的问题（包括有虞氏及殷人各问题），我的假设却不晓得将来是否能够成立。不过我觉得帝颛顼绝地天通的传说来源极古，绝不是后人的臆造，应该告诉读者说的是：我这样解释颇受英社会学者马林科夫斯基的影响（看的是李安宅先生的译本，书名忘记）。

解放以后我经过学习，才知道马林科夫斯基学派不够科学。不过我觉得我虽然受到他的若干影响，但是基本的观点与他有所不同，现在检查，还没有看出自己的解释有太不科学的地方，所以还是提出来与治此学者共加商榷。如果有人对此点惠赐批评，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看出我的受病的来源，批评也就更容易中肯了。

195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