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

为什么一个经常受歧视的人，久而久之，对他人的侮辱性话语行为变得毫无反应？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个“历史”，即使那“历史”让我们成为原住民、少数民族、新移民、劳工阶级、女性，并成为征服者、主体民族、老居民、男性与资产阶级之外的社会边缘人？为什么一个赤脚走路已习惯的人，踩在尖锐的砾石上不觉得痛？

人的神经系统具有反射作用，能透过身体末端的感触神经将外界刺激讯息传达到脑部，然后让我们很快的作出反应，避免身体涉入危险。这就是为何我们赤脚踩到太烫或太尖锐的东西，我们的脚会很快的抽回。然而我们的身体也有保护自己、习于外在环境的作用，所以经常赤脚走在锐石上，脚底会生出一层老茧来隔绝外来的刺激与痛楚。经常受歧视辱骂的人，心上也会生出一层老茧，以避免太多外来的侮辱刺激让心淌血。

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历史与“历史”

说得明白点，“历史”便是建立此虚拟世界的重要知识之一。譬如，若一部美国“历史”开始于英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以及随后百余年更多欧洲移民来到被称为新英格兰的美国东岸地区，在此形成美国最早的十三州。若我们将此当作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那么原来居于本地的“印地安人”便成了被征服者，较晚来自非洲、亚洲的人群成了新移民。经过两三百年后，若人们还相信并强调这样的“历史”，自然人们也相信一个10来岁的欧裔美国青少年比一位80岁的美国老华人更有资格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以上“历史”，哪一点不是历史事实？我们相信这些历史事实，因此不得不接受自己边缘的或优势的社会身份？

然而，并非如此。那些事件为历史事实是一回事，但它们被组构成一个“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譬如，美国“历史”也可以写成：原来北美洲有许多土著在此各占地盘、相互争战，他们有些是印地安人的后裔，有些是欧洲移民之后，自从我们的英雄祖先从非洲（或亚洲）来到这儿之后，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历史”也没有虚构的成份。然而相信这“历史”，美国的族群关系将与今日不同。所以，并不只是历史事实造成“现在”，而应是历史事实造成部分人掌握社会权力及历史记忆，历史记忆让人们生活在“现在”之社会现实中。

这就是以上说的，我们生活在历史记忆（以及其他知识记忆）造成的虚拟世界中而浑然不知。因为我们活在“历史”（指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事）规划的社会现实中，而社会现实又是如此真实，因此人们不怀疑“历史”——我们以为“历史”便等于历史事实。这也解释了一个谜团——无论是中文里的历史，或英文里的history，都是一词两义：过去真正发生的历史，以及人们记得的、叙述的、书写的“历史”。法国诠释学者保罗。理柯（Paul　Ricoeur），曾注意此一现象，并以人类普遍的“历史性”（historicity）来解释它；他称，“历史性只是指一个基本但切要的事实，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是如此的历史生成物”。

反思性

今日许多社会科学界所称的“反思性”（reflexivity），各个学科、个别学者对它常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在这方面，我倾向于接受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见解：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常让我们对外界事物缺乏反思性认识。个人的社会认同、社会现实与学术法则等等，均让我们在认识外在现象、事务上非常迟钝。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脚底生了老茧，我们踩在烫的、尖锐的砾石上，却没有抽回脚的反射动作（reflex）。不断生产缺少反思性的知识，常使得许多不当的社会现实，或负面的社会价值，继续存在并且被强化。因此反思性研究，便是透过一些新方法、角度、概念，来突破认知的“茧”，来深入发掘隐藏在表相之下的本相。

在其著作《反思社会学引论》（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中，布迪厄指出三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认知偏见。虽然他批评的主要是社会学，但也可視為对一般性社会科学知识之批判。这三种认知偏见，第一是社会性（social）偏见；研究者处于某种社会文化圈中，因他的出身背景，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认同，所产生的认知偏见。这是最普遍的，也是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的一种学术认知偏见。第二种是学术场域（academic）偏见；这是指一个研究者居于学术圈及学界某位置，因此产生的认知偏见。如一个学术机构的首长，一个写论文的博士生，各因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而与他人有利益与权力角逐关系，此皆影响他们的学术认知。第三种，也是他最重视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这是指，学者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设的理论、方法、原则、辞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描述与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举例来说，如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理论、辞汇所建构的知识，经常因强调“他们”的特殊性，而加深被研究对象（原住民、少数民族）的社会边缘地位。又如人类学知识强调文化、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价值，使得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社会剥削与迫害，却因尊重宗教、文化，而对由此造成的剥削与迫害视为理所当然，或明知其非但也认为不宜干涉。

以上布迪厄指出的是学者们（特别是社会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因对自身社会背景缺乏反思而产生的认知偏见。事实上，上述几种认知偏见都更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出身背景，我们在此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由学术知识透过社会教育转化而成的“常识”，都是一层层的帷幕，或脚底的皮茧，屏障着我们对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感触与认知。

布迪厄的反思性研究见解，与他的习行理论（practice　theory）密切相关。我认为，这个理论的精华表现在其名著《区分：一个对于品味评价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的一个名句上——“表相造成的本相，与本相造成的表相”（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对于这个看来莫明其妙的句子，我的理解是：我们许多的言行表征（表相）强化了社会现实本相，而在社会现实本相下，我们又自然而然的产生特定言行表征。譬如在一社会中，人们歧视女性的言行（表征或表相），强化男性中心主义这社会现实本相；相对的，在男性中心主义之社会现实本相下，人们也容易产生歧视女性的言行。布迪厄认为，人们这样的言行常常是在他们的意识之外，因着某种习性（habitus）他们自然而然就这么说、这么做。我将布迪厄所称的　practice译为习行（在中文学术界许多学者译之为“实践”），也是为了顺应他的这个看法（以及配合将habitus译作习性）。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表相的社会中，我们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然而我们很少去深究、认识社会本相，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所做的经常更深化社会本相。这与前面所说的，“历史”　造成现实社会情境，而在现实社会情境中人们也相信并继续述说或书写这样的　“历史”，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所说与所写的“历史”也是一种表征、表相，而现实社会情境便是社会本相。所以我们可以把布迪厄那句名言，换个方式来表达——“情境产生于本文，而文本也产生于情境之中”（context　in　text　and　text　in　context）。这文本，特别指的是人们的历史记忆文本。

既然历史记忆“文本”与社会“情境”的对应关系，和社会学者所称的社会“表征”与社会“本相”的对应关系相类似，这也表示我们可以用同样一套方法——因研究对象差异而略加些修饰——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与当代社会（社会学者与社会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写作目的

我写这本书，首先，是为了提出一套分析种种文本、表征（表相）以探索社会情境（本相）及其历史变化的方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我且称之为“反思史学”。这也是我，一个“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然而读者也会发现，我从人类学、社会学中得到许多思想泉源，因此这一套分析方法不仅应用于史学，我也希望它能对人类学或对人类社会文化的一般性研究有些贡献。

在这本书中，我将介绍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文本、文类与历史心性等概念，透过实际且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它们，同时提出一种对历史与社会研究材料（如历史文献、图像、人们的社会行为、口述历史与神话传说等等）的分析法。这样的分析方法，对我而言并非只是理论，而是近年来在研究著作中的实践，特别是在《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与《游牧者的抉择》这三本书中。这也说明我写此书的最初动机：在写作及出版上述各书的过程中，我不断问自己，为何我认为自己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为何我的分析逻辑合理？以及更重要的，为何我认为由此产生的知识有助于促进社会之和谐与公平？因此本书也是上述几本书的作者自我剖析，以及向读者的告白。

这本书除了提供学术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对社会有一般性影响：我希望它可以让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尘世界变幻万端的表相，认识表相下的事物真实本相。最后，当然，既然是反思性研究，我也将透过这本书表现自己对历史、文化、社会以及相关学术的反思。

为了这些写作目的，在这本书中我将举出许多实际的、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复杂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这不是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而是，我认为学术理论原来便是很简单的东西，它们只是学者为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所创造的一种思想导引工具。它们的终极用途是让我们了解人类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它们的效度（或可靠性），除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或田野民族志知识中被检验外别无它途。反倒是，讲究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经常发明（或翻译出）一些詏口的词汇，夹杂在文法不通的句子中，让学生们产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爱慕，却又捉摸不着其精髓。这样的学术风气，也造成学术与社会脱节；学者的精力与关怀大多只放在学术圈与“理论”之中。因此，将学术由云端拖到尘世间来，让学术重回社会关怀之中，这也是反思性研究的要务之一。

在这本书中，我引来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本（如《史记》、《华阳国志》）、图像（如三国演义之英雄人物绘像）、文类（如正史、方志、族谱）、文化表征（如少数民族服饰、羌藏族之山神崇拜），以及社会现实本相（如中原帝国、郡县、家族、少数民族），都是中文世界读者所熟悉的，因此这也是一本为中文读者所写的文本、表征分析著作。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在文献中作田野

在文献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是我过去在台湾一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文本分析”课程的副标题。当时有些教授反对，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的田野就是在某偏远地区人群中所进行的参与观察，不能在文献中作田野。人类学家到实实在在的人群社会中进行田野，的确是他们值得骄傲的学术资产，这也让许多历史学家十分羡慕。我常听历史学界的朋友说，我们无法进入唐代、宋代人群社会中，像人类学家那样亲身观察当时的社会，听每个人鲜活的话语，观其行为，分析其情感与意图，发掘隐藏的社会结构。于是，无法进行田野考察成了历史学家难以深入探究过去社会的普遍借口。

本书的主要内容，便在于说明如何透过文本、文类、历史心性、社会表征（表相）、社会现实（本相）等概念而“在文献中作田野”，也由此揭露隐藏在文献中的另一些历史景象。简单地说，首先，我将种种历史文本当作古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创作的社会历史记忆；社会情境与历史记忆文本有其对应关系。其次，我将说明，社会情境结构（如中原帝国之郡县体制）与特定文本结构（如方志文类）亦有其对应关系。最后，了解文本与情境以及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的对应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古代作者如何选择符号（如方志中记载的人、地、事件等等），遵循或违逆一文本结构，以制作其文本。如此，我们便可能经由对历史文本的分析，深入探索一古代社会情境，了解其各层次的“结构”，以及观察古人在书写、行动间流露的个人社会处境、情感与意图。简单地说，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及其内部结构、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与事件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深入观察并了解一古代社会的本相。

了解遥远过去的人群社会（历史学），与了解遥远空间外的人群社会（人类学），对反思性研究来说都只是整体研究的一半。另一半的研究则是，基于对遥远时间、空间外的“他者”或“异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认识“我们”与我们所存在的现实情境。如此，我们的现实存在，以及造成我们认知偏见的帏幕，将突然透明地呈现在眼前——像是蝴蝶咬破了蚕茧出来，终于看见以前被自己当作是全部世界的茧，以及自己存在的真正世界。前一半的工作是“化奇特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后一半的工作也就是，“化熟悉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

最后我要说明，反思性历史知识并非是要完全推翻、取代我们原来相信的典范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它仍建立在典范历史知识的时空架构上。它只是质疑典范历史的取材、解释与构成，批判典范历史简化了“过去如何造成现在”，因此让人们难以察见社会现实本相。然而反思性历史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下的　“历史解构“。虽然它们都将　“历史”　当作人们在现实情境中的建构物，但解构论者大多否定我们有探触真实历史的能力，或将造成“现在”的历史限缩在　“近代“，而反思性历史研究之目的仍在探索真实的过去，并希望因此让人们对“现在”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

最后，我希望，反思史学或一般性的反思研究所提供的对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新知，可以让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当前社会情境、本相在历史长流中的位置，均有深入体认及反思——也就是剥去脚底的皮茧，让人们能深切体认、体验社会现实本相。我相信，这样的反思性历史知识，能创造具反思性认知、认同并有行动能力（如抽回脚的动作）来改变社会的当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