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里海疆中国心，唐宋神韵东瀛情；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潜始末

前文《还是东印度公司档案惹的祸，发现南海I号，意外中的必然》马丁先生寻找莱茵堡号导致的结果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之作--对南海I号沉船的水下调查！这是剧情又出人意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李继续为您讲述。

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有着广袤的陆地国土，还有总长度3.2万千米的海岸线，从鸭绿江到北仑河，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千米，岛屿海岸线1.4万千米。可以通航的内陆水道不仅有长江、珠江、鄱阳湖、洞庭湖等大江大湖，还有人工奇迹京杭大运河。历史上，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出土过距今数千年的木质船桨等，证明那时，我们的祖先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来往于江海之上，从汉代开始的海外贸易一直延续到明清。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历史人文，显而易见，中国是水下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的国家。南海I号发现正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而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建设的迫切性也愈发显著。

世界范围内水下考古学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自古希腊时期起，人们就对古代的沉船充满了兴趣，他们在地中海海底的采绵中就发现了不少沉船。至19世纪中叶，考古学方法正式在欧洲诞生，1830～1833年，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利尔(Charles Lyell )爵士在他《地质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欧洲大陆上任何时代存在的遗存还要多”。1863年，恩格哈特(C.Engelhart)在丹麦斯列斯威格(Schleswig)的尼达姆(Nydam)沼泽地(现属于德国)中发现了4世纪的沉船，并按陆地考古的方法进行了发掘和记录。这大概是人们从考古学角度第一次系统记录古代沉船信息的工作了。中间的过程咱不说那么多了，这项事业发展到1959年，瑞典则动用了千余名潜水员打捞出水了瓦萨号(Vasa )。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治·巴斯(George Buss )，带领学生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沉船进行了水下调查和发掘，这被公认为水下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967-1971年间，英国王储查尔斯还主持了都铎王朝战舰玛丽·罗斯(Mary Rose)的打捞。70年代后期以来，水下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的第一个水下考古专业机构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落到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究其原因，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即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南海I号发现前后，正是俞先生紧锣密鼓张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的时候；他的学生张威，成了中国第一个水下考古 专业机构的负责人。当时还印刷了油印版本的内部刊物，以期宣传中国刚刚组建的水下考古事业。

俞伟超先生祖籍江苏江阴，1933年出生于上海，17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7年他再次进入母校北京大学，攻读副博士学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北京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老李非常荣幸地聆听了先生给我们本科生上的秦汉考古课程，当时对先生的印象就是很洋气，从来是西装，非常正式的课堂着装，如果形容我的课堂感受是：纵横八万里，上下数千年，知识渊博，受益匪浅都不足以形容。据老一辈师长回忆，俞伟超先生年轻时被称为北大青年教师中是有名的四大才子之一。他虽然人生坎坷，但为祖国考古事业奉献毕生的精神感动着我们，用纪念白求恩体的文字来说，凡是接触的过俞先生的人，无不为他的热忱和博学以及平易近人所感动，他是一个纯粹为祖国考古事业而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1985~199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馆长，三峡建设委员会文物保护组组长、国家文物局专家考古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类基因组多样性委员会六人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科一技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2003年，俞先生仙逝于广州，老李和同学们在ICU陪同先生走完了最后的一段人生，每每回忆起，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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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俞先生回忆起创建水下考古的想法，他说:“……水下考古学自40年代走上科学的道路以后，中国迟至70年代中期才开始了解这门新的学科。已故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文革’期间曾找过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希望能在海军的帮助下建立我国的水下考古学。……”曾经有一位英国青年考古学者到北京拜访俞伟超先生，交谈间，聊起中国的水下考古，英国人用关心的态度询问俞伟超先生:“水下考古的经费开支极大，中国还那么穷，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伟超先生答道:“中国的海域那么辽阔，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东边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发生联系;南边与南洋群岛发生联系，往西通过印度洋又会和欧洲发生联系，我们不搞水下考古行吗?”这就是俞伟超先生的国际视野与中国水下考古，对于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界来说，这是个大新鲜事，拿现在的话来说，是创新!但是，“文革”期间国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因此，这也只能是个想法，被搁置了下来。

而此时，他面对哈彻的海盗行为，南海I号的发现，无法再平静，但是当时国内虽然组建了机构，也算有了队伍，毕竟设备、经验等条件不足以支撑对南海I号开展水下考古工作。于是他联络了自己的老朋友，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先生。应当说，自唐以来，许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满怀倾慕之情，日本汉字不仅仅字形来源于汉字，读音中的“音读”也是源于汉语的。所以田边先生很快相应，同俞先生商谈对南海I号进行水下考古调查的各项事宜。田边昭三先生不仅是俞伟超先生的老朋友，两人有着清泉般学者的友谊；田边先生既是京都艺术短大的教授，又是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的所长，他带领日本水下考古队曾经与叙利亚合作，成功发掘了一艘属于13世纪的沉船，学术背景非常深厚。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便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组成了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就此双方签订了有关的协议书，俞伟超先生出任队长，副队长为田边昭三。

1989年11月15日，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集结到位，并按照考古工作惯例，给这艘沉船起了一个名罕—中国南海I号沉船。从此南海I号的名称正式出现了。关于南海I号名称的出现和含义，一开始就是这么简单命名的，因为它是水下专业队员在南海海域发现的第一艘古代沉船，因为1987年8月就已经知道它的存在了，而俞伟超先生所率领的是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它是第一个发现。同时，考虑到未来南海的古代沉船会陆续有所发现，即还有可能有南海II号、III号得等，No.1的称号，非它莫属。

关于南海I号的名称，说起来也颇费周章：南海I号当时的名称并不是专指，而仅仅是个序号而已，所以当时，对于南海I号的称呼还没有统一，有的书上称其为台山川山岛海域宋元沉船，九零年以后，《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有一篇对俞伟超先生的采访文章，当时，俞伟超先生称该船为南海一号，直至1997年《福建文博》俞伟超还叫南海一号，而张咸则称南海I号，而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名称是2000年以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文件全部称为南海I号。据有的队员回忆，用罗马数罕主要是为了和田野考古使用阿拉伯数孚顺序号相区别，以体现它是水下考古的特点。

参加南海I号第一次水下考古调查的中方队员有:张威、杨林、王军、刘童童、徐海斌、尚杰;日方队员是:小山内恭一、后藤雅次、吉崎伸、酒田裕次。日本朝日新闻电视台有五名记者组成摄制组随行。广州救捞局派出了“穗救201"、“穗救205”轮作为工作船，并派由四名职业潜水员和一名潜水医生加入了这个队伍，参加这次调查的还有地矿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

首先是对海床进行声纳扫测。原中英合作时的中方总指挥尹干洪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在他的指引下，17日下午2点40分，从“穗救205”轮传来好消息:找到南海I号了!此时，停泊在虎门沙角的“穗救201”轮以8节的航速，驶向现场。11月18日8时许，两轮在工作水域会师，在“穗救205”轮指挥作业的尹干洪立即登上“201轮”，向俞伟超和田边昭三两位汇报了情况，并正式宣告1989年南海I号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完成预足目标！

正如南征北战电影中的一句台词：。。。解决战斗还要靠步兵！第二阶段—水下考古队员进行测绘和采样。19日上午，海况良好，9点钟，潜水员下潜，首先由广州救捞局一位职业潜水员顺着浮标下水—他就是周信。非常巧合，2010年5月，老李在南天顺号船上，即南澳I号水下考古现场遇到了他。他和我聊起那次潜水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刚从海军复员，当兵时就干潜水，那会体力好，我才2h岁，所以领导就派我先下，当时按合同计划，19号是最后一天，我们领导说，摸到摸不到就看你了，实在摸不到，也没办法。所以，领导说你得尽力。我当时将入水砧，解释一下，什么叫入水砧。简单地说，就是一根长绳子，一头儿绑个重金属物体，有两吨左右吧，一头在水面船上，正规叫潜水绳子，那回我用了一条入水陀，一条通往水面，我还带了另一条绳子，把绳子一头绑在那两吨的砧砧上，把另一头拴在自已腰上，这样可以以同水面的入水陀为圆心，另一条为半径，地毯式摸一个圆的范围，我记得在水下，移动着摸了三个圆的范围，差不多还剩下十分钟的时间吧，我摸到水底有个小突起，我马上向水面报告”“怎么通话的?”“我们用的是管供式潜水，可以通话，上面指示我，扒开泥沙看看，我扒开泥沙，摸到两片碎瓷片，又报告了上面，说让他们专家下来鉴定。”周信的这次下潜，确定了沉船位置，并停留在原地接应日方潜水员后藤雅次，确认了水下的瓷片。这次潜水长达50分钟。两人出水后，后藤雅次设置好潜水绳，吉崎伸、酒田裕次下水，在水下完成了遗址表面测绘，绘制了平、剖面图。张威第五个下水，进行了探摸和采集工作，带回水面一块怀疑是船板的木块;紧接着，朝日新闻的高桥雅彦、藤山亨下水，进行水下摄像，采集回水面一块青白釉瓷片;之后杨林、王军下水工作。下午，高桥雅彦、藤山亨再度下水摄影摄像，但是因能见度太差而未果。之后，广州救捞局潜水员再次对遗址周围进行了探摸，最后后藤雅次回收潜水绳，第二阶段工作结束。当晚，载着南海I号被重新发现和复位的消息，水下考古调查队返航，途中，船上举行了小范围的庆功会，“当时，那个日本的队长，发给我一个奖品，奖励我第一个下水摸到南海I号。”“奖品是什么?”“是一支日本的自动铅笔，很精致，你知道，那会儿可是稀罕物件儿，那天我也很开心。”周信说到这里，脸上泛出自豪与满足的表情。

考古队于20日清晨到达广州。当日下午，俞伟超和田边昭三两位先生到达广东省博物馆，将水下采集的瓷片与1987年打捞的瓷片进行了比对，确认:两者完全一致。

张威回忆起与南海I号的第一亲密接触时说:“我沿着水面浮标绳拖坠下来的定点标志，潜入海下。在黑暗的海水中，只能依靠被海水放大的呼吸声和吐出的气泡位置，感知方向和同伴之间的距离··。…突然，我感觉手碰到了一个凸起物，表面很粗糙，但不是礁石。我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大约高出海床30厘米。接着，我又摸到了一块硬物，感觉像是一片船板，这时，我断定那块凸起的应该就是沉船的凝结物。”

199(洋1月4日《中国文物报》关于这次调查的报道标题是《中日联合开始勘察南海一号娜吕—记我国水下考古学的起步》，按照张威的话说:“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

END

链接：

1、还是东印度公司档案惹的祸，发现南海I号，意外中的必然

2、荷兰东印度公司沉船满载中国瓷器，海底盗宝，催生中国水下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