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商文化在东方的拓展

本文所说的东方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的，主要指今山东省及临近部分地带。史学界普遍认为这里在商代及其以前属东夷之地[1]。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考证东夷的论著中，往往也把商族视为东夷的成员，有学者虽将其与东夷之族分开，但仍认为“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2]。这种把商族视为东夷集团的看法与学术界认为商人发祥于东方的结论有关。如契居之蕃、昭明之商、相土之商丘、成汤之亳等被不少学者考订在今山东西南部及河南东部商丘一带等。

商文化在东方出现于何时？其发展态势如何？这涉及商族发祥于东方的具体地域，涉及学术界传统的认识是否能成立，也涉及成汤灭夏之后，东方在整个商王朝的统治格局中所占有的地位。有关这些方面的探讨，学者有所论及，分歧较大。本文主要根据对考古学材料的考察，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商以前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态势

近十年来，关于商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认定，学术界基本取得了共识，即认为二里冈文化属早商文化[3]，早于二里冈文化并在年代上与之相衔的考古学文化则属夏代考古学文化。

二里冈文化以前，亦即商代以前，东方地区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从早到晚依次是：北辛文化（鲁北为后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亦称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可视为4个发展阶段。经多方面比较研究，并参考14C测年结果，这些文化的年代分别与位居其西的中原地区以下4种考古学文化大致对应，即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或称王湾三期文化）、二里头文化。

可以看出，在早商文化，即二里冈文化之前，东方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与其西的中原地区东西相邻，既有类似的发展轨迹，又有不同的地域特色，同步而不同途，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从考古学文化分布的范围来看，在商以前的4阶段中，东西对应的两类文化是互为进退的。

北辛文化与裴李岗文化阶段。因各自发现地点较少，目前还难以确定各自的分布范围。

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阶段。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西界包括了今河南省东部，其影响所及到达河南省中部，如在平顶山市就发现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存[4]。

龙山文化阶段。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西至未出山东省西境。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往东进入山东，包括了今山东省西部和河南省东部，学术界将这里的龙山文化遗存视为河南龙山文化一个地方类型，称之为“造律台类型”或“王油坊类型”。与大汶口文化阶段相比，本阶段东方文化往东收缩与退却，中原文化向东扩张了很多。

岳石文化阶段。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于山东龙山文化，向西有了很大推进，重新占有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其影响所及往西到达郑州甚至更西，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少量岳石文化因素的器物。而同时的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与河南龙山文化相比，向西退缩较多，豫东商丘地区不属其所有[5]，东界仅达开封、杞县至太康一线。比较而言，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并不小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

由此可以看出，到这一阶段，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范围最广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同时，并与它们相互毗邻的还有下七垣文化，该文化分布在今冀中南和豫北地区，范围相对较小，文化性质既不同于东方的岳石文化，也不同于中原腹心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需要单独对待。虽该文化位居二里头文化之东北，然本文并未将其划归东方文化圈内。

如果我们把二里冈文化以前的东方和中原视为两大集团，把各阶段文化分布范围的变化视为两集团各自势力的强弱与消长，显然，彼此之间的较量有过反复。就东方而言，大汶口文化与岳石文化两个阶段则属强势阶段，其间的龙山文化阶段有所减弱。而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向东的发展，龙山文化阶段最强，仰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两阶段相对较弱。中原与东方的这种消长态势，与中原地区和周邻其他地区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相比，显得尤为突出和明显。

二、岳石文化并非先商文化

学界通常所说的商文化，是指商代的商文化，上起二里冈文化之始，下至殷墟文化之末。至于商代以前的商文化，则称为先商文化。若广而言之，先商文化当然也属商文化。因此，在探讨商文化在东方的出现以及商王朝最初对东方的经略时，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东方有没有先商文化，也就是说，岳石文化是否为先商文化。

以往对先商文化的认识，观点颇多，地域涉及今河北、山东、陕西、山西乃至内蒙与辽宁等地，考古学文化亦涉及多种，但其中最普遍的看法，则认为分布于冀中南和豫北的下七垣文化属先商文化。其次是认为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的看法，在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除这两种观点外，其它诸说都未引起学界重视。若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则东方自然是商文化的发祥之地，其在夏代已经形成，商代仍会继续存在。

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年代约当同时，它们大致以古黄河为界，东西相邻，互有影响，在地域上都属广义东方的范畴，两者分布的地域内都可找到商人发祥地的文献依据，将二者均视为先商文化，似乎也合情理，然而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又是特征完全不同的两种考古学文化，还没有任何人将它们视作同一考古学文化。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它们不可能都属先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说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论述，笔者赞同，兹不赘及。对岳石文化为先商文化之说则存有疑问，兹申论如下。

以往论证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的方法与路径有二，一种是以史学界的传统看法——商人发祥于东方（主要指豫东和鲁西南）之说为依据，直接从时间与地域上比对，认为“商出于夷是中国上古史的常识，所以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的一支”[6]。第二种是在符合第一种说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考古学方面的论证，具体而言就是以所谓“南关外型”及二里冈文化中所包含的岳石文化因素为依据，经过比较分析，推定岳石文化为先商文化[7]。

对“南关外型”中岳石文化因素的辨识有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1973年发表的郑州南关外遗址发掘报告将这类因素的遗存与二里冈下层文化区分开来，前者以南关外下层为代表，称之为“南关外期”[8]，后者以南关外中层为代表，性质属二里冈下层文化。报告作者经过比较，认为下层器物，即“南关外期”器物特征与中层“截然不同”，时代早于中层，并把它与郑州地区的洛达庙类型按当时的认识一起归入所谓商代早期文化，将其置于二里头文化阶段。同时将中层的二里冈下层文化也按当时的认识划归中商文化[9]。

此后，邹衡先生把中、下层合并，时代置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称其为先商文化“南关外型”[10]。稍后，罗彬柯先生也把中、下层合在一起，一并划归二里头第四期文化[11]。仇侦先生也认为中、下层不能分开，与二里头第四期同时[12]。罗与仇都同意邹将南关外中、下层合并，对其时代的判定也基本赞同邹说，文化属性也都认为属于商系统，只是罗与仇不同意邹的先商文化说，分别视之为当时所认为的早商文化和中商文化。

这三位学者的文章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岳石文化刚刚命名不久[13]，他们可能对岳石文化都比较陌生，未必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在分析南关外下层文化因素时，无一涉及与东方岳石文化的关系，忽略了下层与中层的区别，忽略了下层的特殊性，此乃时代与个人条件之局限。1984年，邹衡先生主持发掘了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二里冈上层文化以来商文化的堆积层位，因而对岳石文化也有了清晰的认识[14]，同时也为郑州地区早先发现的岳石文化因素的器物找到了归宿，解除了多年的困惑。

邹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一文中感慨道：“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未找到其（指郑州发现的岳石文化器物——本文注）归宿。今天才明白，它就是山东省岳石文化中最主要的陶器之一”[15]，第一次明确提出郑州地区在先商与早商时期存在少量岳石文化遗存。显然，此时邹先生已经意识到他所确定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中包含有岳石文化因素，只不过没有写出专文，重新予以论述。1989年，南关外遗址发掘报告的作者安金槐先生再次对“南关外期”予以论证，强调南关外中、下层不可合并，下层，即“南关外期”与郑州洛达庙期都早于二里冈下层，其中“南关外期”遗存属外地迁来的文化遗存，可能来自河南东南部淮河沿岸[16]。

显然，此时的安先生对岳石文化仍不了解。同年，李伯谦先生对南关外中、下层遗存进行比较分析，也认为“两者有着惊人的差异”，不应合并，下层遗存可能是夏代某一与国的文化遗存[17]。1992年，方辉先生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同意南关外中、下层分开的意见，认为“无论从地层划分还是从包含遗物来分析，‘南关外期’的划分是成立的”，不应将中、下层合并。方文同时指出，下层——“南关外期”具有大量岳石文化因素。虽然方先生不赞同将南关外中、下层合并，但他又同意“南关外期”属先商文化最晚期的意见，认为其来源是岳石文化某一类型，来源地以“豫东北的濮阳地区、鲁西的聊城和菏泽地区的可能性较大”[18]。

1994年，栾丰实先生在承认郑州地区南关外下层为成汤灭夏之前的商文化（实指先商文化，栾文称之为“早期商文化”）的前提下，进一步指出这种“早期商文化”中的岳石文化因素器物来自山东岳石文化，并依此为据，按照传统的商人发祥于东方的说法，推断岳石文化为先商文化[19]。随后，此说得到部分学者认同。由于方、栾二先生对岳石文化相当熟识，因而关注有加，他们以赞同“南关外期”属先商文化为前提，进而推断其来源于岳石文化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南关外期”包含的岳石文化因素最多，其来源于岳石文化则顺理成章。

但是，既然南关外下层与中层截然不同，可以分开，则下层的来源不等于就是中层的来源，二者不可替代，应该分别对待，南关外中层——二里冈下层的来源应另当别论。显然，他们重点强调了南关外下层的来源，对南关外中层——二里冈下层期商文化，即早商文化之来源未予足够重视。因此，推断岳石文化为先商文化的结论还存在难以理解之处。

笔者以为，将南关外中、下层遗存分开是合理的，二者分属两种文化，中层属二里冈下层文化——早商文化，则下层就不可能是先商文化。要探求先商文化，需要从已知的早商文化出发，通过文化因素分析，进行推断。而不是先指定“南关外期”为先商文化，再推断其来源，因先商文化是需要探讨的未知数。

如上所述，二里冈文化是早商文化的结论基本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众所周知，二里冈文化所包含的主要文化因素，一部分来自下七垣文化，一部分来自二里头文化，还有本阶段新出现的因素，至于岳石文化因素在郑州仅有零星发现，其中南关外下层是最丰富的一处，且时代稍早于二里冈下层时期。至于郑州的其他地点，甚至郑州以西的众多早商文化遗址，岳石文化因素器物就更少或者不见，因此，即使这些为数极少的岳石文化因素器物属二里冈文化的组成部分，亦绝非主流。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以支流的源头替代主流的源头，舍本求末，以宾夺主。

总之，岳石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不仅文化特征有着本质区别，看不出有传承关系，而且从郑州及郑州以西早商文化分布的广大区域内少见岳石文化因素器物的现象，也很难得出岳石文化是二里冈文化前身的结论。另外，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在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内，即整个山东省与河南商丘地区，迄今未见二里冈下层文化遗存。山东是考古工作发达的地区，在如此广袤的范围内不见二里冈下层文化遗存，很难说有而未见，实际应该是极少或者没有。

若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那么为什么接下来在岳石文化分布的地域内出现文化中断？先商之后不见了商代最早阶段的商文化？该有而没有，这是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现象，在探讨先商文化时必须面对，给以合理的解释。早在1987年，即上举邹先生《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一文中，他就指出：“二里冈下层时，山东境内仍然有岳石文化的存在”，“直到早商时期的二里冈期上层偏晚阶段或更晚一些，商文化才在山东省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取代了岳石文化”。二十多年过去了，山东省的考古工作又开展了很多，依然未发现二里冈下层遗存，邹先生的推断应该是贴近实际的。显然，商王朝初期，东方地区尚未纳入他的统治版图。此时的东方还是岳石文化的天下，属东夷集团占有。

岳石文化既非先商文化，说明山东在夏代不存在商文化，商人不可能发祥于山东和商丘。

三、商文化向东方的扩张

如上所述，商文化最初在东方的出现是早商二里冈上层时期。

在鲁北，本阶段商文化分布范围至少已达济南一带，以大辛庄遗址为代表。大辛庄遗址位于泰山北麓，今济南市东部，这里是通往胶东半岛的重要通道。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以来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发掘，在山东省境内商代遗址中考古工作开展最多，商代遗存非常丰富，时代从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开始，往后延续不断，一直包括整个晚商时期，历时较长[20]。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大辛庄商代遗存属商文化一地方类型。由此可知，早在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的扩张，在鲁北确实已达济南一带。至于济南以东，出有这一时期商文化因素器物的遗址也有一些，但缺少足够的材料以肯定确属商文化分布范围。

如1965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61级同学在临淄实习期间，曾在淄弥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其中弥河组在寿光丁家店子至益都潭家坊之间的弥河两岸发现商代遗址25处，并对益都（今青州市）萧家等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典型的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的陶器，有鬲、甗、盆、假腹豆、直腹簋、小口瓮等[21]。2003年，笔者参加临淄桐林遗址发掘，在少数层位中也发现典型的商文化陶器，有鬲和假腹豆等，时代属白家庄期。

2008年冬，笔者到博兴东关遗址发掘工地参观学习，也发现有比较典型的商文化陶鬲，时代相当于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期。由于这些材料都未系统整理，其整体面貌是否属商文化，还难以判定，其与岳石文化的关系也不够明朗。凡此，都有待继续探讨。但由这些发现可以肯定，商文化在二里冈上层时期或稍晚，已影响到潍河以西的淄弥流域。若结合晚商时期淄弥流域的考古发现（详下文），很可能在二里冈上层时期，这里已属商文化的分布区域。至于胶东半岛，迄今尚未发现本阶段商文化遗存。

在鲁南，包含有二里冈文化上层遗存的遗址往东已逾运河，在泗水流域及其以南有较多发现，但经过发掘者，内涵都不够丰富，比较而言，济宁潘庙遗址稍好[22]，有学者称之为商文化潘庙类型[23]。此外，在济宁凤凰台[24]、泗水尹家城[25]和天齐庙[26]、滕州前掌大[27]等遗址也有零星发现。所见二里冈上层遗物主要有鬲、甗、假腹豆、簋、盆、大口尊、爵、小口瓮等。虽然鲁南地区本阶段商文化遗存发现不太丰富，文化面貌还不够完整与清晰，但根据本地区以南，即距中原商文化腹心之地更远的安徽与江苏二省的发现，可以证明介于其间的鲁南地区在二里冈上层时期应属商文化分布范围。

商文化在安徽的出现，也始于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以含山大城墩遗址为代表[28]，学者们称之为商文化“大城墩类型”[29]。

大城墩遗址包含有夏商周各时期文化遗存，且都较丰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进行过多次发掘。发掘简报中的第二、三期文化遗存则属商代，相当于二里冈文化上层至殷墟第一期。所见商文化器物有鬲、甗、盆、假腹豆、大口尊、直口缸、小口瓮等。

商文化遗存丰富的遗址在江苏还难以确指，由安徽商文化遗存，即上举大城墩类型的确定，可以推断介于安徽与鲁南之间的江苏西北部，即今徐州、邳州一带应存在商文化遗址。尤其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在盐城龙冈遗址，也发现有商文化因素器物，有鬲、甗、假腹豆等[30]。盐城地近黄海，已相当边远了。这里是否可划归商文化区，因现有资料太少，尚难定夺，但其受到商文化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因此，由龙冈的发现可以断定，在其以北的整个苏北地区，都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可能属于商文化分布范围。

至于江苏境内长江下游地区，在商代则属湖熟文化的分布范围。虽然对湖熟文化年代与性质的研究尚存在分歧，但在其偏早阶段包含有商文化因素是非常明显的，学界也都认同。这些商文化因素的出现时间，最早也属二里冈上层时期，所见器物有鬲、甗、刻槽盆等。显而易见，湖熟文化早期受到了商文化影响。

总之，由安徽与江苏两地商文化的发现，可以推断位居其北的鲁南地区应属商文化分布区。

总括二里冈上层文化在山东境内的发现，除上述胶东半岛还未发现外，鲁东南地区也未见这方面的报道。不过，由苏北的发现，特别是龙冈的发现，可以认为鲁东南地区即使不属商文化分布区，也应该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相信会有商文化因素存在。如此看来，从二里冈上层文化开始，山东大部分地区纳入了中原文化的版图，结束了东方地区此前文化传统相对独立的局面。也就是说，是早商二里冈上层文化首次打破了东方地区与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对立的格局，终结了东方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脚步，使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除半岛之外与中原地区形成一致。这便是商王朝最初对东方地区的经略。

四、商王朝晚期对东方的经营

从早商文化遗存发现的地点来看，商王朝对东方的扩张是大规模的，若具体观察这些地点的分布，则以上述鲁北和鲁南两个区域最为集中。到晚商时期，基本延续了这种态势并有所加强。两区都出现了更高等级的聚落遗址，成为商王朝的重点经营区。

在鲁北地区，商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最多，其中以大辛庄和苏埠屯遗址等级最高，是商王朝经营东方时的重要居邑。

大辛庄遗址的商文化遗存一直延续到晚商时期，已发现的晚商遗迹有房址、水井、窖穴和贵族墓地。遗物中最引人关注的有青铜器、甲骨文、原始瓷器、白陶器、金箔残片等，这些都是高等级居邑的指示物。

贵族墓地约始于殷墟一期或稍早，即商文化在这里出现不久便有贵族存在，此后终商不断。这些墓葬多有殉人和大量殉狗，晚商时更多见腰坑，部分墓葬随葬有较多青铜器。其中殉狗之普遍和单座墓葬殉狗数量之多，为同时期同等级墓葬之最。如有一座规模稍大的墓（M74）竟殉狗21只[31]。

墓地中规格最高的墓是2003年发掘的M106和2010年发掘的M139，两墓都是本遗址时代偏早的墓。后者的规模稍大一些，墓口长3.22、宽2.24米。椁内被盗，但二层台上尚存青铜器10余件，其中最大一件圆鼎口径约40厘米，在同时期圆鼎中属体量较大的，表明墓主身份较高。在其它葬品中，还有一件铜钺和一件石磬也很特别，铜钺高29.5、刃宽30.6米，体量与苏埠屯之“亚醜”大铜钺相当，是现知商代最大的铜钺之一。石磬是山东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32]。

有学者研究，最早的石磬出现于龙山时代，见于陶寺遗址，此后逐渐增多并扩散，各时期凡出于墓葬者，都属贵族墓葬[33]。这两件器物都表明此墓等级较高。至于大辛庄所出商代甲骨文，则是商代第三个地点出土，也是山东此时唯一一处。另两处是安阳和郑州，都是商代都城遗址。此外，这里所见的原始瓷器和白陶器也都是商代高级贵族才能拥有之物。

比较而言，在相当于晚商偏晚阶段——殷墟三、四期时，大辛庄遗址墓葬的规格略有下降，文化特征亦有所变化。这一时期墓葬的规模，都没有超过M106和M139，但随葬少量青铜器的墓葬依然存在。说明此地在晚商偏晚阶段仍是商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居邑，只是不及前一阶段显赫。在墓葬出土的个别铜器上有“

”形族徽铭文，表明该墓地很可能就是“

”族之墓地。

文化特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陶器上。从二里冈上层到晚商偏早阶段，大辛庄的陶器与中原商文化陶器共性更强，形态特征的相似程度更高。到晚商偏晚阶段，这些共性和相似程度都明显减弱和降低。比如殷墟遗址第四期最常见的两种器物，无实足根肥足鬲和厚唇簋，在大辛庄遗址极为少见，在墓葬中最常见的则是一种无明显实足根、绳纹到底的粗锥足鬲，形态与西周早期鬲更接近。陶器的这种变化，或许意味着本居邑相对独立性增强，也许与统治重心的转移有关。

苏埠屯遗址位于山东青州市（原益都县）东北十公里苏埠屯村村东，位置远在大辛庄遗址之东，即距殷墟更远。这是一处商代晚期高规格的墓地，与之相关的居址还未找到，估计在墓地附近。早在20纪30年代这里就出土过铜器，经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有10座，还有一座车马坑。其中，有一座是四墓道大墓（M1），这是殷墟之外发现的唯一一座商代四墓道大墓。在殷墟几乎只有商王墓才设四个墓道，可见M1的墓主应该是一位与商王地位相当的人物，墓地等级之高可想而知。经发掘的其它晚商墓葬，还有单墓道“甲”字形墓2座，这在晚商墓中也是不多见的。除殷墟外，只有四个地点发现过。

苏埠屯墓葬多在早年被盗，但也有保存较好者，出土遗物较多。其中M1中出土有2件大铜钺，是现知晚商所见最大的几件铜钺之一。在多件铜器上有“亚醜”族徽，包括M1的2件大铜钺。另在墓葬M8中还出土一些铜器，上面铸有“融”字族徽。但学界较普遍认为，此墓地属亚醜族最高等级人物的墓地。

苏埠屯贵族墓都有腰坑，大墓有殉狗、殉人，其中M1殉人有48个，殉狗6只。墓中随葬的陶器与殷墟所见完全相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陶冥器觚与爵，与殷墟所见没有任何区别。而这两种器物在殷墟墓葬中最为普遍，是分期断代的主要标准器，也是殷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可在殷墟之外的晚商墓地中，仅见于两处，即苏埠屯墓地和磁县下七垣墓地。而下七垣墓地距殷墟甚近，葬品特征与殷墟相同乃情理中事；可苏埠屯墓地距殷墟很远，至少要比济南大辛庄远很多，可在距殷墟相对较近的大辛庄相当于商后期的墓葬中却不见冥器化的陶爵与陶觚。

这似乎从一个方面说明，苏埠屯墓地的主人与商王朝保持着更密切的关系[34]。同时也说明，到商代晚期，商王朝在鲁北的统治重心由大辛庄转移到苏埠屯，总体呈由西向东的发展态势，即进一步加强了对东部边疆的控制。联系到商文化分布范围从早到晚的变化状况，即商文化到晚商时期，其在北、西、南三方的分布范围均有程度不同的收缩，唯有东方——今山东地区之商文化在晚商时期不仅保持与商前期（后半）分布地域大致相同，而且进一步加强。由此可知，苏埠屯墓葬的特殊性并非偶然。

总之，各方面特征表明苏埠屯墓地与商王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墓地的主人应是商王朝统治下的负责管理其所在地域的最高首领。

关于鲁南地区，早商时就为商王朝占有，到晚商时，商王朝在这里设置的重要据点已发现一处，即滕州前掌大遗址。

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市西南，这里已近山东省南部边缘，往南不远即进入江苏省。该遗址商代遗存从早到晚都有，但考古发掘主要是墓葬，时代属晚商到周初。已发掘9次，共发掘晚商到周初的墓葬110余座，其中，“中”字形双墓道大墓3座，单墓道大墓9座。车马坑5座，马坑4座。大墓被盗，中小墓有保存完好者。墓葬亦多有腰坑、殉人，与商人葬俗相同。墓葬随葬的陶器，商文化因素器物一直较多，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多有“史”之族徽。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处史族的墓地，墓主也是商王朝派驻此地的最高长官，其性质和地位与河南罗山县天湖“息”族墓地相类。前掌大一带是商王朝在东南边疆的一处据点。

以上是考古发现的山东境内晚商时期规格最高的几处遗址，与考古发现的同时期商王朝在其他方位[35]的高规格墓葬相比，也属最高等级。如四墓道大墓其他方位未见，双墓道和单墓道大墓在其他方位也极少发现。可见商王朝对东方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商王朝何以如此重视东方，如此重视鲁北与鲁西南，学者已有论及。鲁北可能与控制渤海湾之盐业资源有关，尤其是晋西南解州盐池丧失之后，鲁北之盐显得更为重要[36]。这方面近年来有突破性成果，如在寿光双王城发现大规模晚商至西周时期制盐遗存。鲁西南则可能与控制或获取南方的铜矿资源有关。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晚商时期，商王朝的统治疆域在北、西两个方向大范围丧失，南方也收缩不少，唯有东方自早商占有以来，不仅未见削弱，反而在不断加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东方在商王朝晚期统治中的重要地位。

2013年2月6日改定

（原文刊于饭岛武次编：《中华文明の考古学》，日本·同成社，2014年；此据《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 如蒙文通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将中国上古部族分为三系，分别称之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与海岱民族，其中海岱民族主要是指居于今山东地区的泰夷族系(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稍后，傅斯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一文，也把夷置于东方。到20世纪40年代，徐旭生先生得出了与蒙氏近似的结论，将中国古代部族分为三大集团，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直称居于今山东地区的部族为东夷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2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原文初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

[3] 仅有极少数学者仍在坚持旧说，认为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是早商文化。

[4] 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1977年第5期。

[5]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本简报始认为坞墙遗址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后来较多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证明，商丘地区属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

[6]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该文还认为先商文化的源头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使用日用陶器的被统治阶级，来自冀南豫北（指邹衡所定的先商文化）；一个是使用城墙、铜器、文字等贵重物品的统治阶级，来自东方的海岸地带。

[7] 方辉：《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夏商文化断限的启示》，《华夏文明》第三集47-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8] “南关外型”由邹衡先生提出，包括南关外中、下层遗存，被他确定为先商文化；“南关外期”是发掘报告的提法，仅指南关外下层遗存。本文凡提到“南关外期”亦指南关外下层遗存。

[9]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本发掘报告执笔人为安金槐先生，安先生一直认为二里头文化后段（包括洛达庙类型）是早商文化，二里冈文化是中商文化。

[10]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2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罗彬柯：《小议郑州南关外期商文化——兼评“南关外型”先商文化说》，《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12] 仇侦：《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及其他》，《考古》1984年第2期。

[13]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该文始提出“岳石文化”命名。

[14]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15] 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114—136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16] 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南关外期遗存的再认识》，《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17]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280—29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8] 方辉：《“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夏商文化断限的启示》，《华夏文明》第三集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9] 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20]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大辛庄遗址1984年秋试掘报告》，《东方考古》第4集288—52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7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辛庄遗址139号商代墓葬》，《考古》2010年10期。

[2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65年实习资料。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恩田：《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4期。

[22]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2期。

[23]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

[24]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凤凰台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2期。

[25]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26] 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泗水天齐庙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4年12期。

[27] 据笔者调查所见。

[2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6）83—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9]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4期。

[30] 王爱东：《盐城首次出土一批商代文物》，《中国文物报》1996年9月29日。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5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韩明芳：《江苏盐城市龙冈商代墓葬》，《考古》2001年9期。

[31]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7期。

[32] 明义士曾在山东征集多件石磬，出土地点不明，有的或可与此磬同时，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

[33] 郭明：《关于中国早期石磬的几个问题》，《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428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4]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28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5] 指商王朝北、西、南三个方位地区。

[36] 燕生东：《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考古研究》，2009年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