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

商文化自二里冈下层开始，各阶段的分布四至有很大区别，在不同方位的出现和消失因时而异，如西方和东方就经历了完全相反的模式。就西方而言，二里冈下层时，是其大规模西进阶段；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时，是其稳定阶段；殷墟二至四期时，是其大规模退缩阶段。兴、衰过程相当清楚。如果承认二里冈下层文化是商代之初的商文化，殷墟第四期是商代最晚的商文化。那么认识商文化各阶段分布的变化，或许会对探讨商王朝疆域的变化，在各方位势力的消长，以及与周邻诸方国的关系等问题有所帮助。以下仅对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过程作简要分析。

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以前诸考古学文化

为了全面认识商文化在西方的兴衰过程，有必要先就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代以前诸考古学文化之分布态势作简单介绍，以充分了解二里冈下层早商文化与此前商文化在分布范围上的不同。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继龙山时代之后，商代以前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以下四种：二里头文化、东太堡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

二里头文化大家最为熟悉，是考古工作开展最多、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在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东不及商丘，仅在杞县和驻马店一线有发现，如杞县之牛角岗、段岗[1]、驻马店之杨庄遗址等[2]。西可抵关中东部及丹水上游之商州，如陕西华县南沙村[3]、商州东龙山遗址等[4]。北不逾霍太山，如山西襄汾大柴遗址[5]。南可达汉水流域，如河南淅川下王岗[6]、邓州穰东遗址[7]等。可以看出，豫西和晋西南是其中心地区，豫西则属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则属东下冯类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东太堡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中北部，是一种以高领、高锥足鬲为代表的遗存。这类遗存在晋中、晋北地区已发现多处，除太原东太堡外[8]，还有太原许坦、狄村、光社，太谷白燕、汾阳北垣底、峪道河、杏花、薛家会，娄烦何家庄、罗家曲、史家曲、庙湾[9]，忻州尹村等[10]。其文化特征不同于其南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山西中北部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而言，这类遗存分别与位居其东和其北的下七垣文化、朱开沟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对下七垣文化分布范围的认识小有分歧，但认为太行山东麓南段属其范围则是一致的。如此，其南与二里头文化、西与东太堡文化，东与岳石文化分别相邻。该文化是一种以卷沿锥足鬲为代表的遗存，其有多种器物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同类器甚为接近，演变关系清晰。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下七垣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前身，属先商文化。

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东临海，西与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相邻，其分布范围似不小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的面貌，各地较为一致。它具有一套有别于其它文化的陶器群，如夹砂陶多为褐色，泥质陶多为灰色，大部为手制。素面为主，凸棱饰发达，还有少量彩绘陶等。有些石器亦很有特色。因岳石文化发现早、认识晚，对其分期、分类尚未形成共识。目前学术界较普遍认为岳石文化属东夷文化。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上述四种考古学文化中，若将分布范围较小且地域偏北的东太堡文化排除，其余三种文化以河南东部为界，大致呈鼎足之势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继龙山文化之后形成一种新的格局。比较而言，三者中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最大，且东西对峙，彼此相邻。如果分布范围之大小与其强弱有关，那么，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强的两大集团。

据文献记载，有夏一代，与夏王朝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东方夷人集团，其著名的领袖人物如皋陶、伯益、后羿、寒浞等在夏初都显赫一时，甚至一度取代夏王朝，“因夏民以代夏政”。少康复国以后，夷人集团中虽再未出现上述类人物，但一直兴盛不衰，与夏王朝时战时和，成为夏王朝外部的主要对手。这种状况无论时间、地域和态势都颇与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存在格局相吻合，似从考古学文化上为“夷夏东西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至于下七垣先商文化，分布范围远小于上述两种文化，似乎不及他们强大。

约自晚清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商族发祥于东方，属东夷集团，其分布范围包括渤海湾周围广大地区，以今山东、河北和辽宁为主。其中鲁西南和豫东是其中心活动地域。考古材料表明，这一广大地区内存在的考古学文化并不单一，现知除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外，在他们的北面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彼此特征明显，不可混淆，笼统地将他们视为东夷文化显然不妥。结合与二里冈文化的传承关系，视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是合理的。商族在灭夏之前，有其相对独立存在的空间，其与东夷相邻，互有关联在所难免，但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归东夷集团。

二 、二里冈下层阶段——商文化的西进

到二里冈下层文化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第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下七垣先商文化的分布范围相比，二里冈下层文化向南、向西大范围扩张，几乎把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全部占有。其中往西包括秦岭南北的关中东部和商州地区。前者以耀县北村遗址为代表，其它遗址还见于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真坊、华县南沙村、大荔赵庄与白村等[11]。后者以东龙山遗址为代表。如果我们把山西西南部也视为本阶段商文化的西境，则典型遗址有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和侯马上北平望等[12]。前两处属运城地区，位于山西西南端，南与豫西，西与关中隔（黄）河相望。无论陕西东部，还是晋西南，此前均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二者各自在西部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可以说是二里冈下层文化第一次统一了中原地区。此时，商文化的政治中心也由太行山东麓转移到河南中部，即转移到原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地区郑（州）洛（阳）一带，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新建就是最好的证明。

显然，商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扩张是向南、向西进行的，是以完成对二里头文化的全面替代为主要目的的。

至于东部地区，即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迄今为止一直未发现二里冈下层文化。可见，虽然下七垣先商文化也与岳石文化相邻，但商文化的第一次扩张并未向东发展，岳石文化仍继续安然存在。

14C 测年表明，二里冈下层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由此可知，二里冈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取代，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地域上看，都与夏商更替相符。因此，视二里冈下层文化为最早的早商文化，于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变化上也是说得通的。

商文化在初次扩张时首先全面占领夏地，而不是东夷之地。说明在商人目中，夏是最主要的革命对象，只有首先掌控夏人，占领夏地，才能迅速壮大自己，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商对夏的占领是相当彻底的，如上所述，二里冈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涵盖了全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这与后来周灭商的状况极其相似，都是以小治大，全面占领。此举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

我们说商文化的初次扩张不包括东夷之地，是因为在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没有发现二里冈下层文化遗存。上文提到，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大，而此范围内开展的考古工作亦相当多，二里冈下层文化存在而没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内中包含着诸多问题需要回答。如有学者认为岳石文化是先商文化，且不说其立论前提“南关外型”属何种文化尚难论定，仅偌大的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内不见早商之二里冈下层文化就无法解释。按照这种观点，等于在先商之地突然完全不见了早商文化，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当然，在下七垣文化的分布范围内二里冈下层文化发现也很少，但这与二者属同一文化之早晚而不易区分有关，目前确定的下七垣先商文化晚期，可能进入早商时期。它之所以与典型的二里冈下层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所不同，是因前者是商人在本土之发展，后者是其南下后融合当地文化因素而形成。这与岳石文化和二里冈下层文化间毫无传承关系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阶段——商文化在西方的稳定

本阶段商文化向外极度扩张，分布范围空前之大，此已为学界共识。但比较而言，这次扩张主要是向北、向东和向南，向西相对较少。

在前一阶段，商文化已到达关中东部，而本阶段仅向西推进到周原一带，可以说没有推进多少。而且周原的商文化与相距较近的位置稍东的北村遗址的商文化相比，商因素减少很多。在北村遗址，本阶段与中原商文化陶器相同者颇多[13]，有鬲、甗、直腹盆、直腹簋、浅腹盆、假腹豆、大口尊、敛口瓮、直口红陶缸、贯耳壶等，还有一些特征类似，如鼎、小口瓮、釉陶尊、器盖等。商文化陶器可谓占了本阶段陶器的绝大部分。而在周原地区，以发表材料较多的扶风壹家堡遗址为例，与商文化相同的陶器只有鬲、甗、假腹豆。按照发掘者孙华先生的分析，这类商因素的器物与混合因素的器物之和占全数陶器的58％[14]。也就是说，纯属商文化因素的器物可能不足50％，在周原未必处于强势地位。

1999年以来，北京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广义的周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在努力探讨周系考古学文化诸多问题的同时，对周原地区商文化的存在状况亦予以特别关注。发现本阶段这里的商文化因素不甚突出，不够典型。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这类含商文化因素的遗存都不单纯，文化结构比较复杂，其中商文化因素所占比重有如壹家堡遗址，不占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在周原地区还没有发现商文化因素明显占主导地位的遗址。二是这类含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在周原地区不太普遍，与之相关的其它方面的发现也较一般。基于这种状况，将这类含商文化因素的遗存确定为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比较勉强。

总之，与前一阶段相比，本阶段商王朝对其西境基本属于维持原状，保持稳定，没有大的作为。这应与本阶段商王朝向其它三个方向的大规模扩张有关。

四、殷墟二至四期阶段——商文化在西方的退缩

本阶段属晚商，此时的商文化除东方外，其它三方都大范围退缩，其中西方的退缩尤甚。

到目前为止，在晋西南，即今临汾与运城两地区，除在临汾盆地东部，即太行山西麓边缘发现个别晚商遗址外[15]，它处仍未发现。在豫西，特别是洛阳以西，也极少见到这一阶段的商文化遗址，尤其是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商文化遗址，更难确认[16]。

当然，在这一阶段，无论晋西南，还是豫西，不仅没有或缺少商文化遗址，即使其它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也未发现。众所周知，这两个地区都是中国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最多的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最为齐全，各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最为大家熟识。在此缺少晚商时期的遗址，不会是有而未发现，或者发现了而不认识。应该说晚商遗址确实没有或极少。

如上所述，晋西南和豫西是商代前期商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为什么在晚商时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何，在此不予讨论，但需要就其以西地区本阶段是否还存在商文化予以分析。

按照以往普遍的看法，本阶段商文化分布的西至是关中东部，以西安老牛坡遗址三、四期遗存为代表[17]，有学者称之为商文化“老牛坡型”[18]。关中东部以西已不属商文化范围。若此，则商文化向东退缩不多，差不多退到第一阶段的程度。关中正位于豫西和晋西南以西，如果“老牛坡型”遗存属商文化，那么它与以安阳为中心的商文化之间便存在一个相当大的近乎空白的地带。其实，细审所谓“老牛坡型”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器物特征，与殷墟商文化有很大区别。对此，即使主张其为商文化地方类型的学者，也认为它“不会是由殷墟文化发展起来的”，“是在二里冈型早商文化基础上，吸收其它文化的一些因素发展起来的，又与殷墟晚商文化有较明显差别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商文化遗存”[19]。这种看法已经认识到了此类遗存的特殊性，认识到了与殷墟商文化的区别。可能考虑到此类遗存与同遗址早商文化有一定关联，不能断然分开。故仍视之为晚商文化一个地方类型。现在看来，老牛坡遗址晚商时期的遗存属不属于商文化需要重新予以认识，地理上的阻隔对文化形成的影响不能不予以考虑。

若老牛坡晚商时期的遗存不属商文化，与早商时期相比，则此时商王朝西部疆域向东退缩了很多，基本要接近“右太行”的位置了[20]。在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山区，确实有不少商文化遗址存在，对此，我们有过简单介绍[21]，兹不重复。

五、相关问题的思考

首先，是对甲骨文有关诸方国是否在晋西南的思考。

以往有不少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将甲骨文所见的部分方国考订在山西南部，包括晋西南。如陈梦家先生就认为自武丁至文丁，商王国主要的敌人在晋南，即汉代的河东郡（今晋西南）和上党郡（今晋东南）[22]。张光直先生在论述甲骨文部分方国之后，专门把晋南地区列出进行了分析，强调晋南是商王朝铜、锡和食盐的主要供应地，这里的国家在商王朝与其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外异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23]等。由于晋西南缺少晚商时期的遗址，这里当时是否存在一些颇有实力的方国还很难确定，至少目前还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支持。

其次，是关于晋西南是否为周族发祥地的思考。

自钱穆先生创周族发祥于晋西南之说以来，一直有学者信从。还有学者把邹衡先生提出的分布在山西太原一带的“光社文化”可能是先周文化的推测与钱的看法相提并论，以为可以互证。其实两位先生所论的周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并不相同，一在晋西南，一在晋中，不可混为一谈。若晋西南果真是周族的发祥地，同样面临上述缺少晚商时期遗址的窘境。虽然晋西南有比晚商文化更早的考古遗存，年代也在太王以前，但那属于二里冈早商文化，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还没有学者敢把二里冈文化说成是先周文化。可见，周族发祥于晋西南之说也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支持。

再次，是对晚商时期姬周集团东征的思考。

依文献记载，早在王季时，姬周集团（可能还包括姜姓等族）就开始了向东发展。王季征伐过若干“戎”系集团，如“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等。凡能考释其地望者，虽各家小有分歧，但皆在今太行山区，且以晋东南为主。文王时继续东征，其征伐的对象主要有黎和邘。关于黎的位置，无论今壶关说，还是今黎城说[24]，二者都属晋东南，且相距不远。关于邘的位置，没有分歧，一般都认为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沁阳附近，位于洛阳东北方向。文王的这两次东征路线，伐黎走的是其父的老路，应当先渡河，经晋西南再进入太行山区；伐邘走的路线，则当是先途经豫西，过洛阳向东北于孟津渡河再达沁阳。

我们注意到，在王季父子一系列的东征对象中，无一在晋西南和豫西。联系到后来武王的两次伐殷，也都是长驱直入，直达孟津才作进一步的战争部署，好像豫西也没什么阻挡。凡此种种，与上述晋西南和豫西不见或极少见晚商遗址的现象都是相符的，在当时，这两个地区一定人烟稀少。

最后，是对在关中地区如何区分晚商与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思考。

这里所说的晚商与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分是指相当于殷墟第四期与西周早期的区分。在殷墟遗址，其第四期有两种器物既数量多，又特征明显。一是鬲，宽沿方唇上翻，分裆，空肥足无实足根。体矮，一般饰粗绳纹。一是簋，侈口较高，厚唇，腹微鼓，矮圈足。腹中部往往饰细绳纹及三角划纹。这两种陶器特征鲜明，最易识别和把握，是判定商文化期别与性质的典型器物。然而在关中地区，在所有各家论定的先周文化中都没有发现这两种器物[25]，即使所谓“老牛坡型”商文化中也没有发现。然而，到西周早期，上述两种商式陶器却突然在关中出现，与周系器物共存。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沣西遗址有发现[26]，周原和周公庙遗址也有发现，其中鬲较少而簋较多。因此，这两种商式器物是关中地区区分晚商（或先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与西周早期周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商式陶器不见于先周而突现于西周早期，这显然与周灭商有关，很可能是周初分迁殷遗民在考古学文化方面的反映。与此类似的现象还见于晋西南和京津地区，前者无晚商文化，然西周早期晋文化中出现商式器，以天马—曲村遗址为代表。后者晚商属围坊三期文化分布范围，不属商文化分布区，不见商式器，然在西周早期燕文化中出现较多商式器，以北京琉璃河遗址为典型。

关中再度出现商式器，犹如关东突然出现周式器（如联裆鬲）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断代意义。

2008年8月

（本文为“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8年10月，台北；此据《夏商周考古探研》，科学出版社，2014年。）

注释：

[1]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

[3]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4] 杨亚长、王昌富：《商州东龙山遗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王力之：《试论商洛地区的夏商文化》，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论文，1999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穰东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2期。

[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狄村、东太堡出土的陶器》，《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9]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习资料。

[11] 第一、二阶段关中商文化遗址参考了张天恩先生的研究结论，参见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12] 侯马市博物馆：《山西省侯马市上北平望遗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13] 徐天进：《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 孙华：《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5] 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16] 其实在关中东部，至少西安以东，明确属于晚商时期的遗址也极少。

[17]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15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9]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15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述商纣之国的范围时云：“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21] 刘绪：《商文化在北方的进退》，《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2006年。

[22]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311页，中华书局，1988年。

[23] 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

[24] 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黎城县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楷侯”大墓，“楷侯”即黎侯。商代之黎也应在其附近。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2000年第2期。报告中认为97SCMH18 : 111、112号器（被定为先周文化）“有殷墟四期陶鬲风格”，依发表线图看，此判断较勉强。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2000年第2期。